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在一军，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幅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曾国藩的廉矩之名朝野共仰，声名有加，而一些同僚却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原因是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竭力主张查办：
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声名狼藉。如查有真实劣迹，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彼处查访他。但须机密。
至于贤良之士，曾国藩则力为推荐或挽留，他说：
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属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
对于国家，曾国藩于咸丰元年（1851）三月初九日曾上一折，言兵饷事。四月二十六日进一疏《敬陈圣德三端》，其言激直，有人忧其会因此获皇上谴斥。故上疏之故，具见咸丰元年（1851）五月十四日写给弟弟的信中：
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性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亳不挂于意中。
于此，足见曾国藩对于国家的态度。
曾国藩主张政治家应当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亦希望教育家能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使之廉洁向上的责任。其《劝学篇》中曾说：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嬗诸无穷。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乎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面出，泉涌而云兴。
他对于任官、择人，尤其注重操守。他说：
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兼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以此四者以衡人，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
他的“劝诫州县四条”，有两条是倡廉的：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一日崇俭朴以养廉。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自占仕途多变动，所以曾国藩以为身在官场的纷繁中，要有时刻讲求廉矩，淡化利欲之心的心理。利欲之心人固有之，甚至“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这当然是正常的，问题要能进行自控，不要把一切看得太重，到了接近极限的时候，要能把握得准，跳得出这个圈子，不为利欲之争而舍弃了一切。
怎么才能使自己的欲望趋淡呢？“仕途虽纷华，要常思泉下的光景，则利欲之心自淡”。他常以世事世物自喻自说来贯通得失，比如，看到天际的彩云绚丽万状，可是一旦阳光淡去、满天的绯红嫣紫，瞬时成了几抹淡云，古人就会得出结论，道“常疑好事皆虚事”。看到深山中参天的古木不遭斧砍，葱郁蓬勃，究其原因是它们不为世人所知所赏，自是悠闲岁月，福泽年长，“方信人是福人”。中国古代自汉魏以降，高官名宦，无不以通禅味解禅心为风雅，是为了在失势时自我平衡，自我解脱。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知足常乐”。佛教的理想是“少欲知足”。孟子有一句话叫“养心莫善于寡欲”，是说希望心能够正，欲望越少越好。他还说：“其为人也寡欲，虽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欲少则仁心存，欲多则仁心亡，说明了欲与仁之间的关系。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自我实现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太强烈，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人应该尽力克制自己过高的欲望，培养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在曾国藩的用人方略中，他是按照“做”、“省”、“学”、“禁”四字来实行的，因此极有亲法条理。
先让我们看曾国藩的一段真言：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殍，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乐，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曾国藩一世廉矩，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赋。廉矩使他挺起两根硬骨头。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六月任四川正考官，十一月回京复命。曾国藩在京都四年，景况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因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助。从四川回来，将得到的俸银千元寄回家中，并且拿出一部分来救济贫困的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曾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祖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折服。
他壮年时曾立志，要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间之完人。所以他说：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败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所标榜的“廉矩报国，侧身修行”，也是注重以身化人，可见他只以从军、从政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何尝要为一姓一家效愚忠呢？何以谓之转移风气？就是改造社会的意思。他常引顾亭林《日知录》上“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来勖勉官员。保即为保天下，就是不要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禽兽食人，人将相食”。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使人欲横流，兽性高张，道德沦丧，礼法荡然，社会没有办法来维系，这才是人世间最危险的事情，好像是“人吃人”了。
