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还在路上，就听说了两军火并的消息，才到徐州又紧急赶到济宁，亲自处理这一重大事件。
如果你是曾国藩，你会怎么处理这一事件？又会怎么处置陈、刘二人呢？
我想，一般人都会本能地想起几个词来——从严治军、整肃军纪、杀鸡儆猴、棒打出头、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也难怪，曾国藩刚刚领兵江淮，还没来得及整合各军力量，手下就发生了这样的内斗事件，而且彼此伤亡如此之大，以至于天下耸动，朝廷震惊。这事要问责起来，陈国瑞、刘铭传肯定都逃不了干系。陈国瑞蛮横骄狂，先抢枪杀人，自然罪大恶极；但刘铭传率军堂而皇之地与友军作战，攻破营垒，并杀死五百多人，这也实在令人咋舌。两人按理说，都到了该杀的份儿。
既然该杀，曾国藩就应该痛下狠手，要不然你以后怎么治得住两边的人马呢？其他的将领也都看着，你要治不住两人，也就严明不了军纪，以后大家群雄割据，彼此效仿，你说你作为一个统兵大帅以后还怎么带队伍？岂不是要变成一个空头司令？所以，不出意料的话，曾国藩一定会痛下狠手，严惩陈、刘二人，至少也得杀鸡给猴看。
可是曾国藩的处事风格实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到了济宁，既不是立斩二人于军前，也不是先来三百杀威棒，而是像是一个政工干部一样，只是分别把陈、刘二人叫来谈心。
这一下大家纷纷议论，曾国藩这个人实在太过软弱，这种火并杀人的事件，这么大的矛盾，难不成靠谈心就能解决？这也太“唐僧”了吧！
可曾国藩还有更出人意料的地方。他不仅找二人分别彻夜长谈，谈完之后，还立即就二人情况分别给朝廷写了奏折。按道理说，这种事之后，曾国藩作为二人的直接领导，奏折里肯定主要是对二人的处理意见，可奇怪就奇怪在曾国藩的奏折主要内容反倒是对二人此前工作成绩的总结与回顾。仿佛二人火并这事不是个大错，反倒成了某种业绩，这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手下人也有看不明白的，就问曾国藩，大帅难道不知道孙武子斩二妃的典故吗？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兵圣孙武怀揣绝世之智来投奔吴王阖闾。阖闾问他：“你的兵法十三篇我都读过了，写得是不错，问题是真带兵怎么样？”
孙武答：“带兵没话说！”
阖闾又问：“能带娘子军吗？”
孙武答：“小case ！”
于是，吴王阖闾把宫中美女180人交由孙武训练，看他能训出怎样的军队来。
孙武严明号令，三令五申，开始训练，把180名美女分为两队，让吴王最宠幸的两位妃子分别当队长。
可问题是这帮后宫佳丽实在没有红色娘子军的素质，不论孙武怎么指挥，个个嘻嘻笑笑、叫叫喳喳，不像是训练，倒像是春游，尤其两位队长，吴王的两个宠妃，在旗帜下笑得花枝招展，比凤姐还招摇。
孙武火了，说：“将令不明确，那是将帅的错；将令不执行，那是队长的错！”说完下令，把二队队长斩杀于阵前。
吴王阖闾正在远远的高台上观礼，一看孙武要杀二妃，急令人传信说：“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那意思是，行了！行了！Game到此over，我知道你的本事了，这二人你可不能杀，我离了她俩，寝食难安！
可孙武不愧是一代兵圣，当即义正词严地回了句名言：“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说完，立斩二姬于马下！
这一下，三军震肃，娘子军的潜质一下都发挥了出来，很快训出新军，阵容整齐。吴王心痛啊，但也彻底了服了孙武，知道孙武治军有术，遂全力支持孙武练兵。孙武练兵数载，以三千奇兵千里奔袭，攻郢都，灭强楚，声名震于天下。
手下人提这个典故是劝曾国藩，当年兵圣孙武治军，杀二妃明军纪，以立威严，这叫杀鸡儆猴，这是治军的不二宝典，你曾大帅饱读史书，这种典故总不会不知道！这种道理总不会不清楚吧！
可是向来听人劝的曾国藩，这一回却不听人劝，笑一笑，也不解释，照样做他的另类文章。但也奇怪，陈国瑞、刘铭传两个斗鸡一样的人，在曾国藩的谈心、荐举与安抚手段下，很快就都像顺毛撂的驴子一样——服了气了。两人各自带兵按命令去新的防区驻防，原来剑拔弩张的局势也平息了下来。
