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文学批评起了最大影响的英国理论家，应当说非瑞恰慈莫属。瑞恰慈是英美形式文论的第一个推动者，他在二三十年代写的七本美学与文艺哲学著作，在文学理论中引入了两门学科：语义学与心理学。前一门学科后来成为新批评派的理论基础，后一门却受到形式文论的强烈反对。但是这两门学科，却在瑞恰慈的终身中国梦想中结合起来。
1922年，尚是年轻学者的瑞恰慈，写出他的第一本著作，即与奥各登等合著的《美学原理》。此书已经着意使用中国哲学，来解决西方思想的传统命题。瑞恰慈从朱熹对《中庸》的诠解，引出了“真正的美是综感”（synaesthesis)这个结论，成为30年代新批评派“包容诗论”，“张力论”，“不纯诗论”诸说的蓝本。
1927年，瑞恰慈结婚，决定到远东度蜜月。在日本稍留后，到北京，一直住到夏天才南下攀登喜马拉雅山（瑞恰慈夫妇的一项终身爱好）。中国给瑞恰慈留下如此美好的感觉，以至于他一生到中国六次，数度准备长居中国，虽然世事沧桑，硝烟难宁，未能如愿，但是他在中国居住了五年半，最后几乎死在中国，一往情深，可谓生死不渝。
1929年瑞恰慈夫妇又来北京，在北大做访问教授。此时瑞恰慈已经出版了《批评原理》《实用批评》等轰动性的著作，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界的权威领袖。此时，他却想在中国定居。他们开始学汉语，瑞恰慈夫人很快学上了口，以后一直给瑞恰慈做翻译。他本人却从来没有能学会，原因可能是错用《孟子》作教科书。汉语没有学好，却写成了西方孟子思想研究的一本开拓性著作《孟子论心》（Mencius on Mind)。
瑞恰慈选《孟子》作他的教材，是因为孟子在先秦诸子中，显然是对人的前景最为乐观者。在《孟子论心》的序言中，瑞恰慈表示对胡适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宣称的“中国传统哲学只有历史意义，无益于现代”大惑不解。他说他的理解正相反：西方的清晰逻辑，正需要“语法范畴不明”的中国思想方式来加以平衡。
瑞恰慈明白他并不是一个够格的汉学家，所以他自称做的是“复式定义实验”，即运用他的语境理论，从上下文反复推敲孟子说“心”，“性”，“志”，“命”等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他得出结论：沿着孟子的“心性”论方向走，知识就得到一个内求于心的向度，而不是西方式的一味“揭开自然的奥秘”，就完成了求知的全过程。
此后，瑞恰慈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一个转折。
瑞恰慈30年代初成为奥各登发起的“基本英语”运动的领袖，试图把语言学与心理学结合成一种社会实践。这个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扫盲普及成人教育，二是创造一种世界语，因此自称为“基本语”（Basic)。其方法是把英文词汇压缩到500到800简单词，进一步精简英语中残存的变格变位。他们认为当时正得到不少支持的Esperanto等“人造”世界语不可能成功，因为没有使用此语言的文化社群作依托。
30年代初，基本语运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大力支持，在25个国家设点推广。但是瑞恰慈认为基本语的成功，需要一个政府支持的“全国运动”试点。他坚持中国是最理想的国家。1935年赵元任、胡适等人参加基本语的中国委员会，使瑞恰慈大受鼓舞，1936年4月他雄心勃勃地来到中国，以其辩才说服了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合作，第一步是训练几千英语教师。
