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赵树理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满足时代的需要。
“他以很大的精力和热情反映了处于社会主义变革中的农村，创作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我国农村真实的历史画面。”
他诚恳地歌颂革命新政权带来的解放，包括最能体现新社会优越性的女性解放。然而他并不是一味地歌颂新政权，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也并未停留在表层，他看到了在新社会女性地位改变的表象下所蕴含的更深层的东西，女性把自我的价值确认依附在了新成立的政权之上，这种依附让女性失去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在她们的意识里并没有真正的平等概念。
赵树理无意间给我们透露出的是：人们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地位，归根到底是由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本节在这里主要从妇女角度分析赵树理作品中呈现的女性与政权之间的种种关联。
一、妇女在现代封建“衙门”中艰难地生活，政权是妇女受苦的根源
在封建伦常的统治下，女性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家庭锁定了她们的生活天地，封建伦理纲常锁定了她们的言行空间。赵树理作品中的成年妇女无论婆婆、媳妇都受到旧政权的毒害，旧政权承载的旧文化对人性思想的侵蚀，让女性失去了最基本的话语权，女性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
1．在旧政权下，女性受到的迫害比男性更深《李家庄的变迁》中有一段描写村公所的会议，主人公铁锁自己家的桑树被春喜砍掉，却被春喜反咬一口，叫到了村公所进行训问，“李如珍用嘴指了一下铁锁：‘张铁锁！你说吧！你为什么砍人家的树？’铁锁道：
‘怎么你也说是他的树？’李如珍道：‘我还没有问你你就先要问我啦是不是？’……小毛也训铁锁道：‘你说你的理就对了，为什么先要跟村长顶嘴？’”在反抗无效后铁锁被迫赔了钱。我们再看二妞的遭遇：“他（按：
小喜）一进去，正碰着二妞说话，便对二妞发话道：‘什么东西唧唧喳喳的。’……别的人都站起来陪着笑脸招呼小喜，可是二妞偏不挨他的骂，就顶他道：‘你管得着？你是公所的什么人？谁请的你？……’二妞话没落音，小喜劈头就是一棍道：‘滚你妈的远远的，反了你！草灰羔子！’……
小喜抡转棍子狠狠地又在二妞背上打了两棍道……”都是农民，但小喜可以随意辱骂、鞭打二妞，只是因为小喜的二爷是阎锡山的秘书长的堂弟。
在此小喜变成了旧政权的化身，而二妞、铁锁只不过是千百万普遍劳动农民。在当时的环境下，农民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二妞这样的女性更是没有说话权的，她们可以被任何人欺辱。在旧社会里，妇女根本没有话语权，没有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妇女在旧社会中受到的困难更多更深。
作为革命作家的赵树理，他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农民的生存状态。
像铁锁、二妞似的农民成千上万，他们受到多大的压迫，反抗总是无济于事。只要旧的政权存在，苦难就不会结束。与男性相比，二妞这类女性的生存境遇更加的惨烈。在千百年来封建文化的熏陶下，人们形成的意识中，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根本没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二妞由于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而进行正常维护时遭到人们的唾骂，这便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有你男人在场，叫你做什么”的思想。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女性应该遵从于男性，不能越过妇女的传统道德。在旧政权之下，生活于社会中的农民都受到苦难的煎熬，而在这种煎熬中更可悲、更无辜的便是女性。我们从赵树理的作品中还可以发现男性只是受旧政权的压迫，而妇女不仅同样要受旧政权的压迫，更要受到来自男权的迫害。
2．男权对妇女的迫害，让妇女的生活进入了炼狱
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他像鲁迅那样最为关注农民的命运和现实处境，尤其是他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他的思想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一脉相承，在创作中深刻揭示了在那个历史时期农民精神和心理状态的变化及其挣脱旧的文化、习俗和传统思想束缚的长期性、艰苦性。
从赵树理的有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封建文化意识形态下一种非人的生活。
