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有才板话》中有一个颇有含义的意象——“庙堂”，小说中首次提到“庙堂”是得贵在替恒元做宣传时出现的，“明天到庙里选村长啦，十八岁以上的人都得去……”选村长是村政权举办的，而它的地点是在庙里，这样阎家山的村民就有意无意地在潜意识里把村政权同庙堂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突出了“庙堂”的广泛认同性和强大规范力量。其次是小说在描绘选举时提到“庙里还跟平常开会一样，章工作员、各干部坐在拜厅上，群众站在院里……”这样的选举场面展现了阎家山一直以来的权力运行场面，揭示出了环境的庄严，而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规范应该是神圣的而且具有广泛认同性和约束力的。这样“庙堂”的意象就很有象征性的味道了。在乡村，宗教文化、传统文化共同制约着农民思想，而庙堂则是这种文化的民间物质载体，它承载着最高权威，是高高在上的封建权力的象征。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文明之后，宗教观念和庙堂权威意识已经深入广大农民的大脑，农民对于庙堂文化具有普遍的认同感，甚至是顶礼膜拜的。
而与“庙堂”紧密相连的是“村公所”。在《李有才板话》中，阎家山农村基层政权的代表“村公所”就置于庙堂之上，“东社房上三间是村公所，下三间是学校，西社房上三间是武委会主任室，下三间留作集体训练民兵之用”。这样，这种重置使“村公所”就和庙堂一样取得了的神圣地位，“村公所”作出的仲裁就同“庙堂”一样具有封建权威性和认同感。
阎恒元等正是洞察了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利用庙堂与公所的权威性以世俗性、礼仪性的形式去钳制人们的思维，控制人们的行动。在小说中，“说事”的地方既是“庙堂”又是“村公所”，在面对合二为一的权威代表时，如善男信女到庙里祈祷时需要准备香火来表示对神灵的虔诚一样，说事者在说事前必须依照故有的程序准备“说事”所必需的费用（小说中提到的“吃烙饼”）。因为这是在对权威的敬仰之下的行为或礼仪，所以吃之者心安理得，奉之者心愿臣服，毫无异议。执事者照规矩办事，应事者按程序行事，一切正常而有序，广大农民对这种文化只有默认与遵从。
相对于“庙堂”、“村公所”上层文化形态，阎家山还存在一种处于弱势的、具有广泛基础和顽强生命力的民间大众文化形态——“老槐树”文化。在阎家山，村民纳凉、聊天，甚至吃饭都要到老槐树下去，这种空间和氛围决定了这个群体文化属性的平民化、自由化和开放化。詹姆逊认为文化“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它是那个群体陌生奇异之处的外化”。这样，“老槐树”文化就成了弱势群体观察“庙堂”、“村公所”文化的民间聚会，树下村民的攀谈变成了对乡村权力关系的发现过程。可发现之后的无奈使他们只能在戏谑调侃的语言狂欢中对其进行嘲讽，实现对神圣权利的颠覆，从而获得消解神圣权威的精神愉悦。李有才的板话正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如他表达的对恒元把持政权的不满、对家祥的丑化、对广聚的讥讽等。
这种农村文化深植于民众的心理深处，规定和框宥着广大农民的思维和行为，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了相当稳固农村秩序。在《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开篇就指出：“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地势看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这里‘西高东低’、‘楼房土窑’的地貌特征，并不是简单的情景书写，而是隐喻着文化地理上的权力关系。”
在这种权力关系作用下的阎家山井井有条的文化秩序和生活秩序也被固定下来，被一代代的阎家山人所继承和延续。这种文化支配下产生的农村社会固有运作体制，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和排外性，并且依照自己内在的规律运行。在抗战时期，党虽然给阎家山带来了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并企图以此来改变阎家山的旧貌，然而结果却是民主选举被破坏，民主政权被窃取，阎家山的权力仍掌握在阎恒元一派手中，最重要的是民主的思想观念并未冲破阎家山的这种文化系统，并未真正深入广大农民的心中，阎家山的这种固有文化秩序造成了“老槐树”文化始终的弱势性。在这种秩序下，老槐树底的人始终处于权力的统治之下而无法摆脱。陈小元改名“陈万昌”本是属于自己人身权利的事，况且还“请闾长在闾帐上改过了”，可是阎恒元还是使用自己的权力“提起笔来给他改成了陈小元”。
（二）在“庙堂”、“村公所”和“老槐树”之间徘徊
