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创作的差异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赵树理小说和他的文学观的评价，一直是众说纷纭，甚至看法相去甚远。最早而且系统地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的，是周扬发表于1946年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当时，周扬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又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文艺领导——延安大学校长兼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院长。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在评价赵树理小说时既能高屋建瓴地看到它的价值，又深谙文艺是“党”的文艺而有所规避。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分析到赵树理小说与《讲话》的一致之处，又有意识地对赵树理的小说中流露出的不和谐的声音进行了置换、消解。清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对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小说创作与解放区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客观的评价。
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周扬以理论家的身份的确看到了赵树理的独特性。他首先看到赵树理强调的新文艺是为农民的大众化文艺，是关涉农民切身“实”利的文艺。这种对农民切身“实”利的关涉正是农民“革命”所关注的核心内容，因此正是解放区文艺的发展方向，“革命”只有在能解决人们的生存困境——首先是物质困境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人们的真正拥护，与“革命”相关的新文艺也只有在首先关注农民的实际利益时才会受到农民的喜欢。周扬正是看到这一点后，以善于掌握文艺理论气候的气魄首肯赵树理为“是一个新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写的“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言”。
其次，是对赵树理农民身份的认可。赵树理是一位从农民中出来的作家，与许多知名的延安文人不同，赵树理并非是以一个有着相当创作成就和相当知名度的作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来投奔革命的，而是以一个国土沦陷、家园被毁的、北方农民出身的乡村学校普通教师的身份投身革命的。这正符合毛泽东《讲话》之后所谓的“知识分子”身份。
在看到赵树理的这种独特性的层面之外，周扬又以文艺领导者的身份有意识地对赵树理小说中流露出的不和谐音进行了置换、消解。首先是以阶级斗争、以农民与地主二元对立的角度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三篇小说视为描写阶级斗争之作。《论赵树理的创作》开篇定调说：“在被解放了的广大农村中，经历了而且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农民与地主之间进行了微妙而剧烈的斗争。”“这个斗争将推毁农村封建残余势力，引导农民走上彻底翻身的道路。”“这个农村中的伟大的变革过程，要求艺术作品的反应。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正是这种定调，他论定《小二黑结婚》“最关重要”的是在“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赵树理创作《小二黑结婚》的起因是岳冬至与智祥英案件，但赵树理关注的是，在案结之后，岳、智两家一致对岳冬至和智祥英的“自由恋爱”不表同情，认为打死岳冬至固然不该，但教训教训他则是应当的，村人们也无法容忍合乎人性的自由恋爱，却能够容忍流氓恶霸的村长干部对小二黑与小芹爱情扼杀的罪恶行径。由此可看出，“《小二黑结婚》的主要内容是写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和他们与其家长之间新旧思想的矛盾，他们与金旺、兴旺的矛盾是小说的副主题。而且从具体描写看，作者是把金旺、兴旺作为恶棍处理的，并未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而周扬以一位党的文艺领导者的身份首先看到的是小二黑和小芹对金旺和兴旺恶霸的斗争，便把此作为小说的主题了。在1980年《赵树理文集序》中，周扬还说赵树理在小说中“描绘了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这种思维方式是跟一贯的阶级分析的思维方式分不开的。
因为当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解决小二黑与小芹的爱情与周围的冲突，赵树理“才由区长、村长的支持着搞了个大团圆”，而周扬便把这个结尾的大团圆而跟新政权联系了起来。周扬有意识地把农村基层政权严重不纯的问题直接替换为“封建恶霸势力”的问题，而把“封建恶霸势力”从新政权中剥离出去正显示了新政权的胜利，因此“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的严肃问题被置换了。如此的置换，把赵树理所首先关注的农村中旧的观念与新的合乎人性的爱情观念的冲突完全地从小说中清理了出去。这样，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便被阐释得面目全非了。
