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观是古代思想家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汉末年的著名思想家扬雄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历史是发展的，历史的发展有因有革，历史的发展是天、地、人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是其中最有价值的几个观点。
一、历史是发展的
社会历史的问题，是儒家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孔子盛赞西周，孟子尊王贬霸。到汉代前，儒学提出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四阶段说，认为这四个阶段一段不如一段，历史愈往上溯就愈是先进，愈往后数就愈落后。这是一种退化的历史观，当时儒学思想家多持这种观念。
扬雄对上古到汉的历史作了论述。虽然这些论述是零星的，但却表达了历史是发展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社会最初是“圣人恶之”的“洪荒之世”，自伏羲出，开始有了圣人之法，“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尧”（《法言·问道》。）。人类社会是从无法到有法的发展。从今天的观点看，这里讲的洪荒之世，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样的时代无政治、法律等，所以是无法的社会，有法的社会则指阶级社会而言，因为有了阶级、国家，才有所谓法。虽然我国历史的阶级社会不一定始于传说中的伏羲时代，法的产生也绝不是几个圣人的事，但在皇帝王霸说盛行的汉代，扬雄作为儒家的思想家，能够承认历史是从无法到有法的进步，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同时，扬雄在论述社会历史时，客观地表述了历史发展有着盛衰的交替。他称赞尧舜成周为泰和盛世：“或问：‘泰和？’曰：‘在唐、虞、成周乎？观《书》及《诗》温温乎，其和可知也。’”（《法言·孝至》。）又称颂夏、商、周三代：“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同上。）噩，即咢，李轨注浑浑为深大，灏灏为夷旷，噩噩为不阿借。可见，扬雄继承孔孟，认为从尧到成周，都是历史上的盛世。在周代盛世后，继之的是秦王朝的衰世，所谓“下周者，其《书》谯乎”（《法言·问神》。）！下周者指秦而言，谯有烦苛之意，引申为酷烈。而在秦之后，又出现了汉的盛世。他在《法言·孝至》中说：“汉德其可谓允怀矣。黄支之南，大夏之西，东鞮、北女，来贡其珍。汉德其可谓允怀矣，世鲜焉。”又说，北夷“昔在高、文、武，实为兵主，今稽首来巨，称为北蕃，是为宗庙之神，社稷之灵也”（《法言·孝至》。）。认为疆域的广大，包容的民族众多，没有能够与汉世相比美的。而汉世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如北方少数民族在汉初与汉相峙，到后来则为汉王朝所统辖。扬雄称颂汉世，与对尧舜的称颂不同，他称颂尧舜基本上是抽象的，而对汉世的称颂却有具体的事实，因而显得论据有力，令人信服。
从扬雄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从洪荒之世到有法之世的进步，进入有法的阶级社会后，又是在盛世、衰世的交替中发展的。扬雄的论述，实已包含着历史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的思想。自然，他是不自觉地通过具体论述来表明这一点的，还没能自觉地从理论上来说明。虽然如此，扬雄的看法所具有的价值，却是不可否认的。
扬雄从历史是发展的观念出发。反对孟子的历史循环论。《法言·五百》说：
或问：“五百岁而圣人出，有诸？”曰：“尧、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处。汤、孔子数百岁而生。因往以推来，虽千一不可知也。”
五百岁圣人出，见于《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这是孟子循环论的历史观。扬雄则用尧、舜、禹君臣同时，文、武、周公父子并处，汤距孔子数百年的历史事实，认为圣人之出没有固定的循环周期，而是不定期的。扬雄是推尊孟子的，能够批评自己所推崇的人，反映了扬雄优良的学术品质。
但是，在对孟子进行正确批评的同时，扬雄又错误地把孔子的理论看成社会发展的必然法则。《论语·为政》说：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认为从三代制度的因袭、损益中，可以知道未来百世的情况。但未来继周者的情况如何，孔子没有明说。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一个解释，认为历史发展有三统三正的循环规律，三统为黑、白、赤，而以历史上的夏为黑统，殷为白统，周为赤统，三正指夏朝建寅（以农历一月为正月），殷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代建子（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根据此说，继周者当行黑统，用夏礼。因此，有人据之以问扬雄，秦继周而兴，却“不待夏礼而治，其（指孔子“其有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之论）不验乎”？对孔子的说法提出了怀疑。扬雄则说：“圣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继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舍之而用它道，亦无由至矣。”（《法言·五百》。）认为继周者要治平天下，舍孔子之论再无他道。孔子的百世可知说，有其合理成分，但硬说历史的发展只有遵循孔子的理论，这就荒谬了，这是扬雄绝对迷信孔子所导致的理论错误。由于迷信，所以他对孔子之论为什么是继周者所必须遵循的法则，根本讲不出道理，因而就只好用“天妄乎”来予以搪塞敷衍。这说明，迷信是不能得出真知灼见的。
扬雄讲历史是从无法到有法的发展，所谓法不过是圣人之道，而圣人之道的核心是仁义等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因此，扬雄讲无法到有法的发展，主要是指从无伦理到有伦理的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是发展，其根据就是有了伦理。扬雄又以尧舜成周和秦分别为盛世与衰世的代表，而成周之所以是盛世，秦之所以是衰世，又在于它们有遵循与违反德治的区别。因此，扬雄关于社会历史是进步的观点，是以儒家的伦理为其根本的。
二、道有因革
道有因革，是扬雄探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的理论，其基本含义是承认历史发展过程中继承性与变革性的统一。
历史发展的链条上，每一个社会总是在上一个社会基础上发展而来；而新起的社会又不同于上一个社会，又为后一个社会奠立了基础，由此而形成了社会历史。其中每一个社会各有其特点，有人正是看到了社会发展中这一方面，提出了历史发展有无继承性的问题：“道有因无因乎？”扬雄回答说：“可则因，否则革。”（《法言·问道》。）他认为历史发展有继承，也有变革，这要看具体情况，在可以继承的时候，就予以继承，在不能继承因袭时，就应变革。具体地说：
在昔虞、夏袭尧之爵，行尧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下民之阜也，无为矣。绍桀之后，篡纣之余，法度废，礼乐亏，安坐而视天下民之死，无为乎（《法言·问道》。）？