更奇特的是，虽然刘铭传、陈国瑞都是有名的犟驴，但后来终二人一生，都认为曾国藩对自己的教育，使自己受益匪浅。刘铭传不用说，后来抗法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台湾首任巡抚，也是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就算陈国瑞，在光绪年间，也就是他的人生晚年，因牵连一案被发配黑龙江，最终死于戍所，死前一刻，还在感叹：“吾早从曾文正公之言，不及此夫！”（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意思是说，我要是一生都听从曾国藩曾老师的教诲，人生何至于沦落到此般田地！可见他对曾国藩曾经的教育是多么念念不忘！
那么，曾国藩处理陈、刘火并事件为什么会大异于常理，又为什么会取得出人意料的安抚成效呢？
首先要说到曾国藩为什么不用孙武治军的方法来严肃军纪、杀鸡儆猴。
前面说到曾国藩家训中的那句名言，他说待人处事要“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这句话是说要在公开场合、在明处宣扬一个人的优点，对于他的缺点与不足之处，则应在私下里、在暗处予以批评与教育。但这话在曾国藩家训里并非针对所有人，而是主要针对于“人才”而言。这里的“人才”作为他家训的对象，他们和曾国藩的关系就像是子弟与家长、团队成员与团队领导之间的关系一样。
比如曾国藩讲治军，曾经在家书里教导他的弟弟如何带兵时说：“季弟言‘出色之人，断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语确不可易。名位大小，万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家教，将帅之训士，不能如此立言耳。”（《曾国藩全集·家书》）
这段话不太好懂，意思是说老三曾经说：“想做出色的人才，不是光靠想就能做到的，也不是光靠你有天赋就能做到的。”曾国藩认为这句话说得太对了，他因此举例说，就像家长教育子弟，或者将帅带兵，哪一个家长不想子弟都成才？哪一个将帅不希望手下的将领都能独当一面？可光靠希望，或者寄希望于他们天赋的发挥，这是不行的，必须要靠教育与引导。于子弟而言，这种教育与引导的责任在家长身上；于军中而言，这种教育与引导的责任则在将帅身上。
我们分析这一段话是为了要说明，曾国藩把带兵带将视作犹如家长教育子弟，这种视角使得他对处理陈、刘二人的眼光与孙武处理二姬的眼光就有了根本性的区别。这个根本性的区别就在于孙武所杀二姬与孙武没有绝对的关系，这两人并不属于孙武团队的重要成员，而曾国藩视陈、刘绝不同于二姬，就在于陈、刘是曾国藩江淮治军中的核心主力，他们二人也必将是他的人才团队中的重要成员。因为这种区别，对待陈、刘二人的态度，立刻就适合了曾国藩向来提倡的“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的处事原则。所以，他不杀、不打、不骂，而是从扬善处入手，出人意料地化解了陈、刘的矛盾。
当然，也有不少史学家说曾国藩之所以这么温和地解决问题，甚至有些委曲求全的姿态，主要是因为陈、刘都不是他原来湘军的嫡系，所谓客兵难带，曾国藩管不住他们，所以不得不用这种温和的手法。
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但综合曾国藩一生的临事与处世的智慧来看，这种理解应该还只停留于表面。曾国藩一生治家带兵，就算原来带着他的一帮学生办团练、办湘军，那些人都是他的嫡系，可临事遇矛盾的时候，他大多也是秉承着“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的原则来做的。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王鑫，有私自跳槽之嫌，动了他维护团队稳定的根本，所以他不得出狠手，对王鑫“规过于公庭”，把王鑫整得英年早逝。另一个是李元度，因为不听曾国藩的话，丢了徽州，差点陷曾国藩于万劫不复之地，事后又私接外援，也是动了曾国藩维护团队稳定的根本，所以他也反复弹劾李元度，导致李元度一生落魄。
除了王鑫与李元度，像左宗棠，跟曾国藩明争暗斗一辈子；像沈葆桢，不停地克扣曾国藩的粮饷、兵饷；像李鸿章，作为曾国藩老师的学生甚至几次背叛师门，这些人，即使跟曾国藩有很大的私人恩怨，曾国藩照样能做到“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所以他对陈、刘二人如此处理，就不是简单的“客兵难驭”的原因，而是一贯的工作作风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