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中的陕西
北洋军阀时期，师与“混成旅”不同，“混成旅”又称独立旅，直属军部，不隶属于师，但它容多兵种于一身，旅内除步兵团外，还拥有马队、炮营、工程、辎重等兵种，是师的缩编。
“师”的编制是由清末袁世凯受命编练新军时的“镇”而来。据《清朝续文献通考》(二)卷二四兵三记载：平时编制以两镇为一军，每镇步队二协，
镇：清代兵制，总兵所统辖绿营兵称镇标，凡镇加地名，如宣化镇、苏松镇、宁夏镇。
每协二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马炮
队各一标，每标均三营，每营马四队，炮三队；工程队一营，辖四队；辎重队一营，辖四队。步、炮、工每队皆三排，每排三棚。
马队二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二排，每排三棚。各种队伍，每棚目兵十四名，计全镇官长及司书人等七百四十八名，并目兵丁一万零四百三十六名，夫役一千三百二十八名，共计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名。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页。
“混成旅”是“混成协”转化而来，混成协不同于镇统辖下的步兵协，清末往往因成镇不足，先成立协，再扩充为镇。北洋军阀时期，师长可担任督军，而督军则是一省军政最高长官，有枪有地盘，权势极大。所以由混成旅长转任师长，对冯玉祥来说无疑于在官阶仕途上迈了一个大台阶。有了这样的实力，他就可以凭借它问鼎国事，甚至主宰一方了。
这一年，冯玉祥可谓幸运之神紧紧伴随着他，军旅生涯数十年，而真正能掌握命运的机会并不多，但时来运转时，又似乎应接不暇。就在他接任师长不久，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
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陕西省督军。
督军是民国后实行的一种新官制，为一省军政最高长官。
辛亥革命时，以都督为各省最高军政长官。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改都督为将军督理军务。1916年袁世凯死后改称督军。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的大小，取决于兵力的多少，兵多将广、武器充足，占地盘就多，加之身后有帝国主义和各地财团支持，乃大军阀也；兵力少者，为小军阀。近代以来，中国的封建军阀，之所以称之为“军阀”，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支能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军队，都有一块可以任意搜刮的地盘。冯玉祥虽说出身穷苦，而且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参加过反对帝制，但作为军人，特别是作为北洋军阀体系中的一员高级军事将领，南北征战，出生入死，现如今又有了一个督军身份，有一块在自己统治下的地盘，这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从坎坷不平的道路走上飞黄腾达的转折点。
冯玉祥能督军陕西的直接原因是原陕西督军阎相文于1921年8月21日服毒自杀。
阎相文原任直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1920年直皖战争后，属于皖系的陕西地方官吏，随着他们的首领段祺瑞的失败而下台。原陕西督军陈树藩虽为陕西安康人，但因“堵剿”白朗农民起义军有功，加之段祺瑞对其十分满意，袁世凯死后不久，便被段委任为督军。所以陈是以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挤进北洋军阀行列的。陈树藩在陕西统治5年后，跟随其主子段祺瑞倒台。1921年6月，陈树藩被撤职后，改以阎相文继任陕西督军。这时，陕西省长刘镇华一方面向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输诚，表示欢迎阎相文督陕；另一方面，又对陈树藩表示同情和支持，纵恿他抗拒免职命令。陈树藩信以为真，于是拥兵自卫，拒不交权。无奈，北洋政府授命阎相文率兵入陕，武装驱陈。阎相文曾以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为先锋，攻打西安城。由于冯玉祥部过去曾随陆建章入陕，对地理地形较为熟悉，而且在行进中得到陈树藩部的许多军事情报，故而冯军与陈树藩在阳郭镇、灞桥等处尚未激战，陈军便溃败下阵。原为陈树藩撑腰打气的刘镇华却摇身一变，解除了陈部的警卫部队和重炮营的全部武装。这样，阎相文受命武装驱陈便得以顺利实现，阎相文于1921年6月下旬坐上了陕西省督军的宝座。
然而，阎相文出任陕西督军后，陈树藩留给他的却是个烂摊子。陈树藩统治陕西期间，极尽搜刮盘剥之能事，不仅增添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斗捐、附加税等，而且一上任便追索民国元年至五年的欠粮欠税。1916年，强迫发行“富秦钱票”，此票没有信誉，商人抬高物价，“人民持票买货作钱不照票额”。《秦中公报》1916年11月25日。
同时，贩卖烟土鸦片，举借外债，发行公债，使得陕西地方经济凋敝，民不聊生。阎相文接任陕督时，主要有三件最头痛之事，导致他不得不走上自杀之路。
