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于9月23日，向驻山东青岛的德国海军发动进攻。
日、德在中国领土交战，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蔑视和领土的侵略蹂躏。日军在击败德军攻占青岛后，俨然以战胜国自居，成为新的“主人”，并在此犯下了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他们抢劫财物，霸占民房，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在进攻山东的同时，日本还筹划另一个更大的阴谋，那就是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件”，充分暴露了日本旨在使中国沦为其附属国的狰狞面目。1915年1月18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
2．要求东北的南半部和蒙古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期限，都延长到99年。
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
4．中国沿海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让予他国。
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承认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湖州间的铁路建造权，允许日本在福建省筹办铁路、矿山、建筑、船厂、海港的优先权。
日本政府代表在怀仁堂递交“二十一条”时，对袁世凯软硬兼施，“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六，第91页。
当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之时，袁世凯则正在北京紧锣密鼓地复辟帝制。袁本人“轮流召集各省旅师长以上武人探听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意见。”同时，策动舆论，鼓吹帝制，下令全国，一律举行祀孔大礼。并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登天坛顶礼膜拜，重演封建时代“君权神授”以“天意”压“民意”的把戏。教育部则通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讲经。《宪法草案》
也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时之间，尊孔读经的逆流遍及全国。
这股逆流的出现，与帝国主义的推波助澜分不开，首先是文化思想舆论上的支持。帝国主义文化和旧中国的半封建文化本为一对孪生兄弟。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受聘为孔教会顾问，英国威海卫行署长官庄士敦喧嚷“能使以孔教治国，则革命可不起”。沙俄贵族盖沙令鼓吹“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这些无疑给袁世凯复辟帝制打了一针兴奋剂。
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47页。
其次，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持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日本不仅与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同时，派大隈重信的亲信有贺长雄担任袁世凯的顾问，作为帝制的策划者之一。英国公使朱尔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直接向袁世凯表示了他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意见。美国人古德诺，对于帝制的极大贡献则是他于1915年8月发表了一篇为袁世凯所需要的《共和与君主论》的论文，从理论上说明中国“民智低下之国……绝无政治智慧。……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杂志社，1936年。第163页。
袁世凯则经常以古著赠人。
名为征求意见，实为扩大影响。美国还借给袁世凯五六千万美元，这很明显是有着政治借款与投资利益的双重目的。
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复辟帝制的消息，不能不使冯玉祥感到十分焦虑。在此种形势下，中国将何去何从?他个人的前途将会怎样?是他日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冯玉祥认为，此时此刻，对军队进行爱国爱民教育十分重要。要使部下明确当兵入伍的目的是什么?驻兵汉中时，冯“讲习武事，不稍松懈”，为提高士兵知识水平，尤其是精神，希望士兵能为国牺牲，编了一本《军人精神》的小册子。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将传统道德、基督教义和古代爱国故事溶为一体，以此来感化官兵、维系团结和提高战斗力。这本书分为三节八十条。第一节为“道德精神”，偏重个人修养方面，如谨言慎行、努力学习等内容。第二节为“爱国精神”，阐发牺牲自我、成仁取义的道理。第三节为“军纪精神”，着重强调军纪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明确提出“干犯军纪，为爱国军人奇耻大辱”。《冯玉祥自传》，第24页。每日早上阅操时，冯玉祥都向士兵提问，“为何要当兵?”部下答道：“保国卫民，捍御外侮。”
