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小说”到五四小说，小说叙事由注重“叙述外面的事件起伏”转变成“注重于描写内心的纷争苦恼”，后者牺牲了动作的描写而注意人物心理变化，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使五四小说获得了现代转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五四小说家注重自我、注重情感、注重思想启蒙时，却相对忽略了情节的安排与人物的塑造。于是五四小说不能不是布局比较单调，人物比较单薄，难于表现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很少能吸引广大的读者，其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新文学圈内的人。广大普通百姓读不懂《狂人日记》，却喜欢读《三侠五义》、《说岳全传》之类章回小说或者弹词、评书。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作家对传统叙事模式喜爱程度逐渐高涨起来，而且“《啼笑因缘》、《江湖奇侠传》的广销远不是《呐喊》、《子夜》所能比拟”。我们必须客观承认，从晚清到五四，小说的发展在促成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变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广大民众的审美趣味，而传统的，强调故事性、娱乐性的古典小说趣味和小说艺术形式在三四十年代仍有极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依据五四小说的现代性标准，三四十年代这些小说既不能承载启蒙意识，又没有借鉴西方的现代小说形式，只能是旧小说，是通俗文学，是不值得新文学作家一瞥的。五四以来的这种现代小说观念，依据的文学观实际是晚清以来就有的“进化论”文艺观，即文艺的发展如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样是不断向前的，五四小说借鉴西洋小说就是对此前小说的革命，而三四十年代的强调故事娱乐性倾向的小说就是对此前小说观念的因循守旧。但是如果承认我们在第一节中提到的，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是多元的，既有共时性的多元，又有历时性的多元，那么三四十年代小说在趋向传统时，也可能开辟出中国小说现代转化的另一条重要途径，而赵树理的小说就是这样的一种实践。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前的赵树理小说
在谈赵树理小说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现代转化的实践之前，我想先把赵树理的小说从毛泽东《讲话》的遮蔽下清理出来，还原出赵树理小说的最初模样。如此做并不是要否定毛泽东《讲话》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而是想说《讲话》的精神并不能完全涵盖住赵树理小说。只有在此基础上，我的关注点才能完全集中在赵树理小说与中国小说传统现代转化的问题上。
在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在全国文坛获得极高声誉，是和解放区的大力宣传分不开的。1943年赵树理发表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是1947年赵树理被定为“解放区方向”性作家时被主要肯定的作品。这两篇小说发表后虽有极大的发行量，在广大农村读者中有极大影响，但在1946年前却不被重视。1946年周扬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把赵树理的创作和毛泽东的《讲话》联系起来，认为赵树理的创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此后的批评也多沿此路向展开。赵树理1943后的创作也的确是朝着毛泽东《讲话》中提倡的“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发展的。但就此而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是毛泽东时代的典范作品而缺乏现代品性，却是忽视了赵树理小说在20世纪文学中的独特性和这种小说所隐含的中国小说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的成名作，也是奠定赵树理在现代文学地位的重要作品，但这两篇作品的创作都是在赵树理读到毛泽东的《讲话》之前，这就是说《讲话》发表之前，赵树理的创作并没有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赵树理初次看到《讲话》时欣喜地说：“我那时显然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的，但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的、合法的东西了。”
这一细节说明赵树理的创作风格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契合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讨论赵树理在《讲话》之前的创作，就是想甄别出赵树理本身的文艺观。