所以他把功名富贵满不当一回事，常常教训儿子说：
予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学为圣贤，全由自己做主。
他认为事业的成功是不可捉摸的，属之天命；学问道德是可以困勉而得的，使人们皆循正道而行，国运自然就好了。做官也应该以此为目的。所以他说：
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之于偏裨，此一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日“做之君，做之师”；又日“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这不就是经世学的道理吗？所谓做君做师，即精神领袖和事业领袖合一，以事业表现精神，以精神贯注事业。曾国藩一生侧重此义，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能把“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了。
他说廉矩的道理，不外“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三端。风气如何能正呢？必须先培养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让他们发生一种领导作用，这就是所谓致贤了。同时把人民的生活改善，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就是所谓养民了。总之是教养廉矩，让治者与被治者，或士大夫阶级与农工商阶级，都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就欣欣向荣了。
曾国藩出生在一普通的农户人家，他与湘乡农村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一支农民部队，他正是依靠这支部队打败了捻军和太平天国军队的。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做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与官员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尽管曾国藩与官员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这给他的仕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还是能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曾国藩的这种爱民思想应该说得益于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已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贵的思想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还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得天下就要得民心，得民心就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曾国藩称孟子为“真豪杰”，表示愿意终身以孟子为师，他的爱民思想、民本思想大概可以从孟子那里找到根据。
有什么样的君主，便有什么样的臣民。君主廉矩，臣民便廉矩；君主仁义，臣民便仁义；君主好巧，臣民便好巧；君主愚昧，臣民便愚昧。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齐国上上下下都喜欢紫色衣服，结果导致齐国紫色衣料价格猛涨。世风如此。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所以，曾国藩特别注意对属下官吏的使用，要求官吏廉矩，一是习惯劳苦以尽职尽责，一是崇尚俭约以培养廉洁，一是勤学好问以拓展才能，一是戒骄以纠正风俗。所以委任一个官员，一要看他是否“做”得，二要看他是否“省”得，三要看他是否“学”得，四要看他是否“禁”得。他着重考察的是人的品质、习惯、才学和意志。
曾国藩在使用绅士时有一个秘诀，就是给他们一点名利，但不说破，用这种办法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
“官阶日益进，心忧日益深。”清代学者纪昀的这句话曾国藩大概体会得尤其独特，在别人或许会觉得虚伪，在曾国藩却字字是泪！
曾国藩说他“无处不忧心，无日不惧祸”，“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他一定体会到了曹操写作“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时的心境，不然，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处在乱世，身居高位，掌握着广大军民的生杀大权，几乎是人生的一大不幸。
一般人羡慕总督、巡抚的荣耀，不外乎宫室、衣服、富裕和尊贵，而曾国藩所住只有军营的茅屋三间，瓦屋一间，所穿的衣服比起当年在京城时还要节俭得多。不是他不能住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而实在是他不敢、不愿、不忍啊！他说：
从冬至夏，常有十几万敌军环绕在祁门的前后左右，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几乎没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没有美食，夜晚常做恶梦。军饷拖欠达五、六个月之久，士兵的生活异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一个人过富裕的日子。所以近年来我不敢往家里多寄银钱，也不敢给宗族乡党一些润泽，这并不是虚伪矫情，一则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士兵穷窘异常，二则是想到从高祖父、曾祖父以来，我家世代寒素，我虽然享受了祖上的荫德，但我不想享受过多，以便为自己存惜福之心，为家族留不尽之泽。
这就是曾国藩的真实想法。
曾国藩觉得自己才识浅薄，却久居高位，为了避免大灾大难，所以他才兢兢栗栗，不图安逸，不图丰豫，崇尚勤俭，讲求廉矩。他以为只有这样才是载福之道。这是人人都可以做，但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事。
成功语录：用手治，可以治人身；用心治，可以治人魂；用脑治，可以治人力。因人而异，巧妙应对
每个人因自身个性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治人之道，而敢说硬话在曾国藩治人哲学中颇为明显，或者说是曾国藩治人决断的一项突出表现。这与曾国藩的明强不倔的性格有极大关系。因此，在治人之上，就应区别性格，“对症下药”
湘军在曾国藩的勤加训练下，已成劲旅，于是奉命募为官勇，出境进剿。湘军也就此分编为陆师、水师，声势日渐强大，自此和太平军鏖战于湘江南北。
曾国藩本人在战事中，以岳州、靖港之败，两次投水，先为幕客章寿龄拯救；以湖口水师大溃又欲自戕，得罗泽南等劝止。曾国藩自此整军进战，毫不灰心。嗣奔父丧由瑞州返里，时为咸丰七年丁巳二月。次年戊午秋，奉命复出，由武昌经九江、湖口以达南昌，准备图皖而后及江南金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