在论《李有才板话》中，周扬认为赵树理“正面展开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老户主阎恒元，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描出了地主的老奸巨滑的性格，他把持了村镇权，操纵了农救会”，“年轻，热情，但没有经验，犯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章工作员被愚弄着，完全蒙在鼓里”，“作者在这里正确处理了农村斗争的主题，写出了斗争的曲折性与复杂性”。《李有才板话》中的农村实际情况是否是周扬解读的如此模样呢？让我们首先看看阎家山的村政权组成成员，农会主席张得贵是“是有名的吃烙饼干部”，“跟着恒元舌头转”；被撤掉的村长喜富“吃吃喝喝有来路，当过兵，买过土，又偷牲口又放赌，当牙行，卖寡妇……什么事情都敢做”；新选的村长广聚“抱粗腿，借势头，拜认恒元干老头”；工会主席老范是阎恒元的领工，民事、教育委员是阎氏父子，财政委员启昌是个只要自己不吃亏便什么也不说的贪图私利者，同样建设委员马鸣凤最爱占便宜，妇救会主席桂英又是马鸣凤的老婆，青救会主席小林是财政委员启昌的儿子，更是一个“啥也不懂”的小孩子，唯一真正从农民群众中选出的小元也被阎恒元用小利“团弄”成他的人了。更高层的章工作员又是专尚空谈，推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真正令人可怕的是，这一群人正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村干部，是代表着新政权的农村干部，他们组成的这个机构是代表着合法的、代表农民利益的权力机构，在这样一个权力机构中，农民的利益又在何处可得到保护呢？虽然因老杨同志的工作，终斗倒了阎氏集团，但谁又能保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会出现一个新的李氏集团、赵氏集团呢？谁又能保证从农民群众中选出的干部不会再是小元式的人物？谁又能保证新的工作员不是章工作员式的领导干部呢？如此的一个农村基层政权严重不纯的问题，在周扬的阐释中再一次被置换掉了，赵树理所要表达的问题由于是关联到新政权的基层党组建设而被消解，代之而起的仍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
其次，在人物形象地分析上，周扬强调了人物的阶级关系、新旧关系、积极与落后关系。周扬谈赵树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在一定的斗争的环境中”的人物形象，有“农民和工作干部”，有与之相对的“地主恶霸和他们的‘狗腿’”，“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界线是划分得十分清楚的”，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前者最终战胜了后者。但周扬无法漠视那些所谓的没有明确阶级立场的“落后人物”，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二诸葛，《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等，因而周扬说作者是“写出了斗争的曲折与复杂性，写出了农村中的各种人物：地主、农民，包括积极的、中间的与落后的；两种类型的工作干部”，经过斗争的教育，农村中的落后分子最终会发生转变。我们再看赵树理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描述，《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老宋等，他们是底层的弱势群体，是被欺压的对象。当我们站在这些“落后人物”求生存的位置上，从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再去理解他们所代表人物的所谓的农民的自私、落后时，那么，他们的胆小怕事，老秦对权势的敬畏以及后来对老杨的磕头谢恩等都反变得“合情合理”了。在这样一个本身并没有把农民当“人”看的社会里，在没有法律及社会制度保障体制来保护他们利益不受侵害的环境中，站在底层的农民是没有开口说话的资格，他们真实的利益也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保护的。李有才对权力反抗的结果是被驱逐出了村子，铁锁面对如此强大的乡村权力系统，他的抗争招来的是不可挽回的家破人亡。正是在无数的挫折与失败后，老秦才变得如此畏首畏尾，他唯有向权势者的忍屈才能换得做稳奴隶的地位。他不敢相信老杨能争回他的地，而老杨以大救星般的身份使他重新拥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时，他是带着农民最深的感激之情、以中国人最大的礼节向老杨磕头谢恩。而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90年代，我们再一次看到老秦们的理想仍没能真正实现，大救星般的老杨仅仅是给农民一个空幻的喜悦。小说虽以大团圆结束，但明显是展示出农村农民的生存状态，再一次展示出新政权在农村中面临的“旧”问题——对农民利益的守护。