在那个时代，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登记》中小飞蛾在娘家是个美丽活泼的少女，所以一过门就得了个“小飞蛾”的绰号，因为很像戏班里外号叫“小飞蛾”的武旦。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美丽活泼的小飞蛾，过门没几个月，却被她的丈夫张木匠一顿锯梁打成了“落汤鸡”，罪名就是她以前和保安换了那个“罗汉钱”，后来张木匠得到家传的“秘方”——“苦虫哲学”，便进行了实施。这“苦虫哲学”果然有效，张木匠一顿打便把小飞蛾打怕了。从挨打那天起，她看见张木匠好像看见了狼，没有说话先哆嗦。张木匠也莫想看上她一个笑脸——每次回来，从门外看见她还是活人，一进门就变成死人了。只要一看见张木匠，小飞蛾立刻就把她那翅膀耷拉下来……信奉这种“苦虫哲学”的不止张木匠和他的妈，连张家庄的民事主任也是这样。他对妇女的看法：“身材第一，行为第二，行为是可以随着丈夫的意思改变的。改变的方法只有一个‘打’，即所谓的‘人是苦虫，不打不成！’”这是当时男性们对待妇女的态度，这种观念是当时社会人们所认同的。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妇女连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小飞蛾这类妇女不止受丈夫的迫害还要遭受婆婆的虐待。她嫁给张木匠之前喜欢的是保安，而这种人之常情在漫漫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无一不被加上“淫奔之人”、“败坏门风”等罪名而遭到肆意诽谤，群众便将她归入“名声不正”之中。张木匠的妈得知“小飞蛾”的恋情后给儿子出主意，“人是苦虫！痛痛打一顿就改过来了！”“快打吧！如今还打得过来！要打就打个够受！”张木匠拿了根铁火柱，他妈一把拉住他说：“快丢手！不能使这个！这家伙打得疼，又不伤骨头，顶好是用小锯子上的梁！”
这便是小飞蛾婆婆的“苦虫哲学”，而这种“苦虫哲学”是被当时人们认同为人生“哲理”。小飞蛾婆婆的“苦虫哲学”让小飞蛾在苦难的生活中又添了一层苦难。我们再看《孟祥英翻身》中孟祥英的婆婆，她处处以长辈的身份自居，要求媳妇孟祥英恪守妇道，极尽孝敬，否则就调唆儿子打骂虐待媳妇，并以饿肚子惩处。在“她的脑筋里，‘有个媳妇样子’，是这样：
头上梳个扫帚把，下边两只粽子脚，沏茶做饭，碾米磨面，端汤捧水，扫地抹桌……从早起倒尿壶到晚上铺被子，时刻不离，唤着就到；见个生人，马上躲开，要自己不宣传，外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媳妇”。这就是婆婆心中理想的媳妇形象，事实上只是个供使唤的奴婢。
赵树理非常成功地刻画妇女在封建传统文化里艰难生活的悲惨景象，也让人们清晰看到了中国农村受封建文化荼毒之深。这些婆婆也属于女性，她成为妇女受苦的刽子手，并不是女性对女性的迫害，而仍是男性文化对女性的迫害。这些婆婆所承载的文化是男权意识文化，她们是从男性利益考虑的。从男性的道德标准来考察自己的儿媳，婆婆归根到底是男权的另一种代表。在旧社会旧文化中，妇女受到来自婆婆和丈夫的双重男权的迫害，因此妇女的生存境遇更加可悲。中国千百年来封建文化的侵蚀让人们将女性从基本的人的圈子中划分出来，将她们归于另类之中，在封建社会这个大祭坛上，男人们可以充当祭师的角色，然而女人却只能做牺牲品，有的甚至连牺牲品都无权充当。
在我国，尤其在农村，封建主义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很多农民既受封建势力的迫害，又受封建思想的侵蚀，父传子继几千年，铁链当项链，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去宣扬它，维护它。赵树理熟悉农村，熟悉农民的现实生活，加上他正确的创作目的，他真实地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情景。从小飞蛾、孟祥英、二妞、铁锁这些旧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的遭遇，看到了中国农民承受的苦难之深，尤其是女性遭到的非人的待遇和封建宗法思想、私有观念、旧的势力在她们身上留下的思想毒瘤之深。丈夫的“毒打政策”和婆婆的“苦虫哲学”，都属于封建男权意识，而这种男权意识是旧政权所携带的旧文化意识的直接反映。在那时，妇女的自身价值一方面受社会地位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看她是否具有温俭恭良的性格和落落大方的举止，如果是农村妇女还必须过针线关。在人们的观念中，女性的“自身价值”必须合乎老规矩，合乎老传统，要能经得起那些深谙传统之道的长辈们的评议。在这样的制度中，妇女们在家庭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人性和时光都被封闭扼杀，在她们心灵中埋下的是悠悠的怨恨。赵树理站在乡村底层妇女的立场上，用自己独特的批判眼光去看待农村中的人和事，真实地表现了封建思想带给女性代代相传承的悲剧人生。赵树理在一个历史转折期，站在反封建立场上写出了封建社会带给人们的苦难，批判了封建思想，歌颂了新政权给人们带来的变化。
二、女性在新环境中的生活：改变与不变并存
赵树理让人们看到了新政权带给人们的变化，但在社会解放的下面有着许多问题。赵树理以一位批判主义作家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存在于社会基层的问题。
1．在新政权下女性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