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是四川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名人。他生活在西汉末年的衰坏之世，人品高洁而一生坎坷，才能超奇而终生贫困，但他却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在极端腐败、混浊的世风中，淡泊玄静以自守，专注于学问与文化，写下了既丰富而又极有价值的著作，为人们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受到了后人很高的评价。
一、扬雄的文化贡献
扬雄所留下的精神文化遗产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在哲学、文学、文字学和历史学四个方面。
在哲学方面，《法言》和《太玄》是两部代表性的著作。这两部著作各有重点，《太玄》讲天，《法言》讲人。
所谓讲天，是指对世界、主要是自然界的认识。在《太玄》一书中，扬雄依据汉代天文学，主要是浑天说的成就，结合汉代的《太初历》的历法，建立了一个以玄为最高范畴的，包容天地人在内的哲学体系。西汉哲学流行世界生成理论，以气（或天）→阴、阳二气→五行→万物的模式来构造哲学体系是普遍的现象。而扬雄的《太玄》，则重在用玄范畴一统万物，将千差万别的世界纳入玄范畴之中，这已经不是西汉流行的哲学模式了。这表明，扬雄的哲学体系是西汉哲学园地中的一枝奇葩。
不仅如此，扬雄的这个体系还具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上。第一，具有极高的思辨性。扬雄以玄统摄万物，与现代哲学以物质统一万物有相似之点。将纷纭繁杂的万物统摄于玄范畴，需要有很高的抽象性和普遍的概括性，这种高度的抽象和概括，使扬雄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思辨哲学。第二，与自然科学的密切结合。《太玄》的哲学体系不仅有浑天说的内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亦是一部特殊的历法。书中的81首，每首9赞，共有729赞，再加踦、赢两赞，为731赞，以两赞为一日，得365又1/2日，恰为一年。《太玄》以天道终而复始，因而，81首代表的一年，又不过是无限时间的缩影。尽管《太玄》模仿汉代历法，并且有不成功的地方，但这种自觉地把哲学体系的建构同自然科学相结合，无疑代表着哲学发展的健康方向。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古代哲学普遍的缺陷，这就更显示了扬雄哲学的价值。
所谓讲人，是指扬雄对社会人事的哲学认识。《法言》之“法”，取义于常，扬雄以“法言”命其书名，即以替人建立应遵守的准则之意，这个准则不是别的，而是孔子之道，孔子之道又是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封建伦常。因此，《法言》以“学行”始，而终之以“孝至”，从而建立了一个以封建伦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相当的地位。因为，第一，这个思想体系明确地、有意识地突出了封建伦常，把它作为孔子之道的核心。不可否认，对封建伦常的提倡宣扬，一直是从孔子到董仲舒的儒学大师们所讲的主题，但是，像扬雄这样有意识地把封建伦常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这还是第一次。第二，塑造了一个伦理的孔子偶像形象。孔子是儒学的开山祖，又是后世所崇拜的偶像。孔子的偶像形象是由儒学思想家来建造的，因人不同，孔子的偶像形象亦有不同。扬雄从礼乐仁义是孔子之道的核心出发，把孔子塑造成了一个伦理的偶像形象，而这个形象正是两千年来孔子的主要形象。
在文学方面，扬雄仿屈原、司马相如，写作了大量的赋。这些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据扬雄自叙，他就是因赋写得极好，被成帝认为似司马相如，而被征召侍诏成帝的。
扬雄的赋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且有相当的思想价值。比如，他侍诏成帝后著作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都隐含着劝谏成帝的意义。《甘泉赋》则是称甘泉宫的华丽，又盛夸车骑的排场，以讽成帝的奢侈，其中“屏玉女，却宓妃”，则是刺成帝专宠赵昭仪。然而，由于扬雄的赋极尽奢靡之辞，因而虽然以讽谏为目的，但给人以一种勉励之感，不仅不能起讽谏作用，反而起了勉励奢靡的副作用。所以，扬雄后来决定不再作赋，并把赋斥为“童子雕虫篆刻”。
在文字学方面，扬雄著有《训纂》和《方言》两部著作。《训纂》是类似《仓颉》的文字著作，《隋书·经籍志》把它列为“三仓”之一。《说文解字序》说：“孝平时，征沛人爰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殿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以作《训纂篇》。”可见，扬雄这部文字学著作，集中了当时全国文字学学者的成果。
《方言》则是一部关于地方语言的著作。扬雄这部书历27年而成，它一问世，就受到了世人的极高评价。扬雄在《答刘歆书》中说：“燕其张伯松不好雄赋颂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为雄道言，其父及元君熹典训属，雄以此篇目颇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方言》和《训纂》一样，在中国文字学史上都有极大的影响。
在历史学方面，据刘知几的《史通·正史篇》说，扬雄曾续司马迁的《史记》，但原书已佚。东汉的王充在《论衡·须颂篇》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可知，扬雄曾写作了从汉宣帝到平帝这段汉史，其著作在王充时尚存于世。今天虽然已无法看到扬雄这部著作，但从王充将扬雄与司马迁、班固相提并论来看，扬雄在史学上的造诣一定是很深的。
由于扬雄在哲学、文学、文字学和历史学四个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我们说扬雄不仅是哲学家、文学家，而且是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像扬雄这样同时在四个方面有极高建树的人，是不多见的。因此，扬雄既是四川文化史上的骄傲，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杰出代表。
二、历史评价
由于扬雄的卓越建树，使他在世时就受到人们的极高评价。《新论》载：“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据“乃贫如此”一语，显指扬雄在世时而言。《新论》又载：有人问桓谭，扬雄算是哪一种类型的人，桓谭回答：“‘才智开通，能入圣道，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国师子骏曰：‘何以言之？’答曰：‘才通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广大，其余擎残小论，不能比之。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也。人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经也。’”据此段称刘歆为国师，似在甄丰、刘棻造作符命之前，亦是扬雄在世时所说。可见，在扬雄生前，桓谭就把扬雄誉为当代孔子，将扬雄之书称之为类似五经的著作，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一百多年后，这种称誉是极高的评价。
史载桓谭与扬雄十分友善，桓谭的称誉是否出于偏阿呢？把扬雄的《太玄》、《法言》视之为经，非桓谭一人之论，东汉的张衡、王充皆有此论。又，被誉为当代孔子者，亦非扬雄一人，《后汉书·杨震列传》说：“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关西孔子杨伯起。’”既言诸儒，明非一人所言。在儒学发展史上，扬雄的地位、贡献都是杨震不可同日而语的，诸儒既能将杨震誉为关西孔子，桓谭称扬雄为当代孔子自然毫不过分。因此，桓谭对扬雄的称誉不存在丝毫的偏阿。
当扬雄去世后，桓谭在回答王邑、严尤之问时，又一次高度评价扬雄。《汉书·扬雄传》载：“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尝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故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云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也。’”桓谭以为扬雄著作文义高深，又不诡于圣人，预言一定能流传后世。历史已经证实，桓谭二千年前的预言是正确的。扬雄的主要著作不仅流传了下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而且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