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赵树理始终关注着农民问题以及革命对于农村和农民的影响，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农村题材的小说，《李有才板话》是其代表之作。在这篇小说中，赵树理用农民的视角对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农村基层政权的现实状况作了审视，揭露了农村基层政权中存在的许多严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赵树理，更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的存在有着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
一
中国农民忍受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时至小说描绘的时代，阎家山的农民依旧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苦痛境地。以老槐树底两辈人为代表的广大农民希望翻身当家做主，希望建立民主政权，革命也给他们带来了建立民主政权与当家做主的希望，但是抗日民主政权的仓促建立使民主政权被封建地主恶霸偷梁换柱，政权组织严重不纯，村政权的民主选举在阎恒元一伙操纵下变成了假选，变成了暗箱操作，革命成了一个匆匆过客，而阎家山还是革命前的阎家山。在《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正是用农民的视角观察和表现了这一农村基层政权存在的问题，揭露了基层政权选举、政权性质、政权运作、政权监督等的基本状况和存在问题。
首先，在选举前，阎恒元等大搞舆论攻势，企图操控选举。张得贵首当其先锋宣传员，在李有才的窑洞中他“把嗓子放得低低的：‘老村长的意思叫选广聚！谁不在这里，你们碰上告诉给他们一声！’”“他们”是指老槐树底的“老”字辈和“小”字辈了，这样阎恒元的意图就传达到了老槐树底下。这样的政治攻势是见成效的，当小元说不用管“老村长的意思”要“明天偏给他放个冷炮”时，老秦就阻挡到：“不妥不妥，指望咱老槐树底人谁得罪起老恒元？他说选广聚就选广聚，瞎惹那些气有什么好处？”
对于像老秦这样的广大农民来说，他们在选举前迫于阎恒元的淫威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民主权利。
其次，在具体的选举过程中，阎恒元等使用了卑劣诡计操纵选举。选举时，尽管上有党代表章工作员的领导，下有人民群众的监督，但阎家祥还是使用了卑劣手段，欺骗了章工作员和广大农民。章工作员虽然提出了新的选举办法，在碗中投豆子，这一方式虽然避免了阎家祥利用替村民写选票的机会做手脚的问题，但阎家祥仍在这碗上想出了诡计。他究竟是运用了怎样的手段呢？赵树理在此并未明确点出来，但在第五节《好怕的“模范村”》一节中投豆子把戏的再一次上演为我们揭开了谜团。广聚领阎恒元的命令要选住陈小元去县里受训，于是家祥、得贵两人“每人暗暗抓了一把豆子都投在小元的碗里，结果就把小元选住了”。代表民主权利的豆子，老槐树底的两辈人每人只有一颗，而村东头的阎家祥、张得贵等却有一把，民主权利就这样在欺骗与诡计中被窃取和剥夺，农村基层政权也就被他们所把持，党的民主选举和民主思想只是化作了一种形式化、道德化的理想而存在着。
第三，选举后产生的民主政权领导者都是阎恒元的“自己人”。阎家祥的分析揭出了他们这伙人的老底：“村长广聚是自己人，民事委员、教育委员是咱父子俩，工会主席老范是咱的领工，咱一家就出三个人。农会主席得贵还不是跟着咱转？财政委员启昌，平常打的是不利不害主义，只要不叫他吃亏，他也不说什么。他的孩子小林虽然是个青救干部，啥也不懂。
只有马凤鸣不好对付，他最精明，又是个外来户，跟咱都不一心，遇事又敢说话，他老婆桂英又是个妇救干部，一家也出着两个人……”阎家祥的分析实是精辟，新选村长广聚替代喜富，对于阎恒元来说只是“侄儿下了干儿上”的问题，其政权权力仍是阎恒元的。从阶级属性来看，阎恒元有土地三百多亩，而且“通年雇着三个长工，山上还有六七家窝铺”，是个十足的地主阶级的代表，阶级属性决定了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这种选举的实质只是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沿袭，基层政权并未由于党的领导而发生本质的变化，区别只是这种沿袭是在党领导的“民主”的掩盖下进行的，因而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了。
第四，选举后的基层政权的运作肆意地侵害了农民的利益。赵树理特意写了两个事件，其一是“说事”的工作程序。首先是在李有才窑里，小顺向小福的表兄介绍得贵时提到“这村跟别处不同：谁有个事到公所说说，先得十几斤面五斤猪肉，在场的每人一斤面烙饼，一大碗菜，吃了才说理”，“这都是老恒元的古规”。其次在《打虎》一节中，马凤鸣揭发喜富时也提到自己说事时“杀了一口猪”，“又出了二百斤面叫所有的阎家人大吃一顿”。解决邻里纠纷的“说事”无非是权力掌握者大占便宜的手段，无非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罢了。其二是丈地。在阎家山清丈土地过程中，阎恒元利用农民的弱点玩弄花招巧做手脚把自己三百多亩土地丈成了一百一十多亩。李有才唱到：“丈地的，真奇怪，七个人，不一块；小林去割柴，桂英去拔菜，老范得贵去垒堰，家祥一旁乱指派，只有恒元与广聚，核桃树底趁凉快，芭蕉扇，水烟袋，说说笑笑真不坏。坐到小晌午，叫过家祥来，三人一捏弄，家祥就写牌，前后共算十亩半，木头牌子插两块。
这些鬼把戏，只能哄小孩；从沟里到沟外，平地坡地都不坏，一共算成三十亩，管保恒元他不卖！”党的土地政策就这样被阎恒元这样的地主阶级在执行过程中篡改和破坏了，而更可怕的是这样的阎家山还因此被评上了“模范村”。
第五，阎家山的政权从产生到运作始终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督体制。从党的领导到群众，都未能做到对基层政权的监督。党的代表章工作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就像小宝说得那样：“章工作员倒是个好人，可惜没经过事，一来就叫人家团弄住了。”下层老槐树底的老、小两辈人更谈不上对政权的监督了，一个敢说真话的李有才的下场竟是被驱逐出了阎家山，其他人更是敢怒不敢言。
面对农村基层政权存在的如此严重问题，赵树理也陷入了困境，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赵树理自身的政治处境以及对新生活的期望，他不得不创造出一个一身正气的清官形象——老杨同志，依靠这一理想化甚至道德化的农村领导干部形象实现了对“问题”的处理。但这个“问题”真的单靠老杨这样一个清官就能解决吗？
二
在阎家山，党的革命、民主思想并未深入农村内部，并未植根于农民心中。面对这些“问题”，赵树理并没有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有恒元、广聚、家祥等一批所谓的坏人的存在。在小说中，赵树理有意无意地为我们提到了隐藏在这些表象之后的更深层的因素，“他却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挣破‘问题’有限的涵盖范畴，去进行纵横交叉式的思索，以便把‘问题’扩展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生形态及其人类的特殊生存方式——即文化属性，通过对其现实行为与心理构成的艺术表现，赋予作品长久的文化价值”。
赵树理虽然是用农民的视角来观察和表现“问题”的，但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赵树理，更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基层政权存在的问题有着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正是这种深层的，又相对独立的农村文化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农村秩序、农民的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
（一）“庙堂”、“公所”与“老槐树”文化的规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