其一，陕西省境内驻军庞杂，饷项和粮秣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当时，陕西的驻军除阎相文所率入陕的三师一旅之众约五万人外，还有不少地方部队。如陕西北部的井岳秀、田玉洁、田维勤、曹俊夫等人的四个旅和胡景翼的一个师，兵力也近五万。凤翔、岐山一带的郭坚部，人数也在一个师左右。号称关中富庶之巨的周至、户县、郦县等地，均为省长刘镇华的五路镇嵩军占据。而被冯玉祥击溃退往陕南的陈树藩残部尚未肃清。这样，陕西境内的各种军队总数在十万人以上。而且大部分军队都是独占一方，各自为政。首先造成了财政上的极大困难，他们就地征饷、征粮，自收自支，从不上缴省库，导致省库空虚。其次是广种鸦片，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各地有实力的大小首领们，为了向民间压榨更多的财富，他们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然后重征鸦片税，并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办法，成百万两地贩卖鸦片烟土，以致富庶的三秦大地遍开烟花，粮食大量减产。因此，阎相文到职后，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十余万大军的饷项无法支付和粮秣无法供应。每日送往督军府的要粮要饷的呈文如雪片般地堆在阎相文的案头上，使得他心急如焚，苦无良策。而此时，正是北方雨季，七八月间关中一带霪雨数日不竭，西安至潼关的大道泥泞、阻塞，运输中断，外省调运的粮食屯集潼关后无法西进，当地粮草日见枯竭。本来，当阎相文初入陕西时，省长刘镇华为讨好他，曾对阎说，原省府“留有鸦片烟土数百万两，以此供应军队粮饷，保证不成问题”。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342页。
然而不久刘镇华就改变了态度，当阎向他催要烟土时，不但烟土的数量由数百万两减少到数十万两，而且托辞再三，称一时难以凑齐。阎相文虽然也看透了刘镇华有意刁难，但“强龙压不住地头蛇”，阎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吞，他无法对付刘镇华这个阴险狡猾的市侩。他所率的三师一旅数万人马的粮饷问题，也就使他一筹莫展。阎相文整天在为粮饷苦恼，而解困良策却仍难以找到。
其二，在阎相文行将入陕时，曹锟、吴佩孚就把在他们那里无法安排的一批退职军人和官场上的失意政客，以及他们的亲戚故旧等800余人交给阎相文带到陕西，要求予以优先录用。这些人之中，不仅自己随阎入陕，而且又一批又一批的随从“走马上任”。迨阎相文到陕就职，在用人方面，省会所能到达的地方，只有北起渭河，南至秦岭之间不过60里的一块狭长地区。在这样一块小小的辖境之内，却驻有他所带来的三师一旅和刘镇华的镇嵩军各部，他们都有自己的人，已经感到人浮于事。因此曹、吴交给他的这批人，就更加无法安排了。但阎相文又在曹、吴的淫威之下，不敢表示不满和为难。
对于这批人更是不能慢待，只好按照他们的资历深浅，与曹、吴的关系亲疏，或聘为顾问，或委以参议、咨议，统统作为督军府的食客，每日吩咐军务处开十余桌酒席款待，等待有空缺时再委以实职。这批候差的人，都有靠山、背景，他们依仗曹锟、吴佩孚的势力，根本不将这个阎督军放在眼里，经常三五成群地到督军办公室找阎要官、要钱。开始，阎相文还接待他们，并劝慰他们耐心等待，说只要陕西各地政务统一后，会解决他们的任用问题。可是这些人总是纠缠阎相文，要他立即予以委任，无奈之中，阎只好躲避不见，深居督署，闭门谢客，以免被这些人纠缠不休。这无疑又得罪了这些人，由于他们达不到尽快升官发财的目的，便开始告黑状，背地里给曹锟、吴佩孚写信，捏造了许多流言蜚语，说阎相文只知道任用自己的人，对中央推荐的人根本不重视。甚至说阎对于直系的人完全采取敷衍方式，而对于皖系的人员反而优先予以重用。这一招却十分灵，激怒了曹锟、吴佩孚，曹、吴对阎相文有过多次诘问和责难，并起了疑心。而阎相文又不敢申辩，只能把苦闷埋在心里。这样，来自曹、吴的压力与日骤增，阎相文感到心情十分沉重。
其三，陕西地方实力派首领之一的郭坚被杀，吴佩孚以“不负责任”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342页。
的罪名责难阎相文，促使他走上自绝之路。郭
坚为陕西地方实力人物之一，1918年8月陕西靖国军改组时，于右任曾委其为第一路司令，下辖十个支队。郭坚“是个自命不凡，行为放荡，以任陕自负，而又横行乡里的豪强人物”。政协陕西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冯玉祥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3页。在靖国军的发展过程中，他的势力逐渐控制了西安以西的陇县、宝鸡一带。郭坚与靖国军及各地实力人物交游颇广，兼之小有才华，善工书法，以此曾受到陕西一部分上层人士的赞许。然他在陕西西部发展中，招收土匪数千，编为地方军队，占据自甘陕交界的陇县、凤翔至咸阳以西的地带，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封建割据的局面。由于大量改编地方土匪，造成部队军纪废弛，其部下四处骚扰，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地方人士纷纷到省里告发，几任督军曾用兵警告，但并未奏效，反而被郭部击溃，这样一来，郭坚更加有恃无恐，独往独来。
