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庚申四月，曾国藩奉命署理两江总督；六月着予补授，又加以钦差大臣之名督办江南军务，曾至皖南，危而复安。十一年辛酉二月，他至休宁督攻徽州不下，仍回驻祁门，督饬水陆围攻安庆。太平军攻击不已，情势危急，有人劝其解围他移，他自书遗嘱寄家，帐悬佩刀，誓以身殉。
据记载，李元度确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参与曾幕有年，生死与共，屡著战绩，向为曾国藩所器重。徽州之败，实由其不听事前训诫，事后复擅自离职回乡，于情似虽有可原之处，于法实难宽恕，故坚挣上奏参革，殊不为过。曾国藩念于此，只请将其过去所有职衔，饬部注销，仍行革职，交左宗棠差遣。并谓带勇非其所长，其所部全行遣散，交部议处。结果并未判刑，雷霆中实寓有春意，曾国藩亦可谓公私兼顾，深合强恕之道。后在家书中尚迭表悔意，优予密保，可谓仁至义尽。
李鸿章在他的《水窗春呓》中也记有一段与此有关的轶事：
辛酉祁门军中，贼氛日逼，势甚急。时李肃毅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生气，时对余日：“死在一堆何如？”众委员亦交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一日怒传令日：“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曾国藩认为安庆之围，关系到淮南全局，也是克复金陵的根本，不可轻撤，他欲取上游之势以制下游。所以坚决不移动军队，并召集幕府的人说：“我离此一步，无死所也。”
后来，曾国藩九弟曾国荃果然在八月初一日克复安庆，也是受到他强硬的“硬语”而感召，才有此成功。
作为众人之首，特别是众军之首，曾国藩的“硬语”确是起到了独特的功效。言之而威，言之而信，其关键在“言”的“硬”与“软”。“软语”，则下怠，下怠则律弛，律弛则军难威，军难威则军必败。然而“语”要“硬”，也要有个方式，能为下属所认可，所接受。“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此语实乃“硬”中之典范。其要处在一“暂”字，其问含意颇远；又补以“不介意”一辞，士卒焉能不“感且愧”？
“硬”而有“情”，才能震撼下属，才能利属下为我所用，才是树立威信的领导得以引鉴之法。
曾国藩的“硬语”，还表现在他治军作战的韬略上，他亲手制定的开仗五条便是他的又一“硬语”表现：“打仗打个稳定。贼呐喊，我不呐喊；贼开枪，我不开枪；贼来冲扑时，扑一次，我站立不动；扑两次，我也站立不动；稳到两个时辰，自然是大胜仗。”
稳扎旨在坚强的防御，稳打意在猛烈的攻击。这是根据“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见《曹刿论战》）的心理，沉着硬挺，打击敌人的上气，迨其衰竭时，一举猛攻，即可获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扎要扎得稳，打要打得猛”道理也就在于此。
稳扎是扎硬寨，绝不投降。湘军守长沙、守南昌、守祁门，都是如此。能守即能攻，能攻即能胜。尤其同治元年壬戌，他的九弟国荃统率安庆得胜之师，直抵雨花台瞰取金陵，太平军大举增援，号称六十万人，将国荃所部五万余人重重包围，湘军饥、病、伤、死者近万人，苦战四十六昼夜，更番不歇；军事反复，异议丛生，他于群言淆乱之时，仍喜三军不夺之气，时危世事，终不令其稍退，历时二年有余，卒克金陵。
世人绝大多数都是偏才，因此，曾国藩曾分析过十二种“偏才”的性格特征以及应用之道。其中有六种是“外向型”性格（亢者）的“偏才”，其余六种为“内向型”性格（拘者）的“偏才”。在此，我们进行下面的分析和阐述：
外向型性格六种：
一为强毅之人：
“强毅之人，刚狠不和，材在矫正，失在激许。”
此种人性情硬朗，意志坚定，刚决果断，勇猛顽强，敢于冒险，善于在抗争性的工作中顽强拼搏。阻力越大，个人力量和智慧越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属于英雄豪杰一类的人才。缺点是易于冒进，骄傲于个人的能力，服人不服法，权欲重，有野心，喜欢争功而不能忍。他们有独挡一面的才能，也能灵活机动地完成使命，是难得的将才。对此种人要注意把握他们的思想和情绪，这可能是他们有无变化的信号。三国时的魏延就属这类人才。
二为雄悍之人：
“雄悍之人，气有勇决，任在胆烈，失在多忌。”
此种人有勇力，又暴躁，两个拳头就是天下的道理，恃强鲁莽，但为人很讲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属性情中人。他们的优点是为人单纯，没有多少回肠弯曲的心机，敢说敢做敢当，有临危不惧的勇气，对自己衷心佩服的人言听计从，忠心耿耿，赤胆忠诚，绝不出卖朋友。缺点是对人不对事，服人不服法，任凭性情做事。只要是自己的朋友，于己有恩，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都盲目地给予帮助。也因其鲁莽，往往会突如其来似地坏事情。唐朝人皇甫嵩，是个名传后世的急躁人，他命儿子抄诗，儿子抄错了一个字，他边骂边喊边叫人取棍子来打儿子，棍子还未送到，他就急不可待地狠咬儿子的胳膊，以致咬出了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教化作用的增长，这类人的性情正在变化，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其理智的成分增强，演变成敢拼敢闯的开拓型人才。又由于义气成分的减少，个人意识的增强，加上社会提供给个人创业条件的丰富，现在忠心耿耿、死心踏地的人正在减少。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表现也有许多变化，少了义薄云天、慷慨激昂的刀剑影气。
