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竖吹之笛，既起于羌中，则羌人必善于吹奏。两汉王朝曾经和羌人进行过持续的战争，尤其在东汉时期，汉羌战争连绵不断，几与东汉王朝相始终（具体情况可参考高荣《论两汉对羌民族政策及东汉羌族起义》(《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3期)、杨永俊《对东汉“羌祸”的重新审视》(《西北史地》1999年1期)等文。），在战争过程中，大量羌众内徙，以至范晔《后汉书？西羌传》、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吕思勉（吕思勉：《秦汉史》（上），页3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等都把东汉“羌祸”的原因归结于此。随着羌人的内徙，羌笛被带到汉地并广泛流行，从而引发了汉代笛类器物的变革。如果这个推论能够成立的话，则本文所讨论的在西南地区出土胡人形象中最为大宗的吹笛俑，其现世参照很有可能就是羌人，或至少是与羌人关系密切的匈奴或西域胡人，由于对羌战争的原因流落汉地。
《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马长寿先生认为，此说无论在史料上、地理上以及民族语言上都缺乏可靠的依据（马长寿：《氐与羌》，页9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王明珂先生更明确指出，这种结论是在中国注释家的传统中被创造出来的，河湟羌族直到西汉前期还与中国无甚关联，由春秋战国到汉代“羌”都是华夏对异族的称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羌，都可能说不同的语言，或在体质上有相当的差异（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页227-253，台北：允晨文化，1997年。）。这个论断是极有见地的，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汉代被称为“羌人”的人群，或至少某些地域的羌人，由于与欧罗巴人种的密切关系，极有可能具有迥异于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倘如此，则汉代之羌人，也应属于本文所定义的“胡”的范畴。
关于羌人与欧罗巴人种的密切关系，《后汉书？西羌传》载，羌人“所居无常，随依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生业形态、生活习俗等方面接近匈奴等游牧的胡族，学者已有论述（张云：《汉代匈奴与西羌之比较研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4期。）。由于生业形态及地理位置的原因，羌人在政治、经济上与匈奴（王宗维：《秦汉时期匈奴与西羌的关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2期。）及其支系“张掖卢水胡”具有紧密的联系。《后汉书？西羌传》载，中元二年（57），西羌烧何种豪妇人比铜钳，为卢水胡所击，于是率种族依郡县；建初二年（77），吴棠为护羌校尉，西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追击，战败，“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实际上，汉代文献经常羌、胡并称，如仅《后汉书？西羌传》之例就不胜枚举。另外，羌人与西域的龟兹亦有密切的关系（钱伯泉：《西域龟兹国人与羌族的关系》，《甘肃民族研究》2001年1期。）。
即使我们不必认为羌人属于欧罗巴人种，但由于其与胡人互通婚姻，在体质特征上具备一些“深目高鼻”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种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执强弱。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母姓为种。”由于湟中月氏胡长期与羌人杂居，汉代文献甚至将其也称为羌人（《后汉书？窦融传》“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故应将小月氏划归羌虏的范畴内。）。有学者认为，中江塔梁子“胡人舞蹈”的胡人族属极可能是“湟中月氏胡”（谢崇安：《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胡人壁画雕像考释——兼论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四川文物》2005年5期。）。从考古材料来看，青海民和县官亭镇胡李家东汉末年或稍晚的两座墓葬，墓葬形制、随葬品类型及埋葬方式等属于典型的东汉文化，出土3具骨骼，具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特征，但又受到蒙古人种基因影响，发掘者认为，这些人骨的族属很可能是小月氏（王明辉：《青海首次发现欧洲人种遗迹》，《中国文物报》2002年5月10日。），很可能是羌、胡、汉文化交流的生动反映。
羌人向西南地区的迁徙，是具有历史传统的（参见本书第一章）。汉晋时期，由于这种历史传统和地理位置的接近，很多羌人再次向西南迁徙，或作为战俘进入西南，可能是西南地区出土吹笛俑比较集中的根本原因。
