赵树理说自己是颇懂点鲁迅笔法的，在小说创作中他特别关注笔下人物精神面貌的本真状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同鲁迅大体一样，他在观察表现中国农民社会时，也是从农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的考察的。在他的显性叙事中，农村世界有反面人物（地主恶霸），有中间人物（“老”字辈式的农民），有蜕变人物（年青一代思想变质的农民），有正面人物（“小”字辈式的农民），赵树理用非常明确的笔调写出了这些人物最终的不同结局。但在这种显性的主流话语的叙事框架中，赵树理小说隐溢出这些农村人物对封建文化的相同的承载，而这更应是赵树理在关注农村农民精神时与鲁迅相通的地方。延此思路，本节将分析在赵树理笔下出现的显性流氓形象及农民身上发散出的与其相通的隐性流氓性。
什么是“流氓”呢？《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氓”的一项解释是，氓，古代指百姓；“流氓”是指无业游民。本节说的流氓是指游民中的一类群体，虽属少数，但他是游民的群体性格、思想、行为的阴暗一面的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者。
在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显性流氓形象。
在赵树理小说的显性层面，这种流氓形象都是反面人物，即村中的地主恶霸。《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和兴旺二人，“抗战初年，金旺、兴旺为一支溃兵作了内线工作，引路绑票，讲价赎人，又做巫婆又做鬼”，八路军打垮溃兵土匪，这二人在选村干部时又掌了实权，因看上小芹又没占得便宜，便找茬捆了小二黑和小芹开斗争会。《李有才板话》中，阎喜富“吃吃喝喝有来路；当过兵卖过土，又偷牲口又放赌，当牙行，卖寡妇……
什么事情都敢做”，“抗战以后，这东西乘着兵荒马乱抢了个村长”。《李家庄的变迁》中，小喜“中学毕业，后来吸上了金丹，就常和邻近的光棍们来往，当人贩、卖寡妇、贩金丹、挑诉讼……无所不为”，他竟混成了个所谓的“上尉副官”，后又当参谋长，不仅混迹于地方军阀势力，也混迹于地方土匪势力，日本人打过来又和日本人混在一起，真是混得如鱼得水。
《邪不压正》中，在刘锡元得势时，小旦作为刘家的走狗强逼王聚财把女儿答应嫁给刘锡元的儿子。八路军一来，小旦又领着人把刘氏父子给捉了回来，自己成了“积极分子”，并分得了胜利果实，“后来看见元孩、小厂当了干部，他就往他们家里去献好”，在小昌的授意下，又去强逼王聚财把女儿软英嫁给小昌的儿子小贵，而一旦小昌在党内受到处分时，小旦为把自己洗干净，对小昌是倒打一耙。
这些流氓者在赵树理的显性叙事中，最终都被新政权镇压了，由他们引起的“问题”被新政权解决了。“问题”的解决，体现出赵树理“问题小说”显性的修辞效果，即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对新政权权力的膜拜。
但在“问题小说”结构的叙事中，赵树理“却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挣破‘问题’有限的涵盖范畴，去进行纵横交叉式的思索，以便把‘问题’扩展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生形态及其人类的特殊生存方式——即文化属性，通过对其现实行为与心理构成的艺术表现，赋予作品长久的文化价值”。
透过这种“问题小说”的显性叙事，细究这些人物身上的流氓性，竟然发现这些人的出现，在农村有着很广阔的背景，进一步探寻这一背景，竟可从许多农民身上找到与这些人精神相似、相通的流氓性，而这些造成了对前一显性修辞的反讽、消解，导致赵树理的小说不再单纯、明朗，而是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赵树理小说的显性修辞意向反而显得不那么至关重要了。
《小二黑结婚》的显性叙事，要传达的是金旺和兴旺作为封建恶霸势力代表，最终被正法，反封建斗争在新政权领导下获得了胜利。金旺和兴旺，在没当村干部之前，由于压迫弱势群体，他们的流氓性很容易被看清楚。
但一旦成了体现新政权的村干部，他们的面目就变得有些模糊。他们要霸占小芹，要治二黑的罪，但他们却是通过“反封建”的方式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了，由于他们是以新政权代表人的身份出现的，因此群众较难分辨出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尽管如此，他们仍是混入基层干部中的恶霸地主坏分子，因此在赵树理的笔下这种流氓最终是被新政权给清理掉了，“问题”被解决了，同时也让读者形成一种认识，流氓就是恶霸地主坏分子。
但在《邪不压正》中，却出现了个小旦这样的穷人流氓者，问题就变得有点复杂了。小旦是穷人，为了生存他给刘锡元做狗腿子，欺压弱势群体。而在革命到来时他变成了革命积极分子，捉来了刘锡元父子，并积极地进行批判斗争，因此他比别人多分得了胜利果实。但是，在成了革命积极分子后，小旦却正大光明地要求多分“浮财”，要求斗争由开荒起家的王聚财，他的流氓本性才完全彰显了出来。安发说他“是个八面玲珑的脑袋，几时也跌不倒”。赵树理说，“土改之前，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流氓甘做地主之爪牙，狐假虎威欺压群众”，在“发生土改之初期，流氓钻空子发了点横财，但在政治上则两面拉关系”。