三是固执之人：
“强楷坚劲，失在专固，可以持正，难以附众。”
此种人立场坚定，直言敢说，也有智谋，可以信赖；行得端，走得正，为人非常正统，不论在思想、道德、饮食、衣着上都落后于社会潮流，有保守的倾向；也比较谨慎，该冒险时不敢冒险；过于固执，死抱住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肯向对方低头。不擅长应变之术。
这种人是绝好的内当家，敢于死谏的忠直大臣；如光绪元年的吏部主事吴可读，因慈禧太后不顾旧制，执意由四岁的光绪同辈即位，吴可读知慈禧不会纳谏，竟饮鸩自尽，以死相谏。
四是宠阔之人：
“意爱周洽，交往浊杂，可以抚众，难于厉俗。”
此种人交游广阔，待人阔绰大方，处世圆滑周到，能赢得各方面朋友的好感和信任。他们善于揣摸人的心思而投其所好，长于与各方面的人打交道，混迹于各种场合而左右逢源。适合于做业务工作和公关。能打通各方面的关节。但因所交之人龙蛇混杂，又有点讲义气，往往原则性不强，受朋友牵连而身不由己地做错事，很难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论事情的是非曲直，不适宜矫正社会风气。
五为体动之人：
“体动磊落，志幕超群，可以进锐，难与持后。”
此种人性格开朗外向，作风光明磊落，志向远大，卓立不群，富于开创精神，凡事都想争前头，不甘落在人后，往往从中产生出莫大的勇气和灵感，不轻言失败，成功欲望强烈，永远希望自己走在成功的前列，缺点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轻率冒进，如果在勇敢磊落的基础上能深思熟虑、冷静应对，则能做出重大成就。又因为妒忌心强，如果不注意自身修养，会为嫉妒而犯错误。如果将嫉妒心深藏不露，得不到宣泄，可能偏失到畸形的程度。
六为朴露之人：
“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可与立信，难与消息。”
此种人胸怀坦荡，性情质朴敦厚，没有心机，不善机巧。直可结交，信任他，但是如果遇到什么机密之事，却不宜告诉他。因为这种人的性格是心中藏不住东西，如果随便告诉他，反而可能坏大事。
内向型性格六种：
一是柔顺之人：
“美在宽恕，失在少决，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
此种人性情温和，慈忍善良，亲切和蔼，不摆架子，处事平和稳重，能够照顾到各个方面，待人仁厚忠恕，有宽容之德。然如柔顺太过，则会逆来顺受，随波逐流，缺乏主见，犹豫观望，不能果决，也不能断大事，常因优柔寡断而痛失良机。因与人为善又可能丧失原则，包容袒护不该纵容的人，许多情况下连正确的意见也不能坚持，对上司有随意顺从的可能。如能果决刚断一些，正确的能极力坚持或争取，大事上把握住方向和原则，以仁为主又不失策略机变，则能团结天下人共成大事。这就是曾国藩说到的“谦卑含容是贵相”。否则，只是幕僚参谋的人选。
二是拘谨之人：
“善在恭谨，失在多疑，故可与保全，难与立节。”
此种人办事精细，小心谨慎，很谦虚，但疑心重顾虑多，往往多谋少成，不敢承担责任，心胸不够宽广。他们善于驾轻就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很圆满地完成任务。一旦局面混乱复杂，就可能头昏脑涨而做不出果断、正确的抉择，难以在竞争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他们生活比较有规律，习惯于井井有条而不愿随便打破安静平稳的节奏。适合于做办公室和后勤等按部就班、突变性少的工作。刚果侠气不足。
三是辩博之人：
“论辩理绎，能在释难，故可与创新，难与规矩。”
此种人勤于独立思考，所知甚博，脑子转得快，主意多，是出谋划策的好手。但因博而不精，专一性不够，很难在某一方面做出惊人的成就。
不愿循前人的路子，因此多有标新立异的见解。口辩才能往往也很好，加上懂得多，谈论时往往旁征博引，让一般人大开眼界，如能再深钻一层，有望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为人一般比较豁达，因此也能得到上下尊敬。
四为狷介之人：
“清介廉洁，淤浊扬清，故可与守节，难以变通。”
此种人清廉端正，洁身自爱，从本性上讲不愿贪小民之财，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因看不惯各种腐败而不愿为官，即使为官也两袖清风，不阿谀奉承，偏激的就此辞官不做，甘愿去过心清神静的神仙日子。由于其原则性极强，善恶界线分明，因而有可能导致拘谨保守，又因耿直而在艺文、学术上会有惊人的成就，在那个人相对广阔的思维天地中可能尽情自由地实现理想和抱负。
五是沉静之人：
“精在玄微，失在迟缓，放拘于深虑，难捷速。”
