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尔雅·释亲》。作为我国秦汉时代有关亲属称谓最完备的记录，该书依次分为“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四个子目，详细记录了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的称谓，其体例完备、释义精当，可谓我国亲属称谓研究的滥觞。
西汉末年扬雄所作《方言》。该书对称谓的记录和阐释虽显单薄，仅第三卷中记录了各地对民众、奴婢的种种鄙称，但因首次把社会底层人物的称谓列著于书，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称谓学的研究体系，而且也为后来学者的深入探讨开辟了道路。
东汉前期许慎著录《说文解字》。在这部集周秦两汉文字训诂之大成的著作中，对有关反映家族关系、等级关系的称谓也略有涉猎。作者通过从形体上窥探各字的本义，又从形体上考明各字的读音，进而开辟了一条从汉字特性去研究人际称谓的新航道。
曹魏时期张揖撰写《广雅》。这部继《尔雅》之后又一训诂学大成之作在《广雅·释亲》篇中，简洁明了地记录了亲属称谓的沿革变迁，为后代学者提供了研究参考。
北齐年间黄门侍郎颜之推所作《颜氏家训·风操篇》。该书以训诫子孙的方式，提出“凡亲属称谓，皆须粉墨，不可滥也”，并深入浅出地谈了讳称问题，比较了南北地域之间称谓的差异，进而提出“习俗有别，则称谓有异”，开创了分析比较称谓异同的研究方法。
第二阶段：北周至唐宋。这一时期，在前代学者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系统的称谓研究专著，其代表作就是北周时期卢辩撰写的《称谓》一书，该书共5卷，开启了专文、专书著录称谓的先河，促成了后代学者专门研究称谓的风气。遗憾的是，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已经散佚，现只存目于《隋书·经籍志三》中。
此外，还有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撰写的《史通·称谓》。文中，作者对历代帝王将相的谥号、庙号以及讳称的滥用情况略加追溯评议，发出“自兹已降，讹谬相因，名讳所施，轻重莫等”的慨叹，并进而提出了“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的研究观点。
第三阶段：明清时期。这一阶段，明代学者首先从批判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称谓的研究从单纯释义升华到了理论的高度，并开创了通过称谓去推知古代社会文化的面貌、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考求称谓由来的研究方法，可谓称谓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性进展。
明末学者方以智在其《通雅·称谓》一文中，通过因音求义的方式，去推求称谓的本源，而且，在对称谓进行考释时，作者不仅做到了通过称谓去推知古代社会文化的面貌，而且还注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考求称谓的由来。
同时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所著《日知录》中，对帝王名号、百官名称、九族宗亲以及尊卑之称也做了详细论述，而且还对这些称谓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
不过，明代对称谓的研究依旧未形成一个系统化体系，考释词语依旧是学者们的主攻方向，探求称谓所体现的社会特征、时代特色仍然是称谓研究的薄弱环节。
至清代中叶，学者梁章钜在吸纳前人之精华、摒弃其不足的基础上，著录了《称谓录》32卷，终于构筑起了较为完善的称谓学体系。该书不仅是一部集称谓学研究之大成的著作，也是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唯一一本古代学者专门集录古人称谓的专书。作者编次分明，先列父母家族，因“亲，本也”；次列天子宗室，实“由亲而尊天子”；再次为职官衙署，指上层官员；最后是奴仆书役、三教九流，即下层民众。《称谓录》的最大特点在于，书中汇集了同一称谓的各种异称，并对每一条称谓均注明详细出处，可以说是后代学者研究称谓的一本必备书。
当然，这部书也有不足。如袁庭栋在《古人称谓漫谈》中指出：“此书重点在‘录’，而录的重点又在亲属称谓和职官名号，基本上未作论说与溯源，只能视作一部虽然编排不太恰当、不够全面，但在某些方面材料还是较为丰富的资料汇编。”这一评价可谓客观。
此外，清人翟灏的《通俗编》和钱大昕的《恒言录》以俗语作为考察社会文化的窗口，对有关称谓的材料也略有搜集。
综上所述，经过古代学者的辛勤探索，清代称谓学研究体系终于初具规模，并形成了通过音韵、文字、训诂三种方式诠释经典文献来研究称谓的主要方式，出现了一些关于称谓的简短论述，部分学者还具有了通过称谓去推知古代社会文化面貌的倾向。但总体上看，古代学者所建立的称谓体系研究还相当不完善，且研究方法单一、片面，而探求称谓所体现的社会特征、时代特色更是称谓研究的薄弱环节。
（二）民国时期关于称谓的研究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民国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引入，一些学者继续在称谓研究领域进行探索与创新。其中，张亮采编撰的《中国风俗史》，代表着该时期称谓研究的最高水平。全书记录了从黄帝至明代几千年的风俗变迁，其中，各章篇末著录的《言语》一节，对不同时代人际称谓的应用、演变情况做了详细记载与阐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书中，作者跳出了以往学者对称谓研究重在集录、注释的藩篱，而是对每一历史发展阶段所出现的称谓，既引经据典地记录了它们在当时的使用情况，又深入挖掘了这些称谓所体现的社会特征、时代特色以及当时人们的心态观念。因此，尽管《中国风俗史》并非是一部研究称谓的专著，其对不同时代称谓的集录也不尽全面，但是，作者在书中指出“一种风俗的形成是人类性情、嗜好、言语、习惯等因素经年累月、不知不觉、演进嬗变的结果，透过称谓能够展现不同时代人们不同的风俗习性”，所以这部书对于称谓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总之，这一时期关于称谓研究的学术成果虽不甚丰厚，但学者们的探讨研究工作，确在该领域起到了传承之功效。