因此，对这样的流氓，土改之前广大群众是很容易辨认清楚的，但土改初期就难以辨认他们的真实面目了。
为什么此时的流氓就难以辨认？因为像小旦这样的“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他摇身一变，便成了革命积极分子，又比一般的贫农更革命，这时他的阶级身份就变得暧昧起来了。他是“穷人”，这种身份决定了他应是最有资格用革命的手段对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人，他应该占有革命的话语权，革命的最高目标就是让这样的全体穷人获得翻身解放。在革命话语体系中，革命积极分子与封建地主分子，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革命斗争就应是前一个权力体系对后一个权力体系的专政，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事实却是，像小旦这样的穷人却可以自由地来回穿梭于这两个权力体系，寻找自己要找的东西——物质与权利，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不择手段，无所不为，但又如鱼得水。在上文，我们说流氓是恶霸地主坏分子，现在我们看到流氓也可能是穷人。由此，流氓性就不光体现在地主阶级身上，也可能体现在无产阶级穷人身上了，体现在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农民身上了。这样我们不光难以辨认金旺、兴旺这样摇身一变的新政权的革命干部身上的流氓性，我们更难辨认一系列穷人身份的农民身上的这种流氓性了。赵树理小说中，如三仙姑、张德贵、老秦这些穷人身上是否也有流氓性的东西？至此我们需要重新分析上文这些流氓者身上的流氓性了。
赵树理小说中的这些流氓者，金旺、兴旺、喜富、小喜、小旦，首先体现出的是一种游民的存在状态。他们虽然出生于农村，但他们已经基本上脱离了以农业生产为本的生存方式，不再靠务农为生，不再依靠勤苦的劳动来维系和改变现存的生存状态，因此他们已经不是传统的农“民”了。
离开了在土地上的辛勤劳作，处于游民的存在状态，他们放弃了辛勤劳作的价值观而开始追逐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去更容易地获得物质和权力的价值观，因此无论是为非作歹，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只要是能够谋到利益，他们便无可不为。他们要么依靠社会权势，通过给这些权势做爪牙或走狗来获取自己的物质权益，要么已经混有了某些特权，又通过这些特权来为自己谋取更大的物质权益。
其次，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一种奴性人格。这些流氓者在等级社会中，在地位低时便竭力地给地位高者做最顺从的奴才、爪牙和走狗，而一旦具有高位和权势，就开始转过身来欺压弱势的群体，因此他不可能有独立人格和平等意识，只有奴才、主子二元对立的存在。他们除了做奴才，就是主动去欺凌和羞辱他者。小喜、小毛，一方面是找自己可靠的主子，一方面依仗主子的权势去欺压别人。而金旺、兴旺、喜富等已经是通过钻营在新政权里获得了合法的权势，自是要去欺压他者了。
而流氓性在这些人身上最重要的体现是他们都没有固定的信仰和操守，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念。鲁迅在批判中国文人的流氓性时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称之为流氓”。这种“无信仰”、“无特操”现象在赵树理的流氓世界中也是他们身上最显著的特点，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流氓都能够变出合适的态度来的，这种无操守的品行只指示一种意向，即为自己谋取利益和权势，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
鲁迅说“阿Q的像，在我的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反过来说阿Q身上散发出了我们民族性中流氓性的一面。同样在赵树理的农村世界中，在普通的下层人物身上也出现了这种隐性的流氓性。
《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十五岁嫁给于福，为了自己的私欲，便用撒赖的方式突然变成了仙姑，“下神”足足三十年。这一则可避免农村劳动，二则可吸引一大帮年轻人给自己做伴。而她更不可见人的是为了能把“看来像个鲜果”的小二黑笼络在自己的身边，她竟强逼小芹去给一个富官做续弦。从这些看，三仙姑离开了生产劳动，丧失了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丈夫和女儿，没有亲情，有的只是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私欲的价值观，而这不就和上文提到的流氓形象在精神上有了相通之处了吗？
