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故事有些传奇，韩瀚在叙述时可能有了加工和演绎，但是，弘一法师的形象在少年黄永玉心中是难以磨灭的。也有人怀疑这段往事的真实性，可是，面前的黄永玉不是正像当年弘一法师所教导的那样做人做事的吗？
黄永玉说，他的画被香港某位大亨得去，大亨声言要送他五辆小轿车，让他到口岸领取，提货单上写着他黄永玉的名字。他却慷慨地说：“黄永玉是中国人，送给我的礼物，属于国家和人民，我个人是不会领受的！”
许多外国人喜欢他的画，千里迢迢跑来出万金买他的画。依他的性格，他想骂的，谁也拦不住，他也不会迁就谁。但他公开讲的话，却一字千钧：“你们喜欢我的画，就应该喜爱我的祖国。没有中国，怎么会有我黄永玉呢？”
对他这种表现，人们有多种看法，有人说他“沽名钓誉”，有人说他“不明事理”，还有人说他“愚忠”，泼他凉水：“何必这样表现呢？这个国家不在乎你这点爱国心！”
我有我的看法，黄先生或许有点固执，有点痴愚，他的性格缺点使他陷入本不应属于他的窘境，但是，如果没有缺点，还有黄永玉吗？如果没有一批具有缺点的黄永玉，我们的艺术界能维持得下去吗？
我想起进门前吆喝我们的那个监视者，黄先生告诉我，那是一个几经厄难却又想戴罪立功的可怜人。黄家的客人从大院经过，此人不是徘徊于廊下，就是窥视于窗棂，常常把黄家动静秘报上峰。黄家多次被指责为“黑窝”，皆此人之功。黄永玉曾用恶作剧惩罚过他，告诉他，夜间隔墙听到他说梦话，说的都是足够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话。那人听了吓得面无人色，连声告饶，但不思悔改。
我想，有人专会制造黑暗和寒冷，但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自己。而黄永玉能看到光明，会制造温暖，他看到的是国家、民族。
当时，黄先生还讲了一段亲眼看到的故事－－那是秋季的一天，他在米市大街车站等车，冷雨扑面而来，冷风飕飕地刮，他没带雨具，只好用短风衣蒙住头，守在站牌下颤抖。那年头，公交车不照点，好半天不见一辆。站得久了，衣服淋透了，能拧出水来。他旁边站着位与他素不相识的女人，女人把自己的雨伞歪向他，替他挡住半边雨。他打心眼里感激这个好心的女人，但他没有开口表达谢意。
后来，旁边来了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小伙子背个大包袱，也没带雨具，浑身上下淋成了落汤鸡。那女人身子朝后闪了闪，默默把雨伞撑到两个男人中间。他和小伙子得到庇护，那女人除了脑门，整个身子都淋在秋雨中……
他的心口再难平静了，好人！这就是忧患中相互依赖、相濡以沫的中国人哪！
突然，身边那个小伙子朝对面路沿上，发出一声咆哮般的喊叫：“回去！你……快回去！”
抬眼望去，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一个小女孩，她怯生生站在雨水中，也是浑身湿透，她讷讷应着话，却依旧在雨水中淋着 ，一动不动。
身边，那小伙子继续大喊：“你……回去呀！”
女孩依旧不动，只用双手掩住了稚嫩的面孔。
那个好心的女人关切地问：“你去哪里呀？”
小伙子冷冷地回答：“回东北，回兵团。”
“她……是谁？”
“妹妹。”
“妈妈呢？”
“死了。”
“爸爸呢？”
“死了……”
那个女人的雨伞歪到小伙子一边，最后塞到小伙子怀里，她却掉头跑走了，消失在一片茫茫秋雨中……
黄永玉的声音哽咽了，垂下头，把整个面孔埋在胸前，唯有那只大烟斗，冒着一丝清烟。
我理解他了，他是个懂得真爱，懂得情感的人。多少年前，他不是在香港做过记者吗？他不是曾经写文章、刻版画、编电影脚本，搞过一番伟业吗？但是，他回来了，抛别了那里的一切，捧着一颗赤子的爱心回来了。时至今日，他依然矢志不渝，纵有一列火车怕也拖不走他。
他很真诚，当着我说出一番很掉面子的话。
他说：“我现在穷得很哪！我爱吃，很馋，很想下馆子，可我吃不起呀！前几天，朋友请我吃了一顿砂锅居，我一连在心里回味了好几天！”