阎恒元借用权力、传统文化维护着这种农村秩序，阎家山的人在面对这种体制时无能为力，在无奈中这种秩序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遵从。当党带来的民主思想和党建立农村政权要打破这种固有秩序时，阎恒元一派就使用权力、传统文化手段对抗和吞噬党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权。在这样的秩序斗争中，赵树理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在两极徘徊穿梭的农民形象，如张德贵、老秦、小元，使小说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李有才板话》中张德贵是一个完全被奴化掉了的人物，他的儿子给吴启昌住长工，自己又是本村地地道道的穷人，本属于老槐树下的群体，但他向往着“庙堂”和“村公所”的好处，“跟着恒元的舌头转”。在阎家山领导集体中，他当上了农会主席，却成了有名的“吃烙饼干部”。依靠于阎恒元，他只不过是“有时候从阎恒元那里拿一根葱、几头蒜”，“跟着恒元吃了多年残剩茶饭”罢了，为了得上点小便宜，他死心塌地地为恒元做奴才，为讨好阎恒元不惜在老槐树下去偷听大伙的议论再到阎恒元跟前去邀赏。
老秦是“老”字辈的典型代表，传统文化与封建文化在老秦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处于被剥削与被压迫者的地位，但鄙视劳动人民，崇拜权力，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同样奴性十足。选举前老秦便埋怨小元“放冷炮”，人们议论丈地不公时，他却道：“我看人家丈得也公道，要宽都宽，像我那地明明是三亩，只算了二亩！”这些细节便把老秦怯懦、怕事、逆来顺受、好占便宜的心理表露无遗。最令人惊奇的是老杨同志来了之后，他听说老杨是长工出身便打心眼儿里看不起他；后来听说老杨跟村长说话很“硬气”，“自然又恭敬起来”。最后当老杨把他押给阎恒元的地夺回来后，他又拦住老杨“跪在地下鼓冬鼓冬磕了几个头道：‘你们老先生们真是救命恩人呀！’”这种“唯上”的奴性和“唯权”、“唯利”的价值观、等级意识和报恩思想早已在民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并是以文化的形式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和认同的，因而他们的翻身“不独需要战胜自己的敌对阶级（以恒元等为代表）、异己势力（以刘广聚、张得贵等为代表），而且要战胜自身的异己心理”。从老秦最后又是口呼恩人又是磕头的举动看，“老秦们”能否战胜令人担忧。因为这种恩重如山的知遇之恩是他们发自心灵深处的，是虔诚的甚至是神圣的。这就是席扬先生所说的“农民令人震惊的悲剧文化性格”，而他们人生悲剧的原因也在于此。
更深层的是这种文化性格的农民一旦拥有了所有农民都梦想的一定财富和权利后，这种农村权力文化秩序又会怎么样呢？赵树理在小说中更进一步写出了小元式的人物，来表现他的深层思考。小元最初也是老槐树底“小”字辈的代表人物，小元“家中只有一个老娘，没有吃的，全仗小元养活”，在阎家山是很穷的农户，受阎恒元的欺压，因此在与阎恒元的最初斗争中小元非常积极，阎恒元为了报复他故意把他选为武委会主任。可受训回来的小元在掌有一定的实权后，就非常容易地被阎恒元拉进了“庙堂”、“村公所”的阵营了。他经受不住一套制服、一支钢笔的诱惑，很快地“穿衣吃饭跟人家恒元学样”，“不生产，不劳动，把劳动当成了丢人的事，忘了自己的本分”，“架起胳膊当主任”，“逼着邻居当奴才”，而终与“恒元们”同流合污了。其实更重要的是小元始终也逃脱不出封建传统文化造成的农民文化心理和性格的藩篱。制服和钢笔只是一种表象，小元放不下的是主任的身份和权力。在小元的思想深处认为当主任就不用割柴，不用锄地，因此他才会“觉着不好意思”会“脸红”。无论是小元还是其他“小”字辈的人，他们都无法摆脱这种命运。
得贵、老秦、小元这样的人在阎家山还有很多，在处于弱势时，更多的是观望、推诿、寄希望于别人，而一旦在权力秩序上翻了身，他们也不会成为群众的代言人，相反只会是效仿原来统治者谋求私利，奴役乡亲。
老槐树底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上一代一代地重复着他们的悲剧，这种文化心理更令人深思。在此，可看到赵树理小说对国民劣根性的思考，这使他的小说有了与鲁迅相同的思考角度。阎家山的农民无论是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后始终都是按照原有的处事方式办事的，阎家山的权利文化秩序还是没发生变化，在他们的思想中不同的只是“衙门”改“公所”而已。
《李有才板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抗战时期农村真实状况的原生态叙述，并且传达出这些“问题”背后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这种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文化多层次多角度的展示和关注，使这篇小说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