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歧路灯》简介及其研究与评价
本书共三部分，对《歧路灯》中的称谓进行了归纳与整理，从语义学角度将称谓分为八类，即姓名称谓、亲属称谓、拟亲属称谓、敬谦称谓、排行称谓、身份称谓、职业称谓、俚俗称谓。
《歧路灯》是清乾隆年间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共108回（栾星校注本），约60余万言。作者李海观（1707年～1790年），字孔堂，号绿园，乾隆元年恩科举子，河南汝州宝丰县人，曾著有诗集《绿园诗钞》，是典型的卫道文人。
据栾星先生考证，李绿园约42岁时开始创作《歧路灯》，后因“舟车海内”一度停顿，至71岁时方告脱稿，历时30年。该书完成后未见付梓，一直以抄本流传，迄晚清，流布遍两河，然甚少传至省外，故知者寥寥，也未引起当时学术界注意。1924年，洛阳清义堂首次将《歧路灯》石印发行，共105回，可惜这部书中讹误颇多，加之印数极少，流传很有限。1927年，冯友兰、冯沅君兄妹根据从家乡所得抄本，经与石印本对勘并分段标点，交北京朴社排印，但仅印行一册26回，便告终止。其后直至1980年，才由中州书画社（现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河南社科院栾星先生历时10载校注的《歧路灯》（栾星校注本），首期印行40万册，后又追印12万册。至此，《歧路灯》一书终于重见天日，广为人知。
《歧路灯》假托于明代嘉靖年间，讲述了青年学子谭绍闻丧父之后，受其母溺爱，且被浮浪子弟引诱，吃酒赌博、斗鸡走狗、狎尼宿猖……终至倾家荡产，后又改过自新、重光门第的故事。沿这一线索，全书以写实手法，大幅度反映了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忠实记录了中下层民众的思想、生活状态，为读者展示了一幅浩瀚的社会生活图卷。书中还描写了200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官绅、豪吏、幕僚、书办、清客、帮闲、衙役、商贾、市贩、官媒、女监、相士、艺人、术士、僧尼、妓女……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且各具性格、各肖形貌。
关于《歧路灯》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歧路灯》石印本发行后，刊载了杨懋生的序及张青莲的跋，首次对《歧路灯》及李绿园作了简要介绍，并给予该书很高评价。其后，冯友兰在《歧路灯》朴社本中做序，对《歧路灯》的思想内容及艺术得失作了全面评价，并对小说在语言(尤其是河南方言)运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大加肯定；此外，朴社本中还有董作宾写的《李绿园传略》，文章对李绿园的生卒年及年谱作了初步考证与整理。冯、董所作这两篇文章，被认为是《歧路灯》问世之后，最早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伴随上述印本的问世，《歧路灯》始引起学术界注意，并先后有学者予其评价。1928年，郭绍虞在《文学周报》发表《介绍<歧路灯>》一文，称赞“李绿园竟能于常谈中述至理，竟能于述至理中使人不觉得是常谈。意清而语不陈，语不陈则意亦不觉得是清庸了”。同年底，朱自清在《一般》杂志发表题为《歧路灯》的文章，认为《歧路灯》与《红楼梦》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对该书在情节结构上的安排极为赞赏，认为“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甚至称“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惟一的真正长篇小说”，并说“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此外，当时学者还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社会生活描写以及语言方面大加赞赏；同时，也有学者在肯定《歧路灯》现实价值的同时，指出作者因生活经验不足、导致小说在描写上终显空洞。
之后四五十年，继续有人对《歧路灯》给予较高评价，如李敏修在《中州文献汇编·总序》中盛赞《歧路灯》“开近世平民文学之先声”。但客观而言，此时期《歧路灯》的流传范围仍十分有限，并未引起学术界普遍重视，对其进行全面、深入之研究者更是寥寥。
1963年，河南社科院学者栾星开始着手《歧路灯》抄本的寻访和考究工作，并多方搜集李绿园与《歧路灯》的研究资料，于1972年完成了《歧路灯》校注工作，并辑录成《<歧路灯> 研究资料》一书。他以清乾隆末年抄本《歧路灯》为原本，兼参照古印本、朴社本，校订全书为108回，并作注千余条，还将书中的俚语、方言、称谓、名物制度及古人、古籍、历史事件、三教九流等加以注释，详加考订；在《<歧路灯>研究资料》一书中，栾星则提供了李绿园家世生平、交游、著述以及《歧路灯》相关研究等多方面宝贵资料，且详细注明了出处。20世纪80年代初，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及《<歧路灯>研究资料》相继出版，并迅速引起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学者的强烈关注，此后，《歧路灯》研究再次升温。
1992年，杜贵晨的《李绿园与<歧路灯>》一书出版，成为第一部研究《歧路灯》的专著，该书多角度、多侧面论述了《歧路灯》的成就与不足，并将其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作了比较分析，为后来学者进一步研究《歧路灯》提供了良好平台。1996年，台湾学者吴秀玉出版了《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一书，全书对李绿园家世、生平事迹、著述及《歧路灯》的流传、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创作艺术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详尽的考察和探讨，资料十分翔实。1998年，新加坡出版了吴聪娣的专著《<歧路灯>研究——从<歧路灯>看清代社会》，该书从《歧路灯》中发掘出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并对照清代的史料与文人笔记，描绘出一幅清代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1999年，张生汉出版了《<歧路灯>语词汇释》，该书从语言学方面对《歧路灯》作品价值进行了探索，为读者理解作品文本和了解河南方言词汇提供了便利。2002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延年的《<歧路灯>研究》，该书对李绿园及其《歧路灯》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探讨了《歧路灯》创作的主客观原因，对《歧路灯》主题与思想内涵进行了多层次分析，并细致考察了《歧路灯》的美学特征，具有较高的创新性与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在经过十多年的争论后，学术界对于《歧路灯》在人物塑造、语言运用、情节结构等方面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普遍给予了肯定；并认为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下层人物的生活面貌与思想状况，为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时代特征，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参照。关于《歧路灯》的思想意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基本予以否定，认为其道学气息浓厚、思想陈腐封建。不过，近来又有学者认为，《歧路灯》虽然带有深刻的封建思想烙印，但从教育角度看，它通过描写主人公谭绍闻堕落败家，又改过自新、重光门第的全过程，劝戒世人“教子要严、延师要正、交友要慎”，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积极意义。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对于书中宣扬的伦理道德，也不应一概否定，其中某些抽象的、带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二、研究《歧路灯》称谓的意义
（一）综观《歧路灯》研究历史，笔者发现，历代学者基本侧重于该书在思想、结构、语言运用、艺术成就等方面的分析与评价，以及对书中波澜壮观的社会生活风貌进行考证，而关于《歧路灯》称谓的研究，则鲜有学者予以关注，几乎不见有相关的著述或论文。
（二）《歧路灯》中总计描写了200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涉及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其角色之众、范围之广，使其成为一幅18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图卷。书中人物由于各自身份、地位、尊卑、等级以及所处的行业、生活环境等各不相同，因而相互间称谓也多有不同，且非常富有特色，并因此构成了《歧路灯》中丰富庞杂的称谓系统。
这一系统对帮助我们了解书中“浩瀚的社会生活图卷”，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参照。同时，通过对《歧路灯》称谓的研究，还可提供了一条解读明清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以及民俗风貌的通道。
（三）《歧路灯》通篇贯穿了作者的儒家正统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人物间的具体称谓，通过研究这些称谓，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传统道德及传统伦理观念之精华，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