这是那天夜半，我和韩瀚告别出来，他送到门口时说的话。我记在心里，久久难以忘记，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百感交集……
我这次来北京，与其说是改稿子，不如说是体会处于大动荡时期的京城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好玩好动的韩瀚，成了既热心又殷勤的向导，他恨不得把北京所有相识的朋友都介绍给我。既不是炫耀热情，也不是炫耀交际的广博，他是向我展示一种中华精神，让我好生见识那些难以征服的灵魂。
我们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寻朋访友，有时像幽灵一般在胡同里窜来窜去。多亏他有记者身份作掩护，否则，那些门岗的盘查，居委会老太太的纠缠都是很难应付的事情。那时候，人人都在“抓革命，促生产”，哪有我俩这样闲逛的，而且我们要找的都是那种挂了号的人，让人知道了，哪会那么顺畅？
那时候，我骑着自行车逛完了北京城，也熟悉了北京城，从东城到西城，从地安门到前门的大街小巷，我都走过来了。即便从大栅栏到琉璃厂一带的那些曲里拐弯的胡同，也是熟门熟路了。
有天下午，韩瀚带我去西直门方向的一个去处，拜访一位叫启功的老先生。
出发前，他问我知不知道启功，我摇头表示一无所知。他因之瞪大眼睛，嘴巴噘得老高，以责备的口吻说：“你可以不认识将军和部长，却不应该不认识启功先生！”然后又说：“我们现在就去拜访他。那是个很可爱的老头，你会喜欢他的。”
这幅书法是启功先生送给韩瀚的墨宝，我应《人民中国》杂志之约，去北京修改稿件，韩瀚将此转赠予我。大约在次日，他便带我去拜访启功，才有了启功先生为我书写墨宝的机会。我将启老的书法视若珍宝，从未向人炫耀过。我们走完大街，拐入一片居民区，在狭长的胡同里拐弯抹角地走着，有的胡同骑不了车，就推车步行。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马喧嚣，只有走不到头的胡同和一座挨一座的四合院。
我叹服韩瀚辨识道路的功能，纵横交错的胡同绳头一般交结在一起，他却能记忆准确，从未走错过。我叹服北京人的创造性，他们为那些错综复杂的胡同冠以千奇百怪的名字，从高雅到低俗，应有尽有，且没有重复的。
终于，我们走进一条叫“小乘巷”的胡同，这胡同是否与佛教有关，或者与小乘教有什么牵连，我不得而知。韩瀚在一座青砖门楼前停住了脚步。他没有敲门，没有说话，而是把衣襟整了整，拍拍上面的尘土，还帮我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我觉得他那神情里有种虔诚肃然。
木门紧合，门板的油漆早已斑驳，露出粗犷的木纹，龇牙裂隙；门楼不大，青砖砌就，泥皮早已脱落；脚下的青砖台阶，湿漉漉泛着潮湿的碱花－－这里好像久已无人居住了。
他轻击门环，没有回应。我心中不由冒出几句诗来，“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却又看不到“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踪迹。
又过一阵，才听到门里传来踢拉踢拉的声音，好半日挪到门边，吱嘎门响，探出一颗苍白的瘦弱的老夫人的脑门。老夫人身子瘦小，她怯怯向外面看了一阵，看清了来者，咕咕哝哝说了句什么，把我们让进门去。看不出她的身份，不知是主妇，还是这院的用人。
这院子实在太破旧了，三面瓦屋多已颓败，常年失修，难以居住。唯有三间南屋，略显齐整些。砖铺的引路通到门前，上面泛着白色的碱花。那房间的陈设，如同一般民宅，屋里很暗，里面一片朦胧。
依门站了一瞬，才看到靠窗有张书桌，桌前坐着一位老者，老者很是虚弱，穿一身暗红色的便服，没有起身，只发出一声很低很细的声音，算是打了招呼。屋里昏暗的底色，衬得他那满头白发格外耀眼了。
韩瀚给老人鞠躬行礼，说：“启老，我给您领来一位客人，从河南来，一块儿来看看您！”