我们先看赵树理最早发表的小说《悔》、《白马的故事》（1929年）和《到任的第一天》（1934年）。《悔》描写了一个被学校开除的学生陈锦文，从学校返回家里时的各种心理。小说开头有段景物描写：“狂风呼呼地怒号，路旁的树，挺着强劲的秃枝拼命地挣扎。大蓬团不时地勇往直前的在路上转过，路旁的小溪，两旁结成了青色的坚冰，大半为飞沙所埋没，较近水心些儿，冰片碎玻璃般的插迭起来；一线未死的流水，从中把这堆凌乱的东西划分两面。太阳早已失却了踪迹——但也断不定它是隐在云里，还是隐在尘里。”流露出主人公内心的狂乱、惶惑。主人公不知如何是好，只是麻木地往家走，怕见街人，更不知如何见自己辛劳的父母，小说有很细腻的心理描写，来显出主人公的复杂心理。《白马的故事》更像是一篇寓言体小说。突来的暴风雨让一匹在山坡上自在吃草的白马不知所措：“狂风从高的天空奔近了地面，把松林吹得潮一般的哗哗作响，再加上不断的雷声，奏成了这爆烈不和谐的音乐。大卷的黑云，又遮了红灰色的天空，把大地变做了夜一般的黑暗，时时闪恍。然而不能继续的电光，只送给地面上更多的恐怖，大雨滴夹着冰雹，打在松干上、石崖上，放爆竹似的把这暴烈不和谐的音乐调子更行提高，松枝不时被风折断，发出‘呵呵’、‘呵呵’的音响，免去暴烈的声音的单调。
在这种情形之下，（它）只是箭一般的跑，盲目的跑，向后抿了耳朵，弯了头，弓了脖子振起了鬃，竖起了尾，两条前腿一并往前搭，后蹄一并往上掷，把蹄上带起来的泥土抛得枪弹一般的飞舞。”白马在山谷中狂乱的奔跑，在经历的暴风暴雨的侵袭后，终于最后回到了主人的怀抱，如同迷了路的孤儿遇到了母亲。整篇小说主要是景物的渲染和细微的心理描写。再看1934年《到任的第一天》：“第一眼看到的是村庄，一个很大的村庄，周围是些田，青葱葱的，村里一条流水，微微的风，扬着悠悠的波，在太阳下，泛着流金，蜿蜒的像一条长蛇，流着，流到很远的地方。从前，马上想起，在学校时的一幕，看着书，想着农村生活的美，当时是羡慕着，能生活在农村该多么好，鉴赏自然的图画、欣赏自然的诗意，与坚实而纯朴的农民谈话，同时把自己也打入农民的生活里……”“青葱葱”的田、“微微的风”、“悠悠的波”、“泛着流金”的河等词，描写出一幅知识分子眼光中的田园风光，细腻的心理刻画，清丽的风景描写，外乡人的眼光。这三篇作品中的情境，如果我们联系1928年赵树理被迫离开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四处躲避国民党追捕，后又被抓进“自新院”的经历，可以说正是赵树理当时心境的表现。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赵树理这三篇小说的写作明显受到五四小说“诗化”倾向的影响，没有曲折的故事，正是一段思绪、一个印象来承载作家的内心情感，景物的渲染，细腻的心理感触，使小说有着浓烈的情感氛围与忧伤的情调。同时，赵树理在此时期，还写了些抒情诗，如1930年作的《山西第四师范同学合影题诗》、《给一个学生的题词》、《耳畔》等，诗中有着对前途无法把握的淡淡忧愁。这些作品中无论是表达的情感，还是艺术的趣味，都是紧随五四新文学的。
到1934年前后，赵树理的文学趣味发生转变。赵树理在1966年写的《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中也说：“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一九三四年，其后一直坚持下来。”20世纪30年代初，文坛上正在热烈讨论着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当时国共合作分裂，社会政局动荡，革命文学及后来的左翼文学要文学更多地承担对大众的启蒙任务，因而有意识地提倡文艺的“大众化”，要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的文学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进行纠偏，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
鲁迅作《文艺的大众化》提出：“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指出：“五四之后，从‘文学革命’发展到‘革命文学’，这是前进的斗争。但是，几乎正是革命文学的营垒里面，特别的忽视文学革命的继续和完成。
于是乎造成一种风气，完全不顾口头上的中国言语的习惯，而采用许多古文文法，欧洲的文法，日本的文法，常常乱七八糟的夹杂着许多文言的字眼和句子，写成一种读不出来的所谓白话；即使读得出来，也是听不懂的所谓白话。”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从农村走出来，对五四新文学远离大众的事实有着更贴身体会的赵树理，深深“感到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郑重宣布“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1934年赵树理在《山西党讯》连续发表《欧化与大众语》等五篇有关文艺大众化的文章后，开始了大众化创作的实践，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赵树理这时期的作品有《盘龙峪》、《打倒汉奸》等。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赵树理的作品风格一变前面五四风格而开始大众化通俗化，到1943年《小二黑结婚》和《李家庄的变迁》发表，赵树理已经创作了大量的这种通俗化、大众化的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一致，在语言上实现了符合大众阅读口味的口语化，在小说叙事上强调故事性，在结构上讲究“布局”，在讲故事中注意小说的完整性、小说的娱乐性，也就是在审美眼光和表现技巧上努力符合了当时大众的口味。