郭绪印、陈兴唐：《爱国将军冯玉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他就是用这种精神来提示部下，军队绝
不能成为军阀专制的工具，军人应首先以国家安危为天职，以此来抵制袁世凯复辟帝制带来的消极影响。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被报刊披露后，国人为之震惊，冯玉祥无不感到“周身的血液立即沸腾”。
“虽欲尽力控制，但我20余年来的军人生活，正造成这样的个性，无论怎样也平静不下来，甚至几天连饭都不能下咽。”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第184页。
冯玉祥对日本帝国主义有着深切的感受。甲午战争前，他跟随父亲到大沽口修筑炮台，前后两年。当时就立志：“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绝不许从我手里让日本人夺去!”冯理达：《我的父亲冯玉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而庚子年在保定府等地亲眼目睹日本人
惨杀中国人的情景，以及《辛丑条约》签订后，拆除大沽炮台的经历。这一系列事实无不激发他早年的爱国御侮思想。因此，“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来，这股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义愤油然而生。同时，更加坚定了他的两个信念：一是要同国内军阀恶势力斗争不息；二是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不息。
冯玉祥当旅长之前，可谓一帆风顺，升迁极快，仅仅18年便由一名士兵升至将军。这当然与他娶了陆建章内侄女，得到陆的扶持分不开。在北洋军阀内部，官官相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已司空见惯，冯对陆也一直怀有感恩之意。但冯玉祥毕竟与那些军阀有所不同，他不会随声附和，不会趋炎附势。他很快就对陆建章的所作所为产生不满，而且与日俱增。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陆搜刮和运销烟土。陆建章督军陕西后，为大量搜刮烟土，常常动用武装，四处查搜，然后将查没的烟土。远运京、津一带贩卖，牟取暴利。上梁不正下梁歪，督军署内的大小参谋、副官，也三五成群私自查搜烟土，再将其贩卖，中饱私囊。二是结党营私。督军署上上下下，任人唯亲。腐朽不堪。因陆为安徽蒙城人，于是督军署参谋长是蒙城人，副官长也是蒙城人，因而他们打成一片，恣意胡为，后来索性公开求用蒙城人，造成陕西督军署内成了清一色的蒙城籍。
人们用“口里会说蒙城话，腰间便把洋刀挂”之谚，以为讽刺。
三是姑息养奸和收受贿赂。陆建章就任陕西督军后，大量招收门生，而且接受部下贿赂，毫无收敛。陕西一旅长为讨得陆的欢心，一次便将二万两烟土奉献，以为拜仪，而陆欣然笑纳。
此事传出去后，在军中震动极大。陆却不以为然，仍我行我素。冯玉祥对陆的种种做法，极力谏劝，非但陆置若罔闻，反而招致陆建章左右的嫉妒，时进诽言。于是陆也逐渐对冯产生不满，甚至不愿再见冯的面。
在这外患内忧之际，个人前途渺茫之时，冯玉祥遂产生摆脱陆建章羁绊之意，想寻找机会离陆独自发展。1915年春夏之交，这个机会悄然降临。
转战川陕
袁世凯早有控制西南的主意，借口川变，于1915年2月由心腹陈宦取代地方将领胡景伊为四川督军。但陈宦在统治四川时，却遭到四川省各界的抵制。于是袁世凯命陈宦率重兵入川，以防不测。陈宦率领李炳玉的第一混成旅及任祥祯的中央混成旅入川。袁又令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川北，以这三个混成旅作为陈宦的武力支柱，控制四川局势。但陆建章则不愿自己的实力受损，为敷衍陈宦，陆命冯玉祥将其十六混成旅的大部主力仍留在陕南，仅率第一团于1915年夏初入川，驻节阆中县。
这时，冯玉祥在陕甘一带驻节已近两年，陕甘各方面都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首先，这里地域广阔，军队迂回的余地很大，在军阀势力相互错综交叉之时，易于保存自己。其次，这里虽说自然条件艰苦，可西北民风淳朴，军民之间关系容易相处。再者，西北远离统治中心，便于发展自身势力。本来冯玉祥可以在这里有所作为，至少能较快地发展起来。但此事却使他不得不离开陕西，亲率一团兵力驻扎川北的阆中县。
离开陕西的冯玉祥，随着北洋军阀造成的混乱局势，转战南北，先后在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北京等驻节，厮杀于军阀混战之间。沉浮于大大小小的宦海仕途之中。由团长升任旅长之后，八年之间再未升迁。冯玉祥所率的十六混成旅在饷项给养方面也由于北洋政府的阻挠，经常受阻。冯曾在1921年1月9日的一篇日记中写道：“饷项奇绌，目兵仅以盐水下饭，到处呼吁，从无怜而助之者。”冯为饷项经常寝食不安。
为何北洋政府要克扣十六混成旅的军饷呢?曾跟随冯玉祥20余年的王赞亭认为：“自冯玉祥当旅长之后，在许多事情上违背了北洋军阀首脑人物的意志，如冯在四川响应护国军参加讨伐袁世凯之役，在河北廊坊参加讨伐张勋复辟之役；在浦口按兵不动反对援闽；在常德不听吴佩孚命令，不参加直皖战争；与南方护法军取得联系，擅自北撤，等等。”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页。