《华阳国志？巴志》：“孝安帝永初二年（108），凉州羌反，入汉中，杀太守董炳，扰动巴中。中郎将尹就讨之，不克，益州诸郡皆起兵御之。”《后汉书？西羌传》：“桓帝建和二年（148），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华阳国志？巴志》中亦有模仿孔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句式的感叹：“若微板楯，则蜀汉之民为左衽矣。”
四川中江塔梁子3号崖墓三室前甬道有“胡人舞蹈”壁画，同室左耳室墨书榜题13行约二百字，内容涉及墓主人身份、职官、家世等。榜题表明，此墓为汉太鸿芦（胪）文君子宾及其家族墓葬。按太鸿胪或称大鸿胪，为东汉九卿之一，《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掌诸归义蛮夷”，则此墓出有“胡人舞蹈”壁画，当非偶然。更重要的是，榜题有“鸿芦（胪）拥十万众平羌，有功赦死，西徙处此州郡县乡卒”，有学者指出，大鸿胪有安定蛮夷的责任，其方式，是包括采用军事手段的（王子今、高大伦：《中江塔梁子崖墓壁画榜题考论》，《文物》2004年9期。）；墓葬发掘者认为，榜题所记“鸿芦（胪）拥十万众平羌”之事，与安帝永初元年（107）到元初五年（118）及顺帝永和四年（139）到冲帝永熹元年（145）的两次羌人起义有关，因在这两次战争中羌人都曾攻入益州，且平羌用兵都在十万人以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9期。）。
在汉代中央政府与羌人的战争当中，有许多羌人被迫沦为奴婢。《后汉书？西羌传》：“安定降羌烧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同传又言：“(杜)季贡、王信等将其众据樗泉营，侍御史唐喜领诸郡兵讨破之，斩王信等六百余级，没人妻子五百余人，收金银彩帛一亿已上。”同传论曰：“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曲折于奴仆之勤。”两汉及三国时期，一些贵族、官僚和富豪拥有大量奴婢是普遍的现象，四川地区亦不例外，如据《三国志？蜀志》，李严“奴婢、宾客百数十人”，糜竺“僮客万人”等。在对羌战争的过程中，必定有相当数量的羌人或胡人流落西南，成为官私奴婢。
考古出土的胡人吹笛俑，在全国范围内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四川、重庆两省市，且从出土相关情况分析，其所模拟的人群，社会地位显然不高，联系上面的叙述，我们认为，他们很可能是羌人。
综上所述，西南地区发现的大量胡人吹笛俑，其所吹奏之物很有可能是受羌笛影响下新发明的管乐器；羌人由于与匈奴及西域胡族的密切关系，体质上具备欧罗巴人种的特征，穿着上接受欧亚草原地带广泛流行的尖顶帽，是很正常的现象；其进入西南，当是由于两汉时期对羌战争，或受迫迁徙，或作为战俘辗转流入；进入西南地区以后，成为官私奴婢，社会地位不高。当这些特征在出土标本上共同体现，上面的阐释或许是最为合理的。
由考古发现胡人形象进而研究胡汉关系，具有相当的难度。首先，由于“胡”之含义的复杂性及文献记载、考古发现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如何判别考古出土材料的胡人身份，一定应持审慎的态度；其次，图像资料的史料地位，尽管我们认为善加利用是可以说明一定的历史问题的，但不可否认，它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材料的限制、埋藏条件的破坏、制作传统的规范等，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再次，由于胡人形象所蕴涵的历史信息十分丰富，需要研究者注意结合相关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来小心钩沉，诸多问题的推断和研究方法的应用，或可补充，或可商榷，只有这样层层推进，才能使得这一问题的答案日趋清晰完善。
后记本书为四川大学“211工程”子项目“中国区域历史文化研究”、教育部跨世纪人才项目的最终成果之一，各章节的分工如下：霍巍撰写第二、五、六、七、八各章，赵德云撰写第一、三、四、九各章，由霍巍最后统稿定稿。全书的英文目录由赵德云撰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硕士研究生湛海霞同学为本书制作了专用名词索引。
本书部分章节中的内容曾作为中期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其情况如下：第二章主要内容曾发表于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六章主要内容曾发表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九州学林》一卷二期(2004年)，第八章内容曾发表于《考古》2007年第3期，此次均经过不同程度的修改或补充。
本书在搜集资料及撰写过程中，曾得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张隆溪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中心荣新江教授、四川省凉山州博物馆馆长刘弘研究员等学人的诸多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
作为“211工程”子项目研究成果之一，在立项过程中得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挺之教授的大力支持。本书的出版得到巴蜀书社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也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作者2007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