这段话是对“可则因，否则革”的具体说明。在扬雄看来，尧、舜、禹相继，礼乐文明，就应该继承，而无为；在桀、纣之后，礼乐废坏，就应该变革，而不能无为了。是因还是革，这是由社会是礼乐文明还是礼乐废坏来决定的，这个说法带有明显的伦理决定论。
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继承和变革，是社会历史的基本问题。每一个社会都是继承性与变革性的统一，没有继承，一个社会就无从产生，没有变革，一个社会就不成其为一个社会。扬雄这里讲“可则因，否则革”，存在着把继承性与变革性相分的嫌疑。尽管承继盛世，因多于革；承继衰世，革多于因，但从没有单纯的因或革的情况，而总是有因有革的统一。如果说《法言·问道》的因革论存在这种不足，那么，《太玄·玄莹》的因革论就不存在这个缺陷了：
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宣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时，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丧其纪。因革乎因革，国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动，成败之效也。
这段话有三层含义：第一，是讲因与革的对立统一。因、革是不同的，因要合于理，革要合于时。但因、革又是统一的。第二，因革的对立统一是天道的原则，只因不革，或革而不因，皆不合天道，因此说“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训”；第三，因革的对立统一又是万物和国家成败的原理，万物的生成，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治理，都不是单纯的因或革的作用，而是因、革交互作用的结果。
可以说，扬雄这段话对因、革的关系作了较全面的辩证说明。其落脚点虽是在国家的成败，但却是把因革的对立统一，作为整个世界的一般发展法则。因而，较之从具体社会历史发展论因革，这段话是站在哲学的高层次来讲的。站得高，也就看得深，扬雄因而避免了《法言·问道》分离因与革的倾向。这说明，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只就历史本身而论，是不够的，只有站在更高层次上来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问题，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不仅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是这样，对其他事物的认识都是这样。
三、“天地人具”的历史发展动因论
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是社会历史观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从孔子以来，儒家大师大都把历史发展的动因归结为天命，前于扬雄的董仲舒尤持此说。扬雄反对天命是历史发展动因的观点：
或问：“楚败垓下，方死，曰：‘天也’，谅乎？”曰：“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憝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易故焉。”（《法言·重黎》。）
这是说项羽的失败，刘邦的成功都不是什么天的作用，而完全是尽群策群力与恶群策群力，这两种不同的人为活动的结果。扬雄否认天命的作用，从人自身来说明历史发展的原因，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在扬雄之前，司马迁就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指出了项羽的失败完全是人为的原因：“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并指责项羽将失败归结为天命，“岂不谬哉”！扬雄批评项羽，认为楚汉相争的胜负是人为的结果，这是直接承继司马迁的思想。
扬雄否认天命，但并不否认天的作用，而认为历史发展有天、人两方面的原因：
或问：“嬴政二十六载，天下擅秦。秦十五载而楚，楚五载而汉。五十载之际，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当时虽欲汉，得乎？六国蚩蚩，为嬴弱姬，卒之屏营，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秦失其猷，罢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项氏暴强，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汉创业山南，发迹三秦，追项山东，故天下擅汉。天也。”“人？”曰：“兼才尚权，右计左数，动谨于时，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法言·重黎》。）
在这一大段话中，扬雄通过从秦代周到汉兴这五十年，天下三次大的历史变化，说明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天、人两个方面的作用。扬雄在这里讲的天，既非天命论中有意志的天，亦非物质的自然之天，而是指历史发展中由人的活动所造成的现实局面和必然趋势。因此，扬雄讲天，完全是谈的人事活功。他的天，类似后代思想家讲的“势”。扬雄讲的人，则是指兼才尚权一类人的主观活动。可见，扬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看法，不仅看到了人的主观作用，而且看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这是十分深刻的思想。
在天、人之外，扬雄还谈到地理条件对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天、地、人三方面的原因，《法言·重黎》说：
或问：“六国并，其已久矣。一病一寥，迄始皇三载而咸。时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请问：“事？”曰“孝公以下，强兵力农，以蚕食六国，事也。”“保？”曰：“东沟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卤泾垠，便则申，否则蟠，保也。”“激？”曰：“始皇方斧，将相方刀；六国方木，将相方肉，激也。”
这里时激指天而言，从时激的内容看，仍是指人的活动所造成的现实局面和必然趋势。地保则指地理环境。扬雄用“天地人具”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有价值的思想。
但是，扬雄没有把这一思想彻底贯彻。《法言·重黎》说：
或问：“秦、楚既为天典命矣，秦缢灞上，楚分江西，兴废何速乎？”曰：“天胙光德，而陨明忒。昔在有熊、高阳、高辛、唐、虞、三代，咸有显懿，故天胙之，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愿也，厥飨国久长。若秦、楚强阅震扑，胎籍三正，播其虐于黎苗，子弟且欲丧之，况于民乎？况于鬼神乎？废未速也。”
这里讲天能福佑有德，祸废无德，说明扬雄又未彻底地与有意志的天划清界限。同时，他以有德、无德作为能否受天保佑的原因，这又把历史的兴废的最终原因，归结为道德的作用了，从而使他的社会历史观带上了道德决定论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