除了1937年初回英国向剑桥大学请长假，瑞恰慈夫妇这次几乎在中国留了整整三年。选择中国作为基本语试点，除了瑞恰慈本人对中国的深厚感情，还有其他原因。首先，一次大战期间某些中国旅欧知识分子在华工中进行的扫盲运动，用几百汉字让华工粗通文墨，读报写信，基本语的设想起端于此。第二，瑞恰慈对现代汉语作了观察，认为语言的改轨并没有完全切断文化传统。当时中国谈论正多的“拉丁化”，也使瑞恰慈想象，帮助中国走向世界，何妨更进一步？
这当然是一种语言乌托邦。如果人造世界语因为无民族文化基础，难以开展，那么基本语毕竟仍是英语的一种变体，携带着英美文化霸权，即使能让另一个民族接受，几乎等于文化殖民。幸亏，基本语在具体实施中，只是在速成训练大批英语教师。在这个限度内，瑞恰慈的天真，很难说给中国造成损害。
在中国的开展过于顺利，瑞恰慈在1937年夏天写道，“一切如愿，太完美，看来总得出点错。”果不其然，两星期不到，七七事变，京津诸校南撤。基本语运动所依靠的中国语言学教授们，也走向西南。瑞恰慈不愿意就此放弃，也从海路辗转到达香港。此时他们听说叶公超陈翰笙等基本语运动中方人士集中于长沙，立即决定坐长途汽车北上。随着战局恶化，他们也沿桂林、南宁内撤，最后在昆明站住脚。这一程，虽然地方大员张治中、白崇禧、龙云都表示支持，并且由省教育厅主持大规模演讲训练，但战时气氛，戎马倥偬，已经抹尽了乌托邦的可能。瑞恰慈的理想主义精神再顽强，也不得不另作打算。
1937年冬，他到大理一带攀山探险，夜渡洱海。1938年春季，再度北上，到平津地区，以天津的耶稣会师范学校为基地，重新开始基本语工作。此事颇引起争议，瑞恰慈说他的时间度量单位，“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半个世纪”，意思是日据与否，可以暂且不论。但是到1938年夏，连瑞恰慈也明白了，整个世界已经无法宁静。他回到西方，在哈佛工作20年，基本语运动也萎缩成成人扫盲教学法的一种。
1950年，中国内战结束。国情的稳定，使瑞恰慈再度来到北京，试图重振旗鼓。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梦想不再可能。
1978年，85岁的瑞恰慈寓居剑桥，突然接到北大校长周培源代表“前同事们，前学生们”寄来的礼物，欣喜若狂。当时他水肿病已很严重，靠利尿剂维持，却依然决定重返中国。“四十年前耕耘，终于能清点一下成果”。
次年5月瑞恰慈到桂林、杭州、上海、济南诸大学周游演说，坚持谈谈基本语的理想。6月初终于在青岛病倒，用火车送到北京协和医院，已经昏迷。7月中旬，中国政府决定派医生护士护送回英国剑桥，但是瑞恰慈一直没有醒过来，9月停止呼吸。
瑞恰慈明知他的中国之行很可能送命，但是“去是死于胜利，不去是死于失败”。他胜利了没有？在这个被政治撕裂的世界上，语言教学都不可避免带上权力色彩。瑞恰慈的最后中国演讲之行，没有任何报道。笔者当时正研究新批评派，试图追踪瑞恰慈理论思想的最新发展。让我失望的是，听到演讲的一些朋友，都笑话老先生之迂。
20世纪30年代，中国正是贫弱不堪，内外交困，西方人大都认为中国“国不成国”。但是瑞恰慈坚持认为中国充满希望。1930年他准备长居中国，远在伦敦的艾略特写信给他，说西方人要理解东方思想，“就像同时要看到镜子前后，不可能。”艾略特的意思是西方人看到的，只是自己想看到的，不可能从中国人方面看问题。他的说法，对于大部分观视中国的西方人，显然是对的：穿越镜子，无非落到个阿丽丝漫游镜中奇境。但是瑞恰慈至少试图移开镜子，从“中国如何走向世界”角度看问题，而且提出一种切实的方案。不管此方案本身有多少问题，瑞恰慈对中国的感情是真诚的。
如今，英语果然成了世界语，但是这种充满美国俗文化的英语，与基本语的设想相去太远。
只有在一个意义上，瑞恰慈死于胜利：那就是他不屈不挠接近中国理解中国的努力，赢得了我们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