《李有才板话》中张德贵的儿子给吴启昌住长工，自己又是本村地地道道的穷人，但他却是“跟着恒元的舌头转”，在阎家山领导集体中，他当上了农会主席，却成了有名的“吃烙饼干部”。依靠于阎恒元，他只不过是“有时候从阎恒元那里拿一根葱、几头蒜”，“跟着恒元吃了多年残剩茶饭”罢了，为了得上点小便宜，他死心塌地地为恒元做奴才，为讨好阎恒元不惜在老槐树下去偷听大火的议论再到阎恒元跟前去邀赏。那老秦又如何呢？他处在农村社会最底层，是阎家村最穷的农户，“吃亏、受怕，受了一辈子穷，可瞧不起穷人”，对老杨前恭后倨，而一旦老杨真给他讨来了土地，前后态度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瞧不起穷人，那他瞧得起的是什么呢？他看上的应是老杨手中的权势，是阎恒元手中的财富，而这不光是老秦的价值观，这几乎是所有农民都梦想的东西。假设给老秦这样的穷人一定的权势和财富，他是否不会有欺压弱势他者的可能性呢？赵树理小说中更进一步写出了小元、小昌式的人物，回答了这种质疑。
小元的“家中只有一个老娘，没有吃的，全仗小元养活”，在阎家山是很穷的农户，受阎恒元的欺压，因此在与阎恒元的最初斗争中小元非常积极，阎恒元为了报复他故意把他选为武委会主任。可受训回来的小元在掌有一定的实权后，就非常容易地被阎恒元拉进了自己的阵营。小元很快地“穿衣吃饭跟人家恒元学样”，“不生产，不劳动，把劳动当成了丢人的事，忘了自己的本分”，“架起胳膊当主任”，“逼着邻居当奴才”。至此，小元当初所有斗争阎恒元的积极意义全被消解掉了，反而与被斗争的对象沆瀣一气。物质的欲望滋生出了对权力的欲望，权力再滋生出更大的对物质的欲望，而这种对权力和物质的欲望不正是老秦、张德贵这些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吗？小元的这种转变再一次让我们感觉到这样的穷人和那些恶霸身上可能有着相同的流氓性。如小元一样，小昌翻身后并不满足，反想着如何能更多地占有别人的物质财富。他借区上“帮助没有翻透身的人继续翻身”，把已经批斗过的刘忠再次当成了封建尾巴，更把以开荒起家的王聚财当成了斗争对象。同时和小旦勾结在一起，打击异己力量贫农小宝，让小旦去利诱威胁王聚财，要王聚财把刚从地主刘锡元强迫婚约中逃出来的女儿软英嫁给自己的儿子小贵。至此，小昌已经走到了“和刘锡元差不多”的地位，和流氓者金旺、兴旺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了。小元、小昌受压迫的穷人社会地位虽然使他们在社会斗争开始时是认准斗争对象的，但他们的价值观和理想仍是建立在传统旧思想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掌权、斗地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放全体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而是为了谋求私利，从这一点上看他们个人的革命与阿Q的革命是十分类似的，他们的革命结果不过是建立一个由他们统治的农村世界，而这种农村世界与以前流氓金旺和兴旺统治的农村世界没有任何的区别，仍旧是一个由流氓恶霸统治的世界。
虽然在赵树理的显性叙事中，在这些穷人身上具有的流氓性的“问题”在小说文本的叙事末尾由显性“问题”——恶霸地主的问题——的解决同样被解决了，三仙姑撤去了香案，张德贵被去掉了农会主任的职务，老秦不敢再看不起老杨这样的干部，小元受到了批评，小昌也将受到党内的处分，但这些人的流氓性的思想价值观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却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因为产生这些人这种价值观的思想背景依然存在在那里，光是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还有许多人有这样的思想和价值观，那些没有姓名的，仍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择手段的人物还有好多，而在现实生活中的各个历史时期，这种人物真是太普通常见了。因此赵树理小说的显性叙事有意遮蔽了这些真正的深层问题，而使小说的叙事具有合法性，而追究这些流氓性的民间叙事，自然就一点点地对小说显现叙事的意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对新政权权力的膜拜———构成了挑衅和反讽。
在农村社会的变迁中，流氓者往往是得利最多的，虽然他们被许多农村人物所鄙视、厌恶甚至痛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村人物要获得成功，便又在自觉不自觉地模仿这些流氓群像。因此说，赵树理的小说对这种农村流氓性的表现，是赵树理对国民劣根性的思考，是在鲁迅开创的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了我们国民劣根性的根深蒂固，这使他的小说有了与鲁迅相同的思考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