此种人性格文静，办事不声不响，作风细致入微，认真执著，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因此往往易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和能手。缺点是过于沉静而显得行动不够敏捷，凡事三思而后行，抓不住生活中擦肩而过的机会。兴趣不够广泛（年轻时也可能广泛，但随着性格的定型渐渐疏远），除兴趣所在之外，不大关心周遭的事物。尽管平常不大爱讲话，但看问题深远，只因不愿讲出来，有可能被别人忽略，其实仔细听听他们的意见是有启发的。
六为韬谲之人：
“多智韬情，权在谋略，失在依违，可为佐助，则不可专权。”
此种人机智多谋又深藏不露，心中城府深如丘壑，善于权变，反应也快。如果立场不坚定，易成为大奸之人，往往见风使舵，察颜观色，从而确定自己的行动路线，诡智多变。如果忠正有余，勇气敢注，则会成为张良一类的奇才。因智多变因而可能气节不够，不宜选派这种人掌管财务、后勤供应等事。
关于曾国藩相法之神奇与否，姑且置之不论，他关于人才的论述，显然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说到求才，我们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千古名言来自战国时期的一则故事。当时沉埋于民间的贤能之士汗明问春申君说：“君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千里马到r可以乘用的年龄，拉着载盐的车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着尾巴，皮肤一块一块地溃烂，嘴和鼻子喷着白沫，大汗淋淋漓漓地直往下落。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动，驾着车辕，不能向山顶爬。这时，正好碰卜‘伯乐。伯乐一见，就从车上下来，拉着马络头哭了。伯乐脱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盖在它的身上。它被感动了，就低下头喷着鼻子，抬起头发出长呜。它的声音响彻高高的天空，就像从金钟石磬里发出的乐音。为什么这匹马会这样呢？因为它认出伯乐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而曾国藩在求才时，则是什么手段都用，他根据不同对象，或结以交情，或待之以诚，或激之以情。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的。
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询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励，“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他还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以求“得一而可得其余”。
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
蚨，即青蚨，是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到野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得其余”之效。
曾国藩求才若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人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人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鲁与李竹浯二人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推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向声望日著的曾国藩咨询湘政。曾国藩复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指出：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颇有人才渊薮之称……阁下莅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将材为先务。……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似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说：“湘中统将，多宣力于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叹。不特阁下以此为虑，鄙人亦增内顾之忧。兵可以磨练而成，欲求将才之辈出，不能不未雨之绸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