阎相文到任后，吴佩孚想利用郭坚赴四川去追剿皖系势力，以此调虎离山，曾与郭坚商议、接洽，郭坚也想藉此机会向川北、陕南发展，便首肯同意。而后郭坚又以这个借口亲自到省城向阎相文索要军饷，并且威胁阎，如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即“子弹100万发，枪械五、六百枝”，他将派兵攻下省城云云。
阎相文见郭即将刀戎相见，便召集部下商议，想借机除掉他。
于是便由冯玉祥用“鸿门宴”之法除之。1921年8月13日，冯玉祥在西安西关军官学校设宴款待郭坚，席间，冯玉祥下令早已埋伏在后院的士兵，擒拿郭坚并当即枪毙。
郭坚被枪杀的消息很快就在陕西全省传开，各种舆论不一，有人持赞成意见，也有人认为这是阎相文排除异己之举。
但曾经遭受郭坚及其部下抢掠迫害的民众，都认为当局这一断然措施的确为地方除了一害。
客观地说，郭坚的被捕杀，是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势力对地方势力的震慑行为，归根结底是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一种互相惨杀。由于郭坚毕竟在陕西地方实力派中有一定影响，尚有众多拥护者，而且吴佩孚正欲启用他去谋取四川，充当吴的马前卒，于是引起吴佩孚的不满也就在情理之中。吴向阎相文发来措词极为严厉的电报，要他从速查处此事，搞得阎相文左右为难。而阎又是个心胸狭窄之人，在吴佩孚的压力之下，使他有苦难言，只能选择自杀这条路。
阎相文自杀是吞了大量鸦片而死的，据冯玉祥回忆：
“我和吴新田、阎治堂三人同去看丧，见床前摆着一大缸子鸦片，已浅去三寸多。又在他腰里发现一张遗嘱。说他决未妄杀人命，宁死也不能安插即八百位官儿，他也不能坐视四五师人枵腹等死，数说种种苦衷，忠国爱民之意，令人看着，生无限感慨。”
阎相文死后，直系北京政府以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
冯接到任命后，真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升任师长才不过十几天，就升任督军之职，的确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他几十年戎马生涯中，一直感到无用武之地，现在总算有了一个省的地盘，这就不愁无所施展抱负了。忧的是陕西地方瘠苦，情况复杂，要理清和支撑这个局面，实属不易。陕西是个大省，但又是穷省，粮食不能自给，财政难以自支，势力繁多，体系不一，号令难以统一。特别是阎相文自杀后，使他感到处理这个千疮百孔、兵民交困的复杂问题，真不知从何入手。冯玉祥善写诗，此时，他曾做了一首诗，以抒此时心情，大致是说：这样的升迁，当看做撤差；但我必尽力以赴，以报国家与人民。
走马上任督军职
冯玉祥凭着他数十年征战南北练就的果敢坚毅、不畏险阻的气魄和胆识，走马上任了。1921年8月27日就任新职。《署陕西督军致全国通电》1921年8月27日，转引自郭绪印、陈兴唐著《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随后改组督军署，任命陈励丞为秘书长、刘骥为参谋长、石敬亭为军务科长、贾玉璋为军需科长、邓哲熙为军法科长。上任伊始，冯玉样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有这样几件事确能引起各方震动：
首先，设法缓解军队饷项困难。冯玉祥认为，督军署内之所以困难重重，主要是人浮于事，军旅偬戎，督署养着近千名闲人。冯玉祥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先将曹锟、吴佩孚荐来的800多名“顾问”、“参议”、“咨议”遣送回保定。冯下令：陕西地方穷苦，实在难以使“顾问”、“参议”们发挥才智，又以节约开支为由，规定顾问每人仅送盘缠40元、参议每人30元、咨议每人20元，并要求省长刘镇华出钱，参谋处长王慎淮负责办理，把他们一一打发出境。这批闲人们心中虽有一千个不满，但见冯玉祥不容置疑的态度，只好骂骂咧咧，拿着盘缠自谋出路去了。此外，冯玉祥一面电请北京政府从速拨发饷项，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又向官兵通报财政困难的情况。为了安慰已征战多日尚未领到半文军饷的官兵们，从有限的军费中挤出一点钱，购买了毛巾、鞋、袜子、肥皂之类的日用品。
每日去连队慰问士兵，以取得他们的体谅。同时，冯玉祥着手谋划军队的生产自救问题，为驻陕的三师一旅数万之众寻找出路。
其次，采取果断措施，统一陕西军政。驻陕的军队中，隶属北京政府的三师一旅及刘镇华的镇嵩军，约五、六万之众。
而省府的势力所及不过西安附近十余县，在这狭小的地方，就本地出产，充其量只能养活一旅人马，而现在却要供应这么多军队，困难可想而知。而且这些军队，往往军纪废弛，首领繁多，长官花天酒地，士兵为非作歹。北洋军阀队伍中长期养成的吃空饷恶习，在这里也多有反映，大多虚报人数，有的号称一旅，实际人数不足两千。冯玉祥上任后，即着手进行整顿，以求统一军队，政令畅通。一是整顿军容军纪，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冯玉祥住在督军署里，“每天督促官兵加紧学术两科功课，未尝一日懈怠”。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334页。
冯玉祥练兵有一套独特方式，与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