这些做法
无疑向北洋政府表明了冯玉祥决不是一个附首贴耳的奴才，自然也损害了军阀们的利益。北洋政府认为冯玉祥一贯不听命令，而且与南方革命势力暗中往来。因此，早已不把冯玉祥及十六混成旅当成自己嫡系成员，便采取排挤和压制。不仅不再提升冯玉祥的职务，不允其再扩充兵力，而且时时克扣军饷，使冯的部队经常陷入困境，以为这样便可将其逼垮，置十六混成旅于死地。
面对此种情况，冯玉祥气愤不已，曾在部下面前表示，我们决不能坐等饿死，北洋军阀政府虽不把我们当做国家的军队对待，但我们仍要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一定要撑起这副穷骨头干下去。冯玉祥这时抱定了一个信念，要依靠这支军队。为国为民有所做为。但此时的冯玉祥对北洋政府仍抱有幻想，即企盼得到中央的重视，希望中央有一两个“贵人”相助，使自己的部下饷项充足，装备精良，成为一支具有较高战斗力的军队，能担负起拯救民族的重任。然而在军阀统治的国家里。现实一次次地使冯玉祥的企盼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
这时南京的孙中山先生却对冯玉祥十分关注。1921年夏，北洋政府内传出一种信息，十六混成旅有移驻陕西的说法。孙中山当即致信给冯：“陕西在中国北部，形势重要，将来建立革命基础，扩而充之，则革命事业，可告成功。”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第47页。
孙中山敏锐的眼光，炽热的鼓励，无疑给早已具有在西北地区建功立业之心的冯玉祥以莫大的鼓舞。他决心回到西北，到那个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去成就一番业绩。
直至1921年直皖战争结束后，北洋政府撤换了皖系陕西督军陈树藩，以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接任。陈树藩拒命不交军权，阎相文准备用武力接收，除率领本师人马外，调吴新田的第七师和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随同前往。冯玉祥在转战数年之后，从河南信阳率军西移，向陕西迸发。
陕西督军陈树藩，安康人，陆建章任督军时为陕北镇守使，后因反对陆建章举行兵变，推翻陆而取代督军一职。为了个人地位，陈拜段祺瑞为老师。他虽非北洋系军人，由于以师生关系依附段祺瑞门下，并加入了段操纵的军阀团体——“督军团”。在“府院之争”和直皖两系的斗争中，一直充当段祺瑞的工具，“统治陕西五年，极尽搜刮盘剥之能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202页。地方积怨较深。阎相文率部入陕，调十六混成旅为先锋，驻灵宝，取渑池、陕州，直逼潼关。
此时的陕西，军队林立，武力庞杂。大致分三支势力，一为陈树藩本人拥有五旅之众，但大多貌合神离，真正能为其效命的也不过四五千人。二为省长刘镇华所属镇嵩军，本为盘踞河南嵩山的匪首王天纵部下，民国初年被袁世凯收编，号称一万，实际不过五六千人。而且刘本人对陈树藩口是心非，只图借机发展自己势力。三为渭水北岸的于右任、胡景冀的部队，驻扎三原一带，虽归属皖系，但早有驱陈之意。
冯玉祥率先头部队抵潼关时，便采取分而治之，瓦解陈树藩部下，并从陈部驻邠州的郭金榜处，掌握了陈各部驻地、人数、装备的重要情报。于是将所属部队编为三个纵队，分别由张之江、李鸣钟、张维玺率领，梯次进发。由于陈树藩军中有诸多弊端，部队缺乏战斗力。冯军到来后，大多如惊弓之鸟，虽有少数如困兽犹斗，但兵败如山倒的总趋势不可逆转。冯军第一纵队先败陈部姜宏谟于阳郭镇；第二纵队又击败陈军于灞桥；第三纵队再败陈部姚振乾于蒲阳镇。并在韩信塚与陈军主力激战一昼夜，迫使其退入西安城内。冯玉祥亲率第三纵队的炮兵连，指挥炮击督军署。陈树藩不得不在四面楚歌、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放弃守城，化装成一商人，乘乱逃出城外，先落脚咸阳。冯率骑兵追击，陈部溃不成军，除一部分归胡景翼收编外，其余逃往陕南山区。
经过这次战役，阎相文十分赞许和感激冯玉祥及十六混成旅。屡次致电北京的曹锟，称赞十六混成旅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在此战役中功勋最显。并电请北京政府将该部扩编为师。曹锟、吴佩孚因对冯早有戒心，对扩编的电报置之不理，阎相文穷追不舍，连发电报八、九份，曹锟才下令批准将冯的十六混成旅改编为第十一师，任命冯玉祥为师长。
曹锟虽同意改编冯部为师，但为限制冯，附有不加饷不增枪的两个条件，实际师仅为一个空名，兵员及战斗力仍为旅。
然而这毕竟给冯玉祥势力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混迹北洋军阀队伍20余年，升任旅长后也有9年之久，冯深知此种机遇的重要性，抓不住便会后悔莫及。遂将所属部队迅速编为两个旅，四个步兵团。以张之江、李鸣钟为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为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长，张树声为骑兵团长，王学智为工兵营长，陈万青为辎重兵营长，委任门致中为参谋长。这样，原模范连的骨干均被委以重任。作为军阀部队里的一员将领，冯玉祥有了这支雄师，便有问鼎国事的实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