而赵树理小说风格的这种变化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对五四新小说发展路向的一种反拨，这种反拨中所借鉴的资源正是传统小说资源。这种对传统小说资源的借鉴在赵树理小说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小二黑结婚》，应是以小二黑和小芹两人为中心，表现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但仔细读《小二黑结婚》却发现，小说虽然以小二黑和小芹的恋爱故事为线索展开故事，但小说中直接描写两个人恋爱故事的地方却并不多，反倒是在两人的恋爱问题中牵出了好多别的东西，如父母老辈人对自由恋爱的态度、金旺和兴旺恶霸的故事，“农村党组织的严重不纯的问题”、老百姓和干部之间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等。赵树理花了好多笔墨在写农村的这些状态，而不是讲一个中心人物，一个故事。小说是大故事包小故事，小故事又撺掇出大故事。每个小故事单列也是完整的，但要知道大故事的结局又得看完整个大故事。这样我们先知道了二诸葛“不宜栽种”，三仙姑“米烂了”的小故事，看到了金旺兴旺“拿双”的恶行，还看到了二诸葛的“神课”和“恩典恩典”，以及三仙姑在区上的尴尬。在阅读这大大小小的多个故事时，刘家峧的整体状态就呈现出来了，同时小说的娱乐性也就出来了。
同样在《李有才板话》中也是如此，有多个故事，李有才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并不是小说的中心，小说的中心是阎家山的变化。这种重故事中整体社会的表现的创作倾向在赵树理1935年发表的《盘龙峪》（第一章）中就体现出来了。《盘龙峪》由农村青年兴旺打酒写起，交代了十多个有名有姓的农村小伙，但兴旺并不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小说写这些小伙拜把子、敬神、唱戏的情景，虽然我们无法看到后来的章节，但可想这些人物的故事会一个个地展开。从1935发表《盘龙峪》到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赵树理写了许许多多很短的小故事式的作品，单在1941年赵树理就创作了三十多篇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每篇字数多不过五百字，但都是有头有尾，看起来也有趣味。我想这些短篇的小故事就是赵树理在后来写长篇小说的材料。此后赵树理发表《李家庄的变迁》、《邪不压正》、《登记》、《三里湾》等作品，都有如此追求，小说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故事。
在《讲话》之前，正如周扬所说，赵树理就已经“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在《讲话》后，赵树理把这种在1934年就已经形成的艺术追求在新的创作中延续了下去，让解放区周扬、冯牧、陈荒煤，国统区的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大作家、批评大家感到，相对于五四以来小说，这是一种新颖的小说，“赵树理，是一个新人”。由此可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批评者把赵树理定位为解放区作家、其作品是毛泽东时代的典范作品的评论是涵盖不了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的。
四、传统小说艺术资源的现代转化
自小说问世，就引世人喜欢，康有为曾慨叹小说流传之广，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朱自清称“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在这个意思上来说，无论古今，不只是识字不多的俗人需要读小说消闲，文墨颇深的雅人其实也有阅读小说消闲的习惯，“消遣”是每个人的一种需要，只不过方式和层次略有不同。小说最初受大众喜欢，就是因其有这种“娱乐性”，但是小说用什么内容来“消遣”、“娱乐”，怎么样来“消遣”、“娱乐”却是应深入辨析的。不论是“新小说”家的议论时政，还是五四小说家的情感抒发都不是小说通俗化的过程。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小说由晚清到五四的转变中，现代小说不是比古典小说更大众化，而是更文人化，由于小说不再是娱乐大众的工具，而是启发民众、改良群治的“利器”，小说越来越远离了大众，最终失去了它应有的读者。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的“严肃小说”或云“探索小说”、“高雅小说”，基本上是继承鲁迅、郁达夫等五四小说家的遗产，与民初的小说很少联系。但如果我们不把20世纪的中国小说界看成是“严肃小说”的一统天下，而考虑到通俗小说的存在及其价值，我们将发现，晚清小说中的“故事”因素对后世读者的影响实在不容低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由“雅”向“俗”移动，有新文学内部产生的海派小说，像张资平、叶灵凤等新文学作家首先“下海”，直接从事通俗小说的写作，使小说创作适应市场的需要，追随读者的趣味，趋时而至于媚俗，这种倾向实是对相隔不远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小说的一次不远的呼应。海派通俗文学又在向新文学和外国文学借鉴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品位，反过来由“俗”及“雅”，出现了张恨水、张爱玲等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