同时，赵树理小说中小元式的人物，却被周扬轻易地放掉了。“落后人物”老秦等处在社会最底层，虽然他也曾看不起长工出身的老杨同志，但就算他有压迫他者的想法，他也没有这种能力和机会，因此这种人物虽有农民的自私、落后，但不会损害他者的利益。而小元这种人物虽也是出身贫农，经受过压迫，但一旦成为“新贵”，到能够压迫他者时，他便投身到自己曾经反抗的集团的小圈子里去，也同主子一样地开始压迫选举他的同伴了，农民的自私、落后的危害性便显示出来。由此看来，所谓小元式的“革命”不过还是农民式的造反，是鲁迅笔下阿Q的“革命”，这种“革命”只注重财产与权势的重新分配而无新的思想的变化，无新的体制的产生。与小元相似的还有，“跟着恒元舌头转”的农会主席张得贵、财政委员启昌、建设委员马鸣凤，《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小毛等，这些人本是底层受压迫的对象，为了生存，为了眼前的实利，他们没有什么操守，不惜牺牲他者的利益，或被收买或被利用，成了“新贵”后，就可能是一个新的阎恒元。赵树理对这种人尤在《邪不压正》中有更精彩的表现，小昌、小旦式的人物总是能当成“新贵”，无论是在旧式社会中还是在新式社会中。可怕的是这些合法化后的“新贵”是代表大众利益的面目来再一次地压迫那些底层的弱势群体的，而这却是很难从新体制中区分出来的。
当周扬把赵树理这种对农民生存状况的展示阐释为“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时，周扬便顺理成章地把赵树理小说大团圆的结局阐释为新政权镇压了地主阶级，老一辈人的“旧”思想转变成了“新”思想，落后分子二诸葛、三仙姑、老秦等思想上都发生了“质”的转变，章工作员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这个社会再没有斗争的对象了，旧社会也就变成了一个新社会。他还指出赵树理“不能把一个人物写成一个晚上就完全变了样子”，“但却叫你不能不相信他们的转变”是作者现实主义的表现，周扬的这种表面的辩护恰是模糊了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内涵。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周扬不可能不知道人的思想的转变并不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就可以立即转变的，而他的“党的意识立场”则要求他要言说赵树理的小说是表现了一个旧社会变成了一个“新”社会的主题。同样对农村生活特别熟悉的赵树理，他不可能不知道，仅凭“党代表”的三言两语是不可能立即清除几千年来积淀在农民身上的看重“实利”的思想意识的。但作为公开发行的小说，赵树理必须站在一定“合法”的位置上展开自己的叙事，因此他不得不在小说中留下许多非常明显的难以缝合的裂缝。由上文分析看，赵树理小说是在合法性的表层下力图展示在新政权的社会背景中农民真实的生存状况，而周扬用人物的阶级关系、新旧关系、积极与落后关系置换掉了“落后人物”的历史真实处境，消解掉了小元式人物的危害性，也消解掉了赵树理对农民真实生存状况的展示。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的真实目的，如他所言“我与其说是在批评什么，不如说是在拥护什么”，论定赵树理的创作“是毛泽东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他的政治意图十分明确，是要对赵树理小说进行一次权威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最终”界定，达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达到对新政权合法性正名的目的。而就赵树理的文艺创作来说，它是“为农民的文学”，是以为农民“实”利为基础的文学，这一基点并不随外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30年代他立志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农民）写作而宣布自己“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要做“一个文摊文学家”。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当党的政策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时，他便由衷地歌颂党并维护党的立场，但当农民利益受损时他又奋不顾身地据理力争，这在他之后的小说中表现得更清楚。也正是这种价值的坚持使赵树理一直具有一种独立而又清醒地思考，这种坚持自是要和当时及后的文艺政策发生冲突的，因此赵树理在他的创作开始时事实就已经注定了其与解放区主流意识的矛盾。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需要赵树理这样的作家为党的事业服务，故而理论家有意识地对其作品进行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读，在把他定为“方向”性作家而强调他作品中“歌颂性”因素的同时，必然对他的“批判性”加以淡化，忽略甚至曲解。而在这种宣扬中，赵树理追求的价值被逐渐消解，赵树理的真实面目逐渐远离读者，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思想意识、审美意识逐渐被主流意识所置换，赵树理自由的文学创作被拉向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规范的监督之下，而这注定了赵树理以后文艺创作道路的曲折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