（三）建国以来关于称谓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第一次在书籍中将称谓问题予以重视，并进行专门的介绍。最典型的例子是1963年出版的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该书在《姓名》一节中，简明介绍了古人的“姓、氏、名、字、尊称、卑称、别号、谥号、庙号、尊号、避讳”等称谓的最基本知识，使学术界再次意识到学习与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也促发了学者们对于称谓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外的各种语言学理论及思潮被介绍到国内，许多学者在拓宽了视野、更新了观念的基础上，开始多方位、多角度的对称谓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有关学者统计，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关于称谓的专著已有十余部、论文百余篇。
袁庭栋在《古人称谓漫谈》一书中，但凡重要的古人称谓，都尽可能做到追根溯源地研究；但凡沿革嬗变的称谓，都力图去揭示社会发展变化的相应轨迹。因此，该书可谓是当今学者研究古代称谓的一部拓荒之作。
牛志平、姚兆女在《唐人称谓》（三秦出版社，1987年7月版）一书中，将唐人称谓按照皇帝、皇室、官吏、百姓、亲族等系统分类，列出词目八百多条，征引原文，注明出处，并作了简单的引证和阐释。此书可谓研究断代性人际称谓的开山之作。
夏先培在编著的《左传交际称谓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通过对《左传》中交际称谓词语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察，开启了研究古代专书中称谓的先河。
这一时期，学者们还围绕两个分支展开称谓研究：一是探讨称谓与社会之间的隐显关系；二是针对具体人际称谓作单独研究。
探讨称谓与社会之间隐显关系的代表性著述主要有：籍秀琴的《称谓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与《我国称谓内涵的嬗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前一篇文章中，作者通过与国外相应的亲属称谓进行对比，总结出中国人的亲属称谓之所以区分细致、运用讲究的原因，一方面与中国的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有关，并同时指出，古人称谓变化的根源在于受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作用下的社会变革影响。后一篇文章中，通过对几种称谓内涵的古今嬗变情况进行分析，作者认为，能够表明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称谓与产生称谓的那个民族、那个社会的政治变革、社会发展、思想观念的更新、习俗的变化等息息相关，其内涵往往随之而潜移默化。
李树新的《汉语传统称谓词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指出，导致汉语亲属称谓与非亲属称谓数量繁多、系统庞大的总根源，是古代宗法等级制度造成的，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则是直接支配人们如何使用各种称谓的“精神指挥棒”。同时，文章还首次提出了传统文化二重性是导致传统称谓二重性之根源的辩证观点。
针对具体人际称谓作单独研究的代表著述主要有：郭鹏飞的《＜尔雅·释诂＞“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探析》（《汉学研究》第18卷第2期），该文深入分析了先秦典籍中关于帝王称谓的有关史料，详尽探究出各字词所含“君”义在不同语境条件下所指的相应层面。杨鸿年的《汉魏中书》（《文史》第二辑）立足于中央职官称谓，通过对汉、魏中书长官的种种称谓进行考释，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赵伯雄的《两汉“县官”释义》（《历史教学》1980年第10期）通过对“县”原始涵义的阐发，指出在汉代时“县官”具有代表中央政府与代表天子的双重涵义，并由此揭示出汉人崇古的心态观念。此外，还有严耕望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杨鸿年的《汉魏制度丛考》，陈仲安、王素的《汉唐职官制度研究》。这些论著在研究古代职官制度建制沿革的同时，也对官职称谓的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
这一时期，学术界还兴起了对称谓的多视角研究，且成果丰富。笔者从所能查阅到的论文资料，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中西对比角度研究。如田惠刚在《中西人际称谓系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4月版）一书中，把整个人际称谓系统分为亲属称谓、社会称谓、姓名称谓、指代称谓、礼貌称谓五大板块，分别进行全面、深入地探讨，这是我国第一部从中西对比角度探讨人际称谓系统的专著。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如陈松岑的《北京市城区两代人对上一辈非亲属称谓的变化》；潘之欣、张迈曾的《汉语亲属语扩展用法调查》等。文章针对亲属语扩展用法这一现象，选取不同职业者，通过问卷调查方法，获取了关于亲属语扩展用法的社会使用情况的第一手材料，进而发掘出该用法所表达的谈话双方的社会关系等。
从宏观角度对称谓系统进行研究。如史金宝的《论汉语亲属称谓的特征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文章通过对普通话亲属称谓体系的详细描写以及和各地方言亲属称谓的比较，总结了汉语亲属称谓的相关特点。姚亚平的《现代汉语称谓系统变化的两大基本趋势》，文章揭示了汉语称谓系统百年来变化的基本趋势。
从文化、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如杨应芹的《谈谈汉语称谓》，文章论述了汉语称谓的历史烙印、权力烙印、经济烙印和伦理烙印。李树新的《汉语传统称谓词与中国传统文化》，文章指出了汉语传统称谓词与宗法制度、伦理道德观念之间的联系。陈月明的《现代汉语亲属称谓系统以及文化印记》，文章认为汉语亲属称谓系统的复杂性与社会、宗族、家庭等组织形式及其活动有关。
从国外语言学理论角度进行研究。如崔希亮的《现代汉语称谓系统与对外汉语教学》，文章从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提出，应从语用功能方面入手研究称谓，概括而言，就是要研究每一个称谓的具体用法、使用条件，以及人们在使用该词时的心理状态等。
总之，建国以来，学者们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对比法、综述法、分析法、归纳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加强对称谓的理论分析，注重从多门学科中汲取养分以丰富称谓学术领域，已经基本建立了一个成熟、完善的称谓学术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