“谢谢，谢谢！请坐，请坐！”老人依旧用细弱的声音招呼着，如一位大病缠身的老妇人，他始终没能把脖子转过来，因为书桌靠窗，他便一直望着窗外。
我们在他身边坐下。那老夫人沏上茶，端来，放下，一言不发地退到旁边。
“启老，最近身体还好吧？”韩瀚问安。
“哦，身体……更糟了，近来很不好。像这样的气候，能好吗？”老人说着，轻轻地咳嗽。
“您别管气候如何，保重身体是第一位的。”
“怎么保重？看病挤不上汽车，只好这么拖着。”
“单位没人来吗？”
“好久没见有人来了。人人都忙着，就我是个闲人……”
“还写字吗？”
“写！我只能靠写字活动手腕，活动气血，只有这点锻炼身体的手段我自己可以掌握。”
这时，我才注意到书桌上放有书卷、手稿，还有笔砚之类的文房四宝，却又那么平常普通，根本看不出大学问家的铺张和派头。
我终于明白了他始终不转脸看人的原因。老人脖颈上戴着不锈钢的钢圈，三寸多高，牢牢卡住脖子，僵硬而又冰冷，哪里转动得了？他整个人宛如一台机器，转动系统卡了壳，就成了一堆钢铁堆在那里。
天色渐渐晚了，屋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奇怪的是主人不开灯，韩瀚也不像在别处那样吆喝，只顾拉着老人在暗色里交谈，两人谈得那么亲切，那么近乎。我只好呆坐一旁，猜想这房子里有多少秘密，这房子里藏有老人几多辉煌……
韩瀚拿出一套册页，恭敬地放在老人面前，并一页页翻开，让老人过目，共计十二幅，画的都是花鸟，笔墨酣畅，意趣高古。他说，这是朋友之物，有转让之意，且要价不高，很想买下来，请启老过目，是否出自石涛之手？
老人自己翻着册页，又看了一遍，轻轻合上，用细弱的声音说：“画得很好。”略一停顿，又接下去补充说：“不过，这不是大涤子（石涛的别号）的手笔，是张大千画的。”
韩瀚脸上先略显失落，转瞬又晴朗起来。他从提包里又拿出一部册页，说：“我还带了一部，是文徵明的小楷，一并请您掌眼。”
他把册页放到老人面前，刚刚翻开看了三两面，老人便很干脆利落地说了两个字：“假的。”
韩瀚把册页收起来，坐下来，诚恳地向老人讨教：“启老，我毫不怀疑您法眼高深，但我想知道为什么您只看一眼便下断语？”
老人身边放有拐杖，他用力拄着，微微调整了坐姿，脸上现出和善的笑意，那细弱的声音显得甜润起来：“我打个比方，就拿一个人来说吧，比如我，在你跟我不熟识的时候，只听说我长的什么什么样，打扮如何如何，或者只见过一两面，并不熟稔，只留下一个大概印象。忽然有个人，与我长相略似，打扮相仿，到你面前自称启功，你就可能受骗。现在，你不仅对我的长相，连我说话的声音，走路的姿势甚至性格、脾气都熟了。如果再有一个人，哪怕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穿上我的衣服，再拿上我的证件，自称是真正的启功，你也会立刻指出他是赝品。”
我在一旁听了这番深入浅出的话语，顿时豁然开朗，明白了一个久久困惑而又深不可测的道理，也对鉴定这门学科有了明晰而形象的认识。能把深奥的道理简单化，是高人才能具备的品质。
韩瀚告诉启功先生：“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做过书画生意的老人，他们谈起书画鉴定时，是把著录、题跋、印章、装裱等，一齐作为判断依据，不知启老以为如何？”
启功先生又费力地调整了坐姿，如同课堂上的老师那样慢言细语、循循善诱，他说：“那些都是旁证。旁证对鉴别书画的真伪也有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作用，但鉴别书画真伪的主要依据是书画本身。文徵明的字不同于赵孟頫，倪云林的画不同于黄大痴，不同在哪里？只要你吃透了，即便作伪作得可以乱真，也可以一眼看出。当然也有不大容易鉴别的，比如某人作品留下来很少，甚至只有一幅，那也只有靠作品以外的旁证了。”
接着老人讲到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展子虔是北周末年隋朝初年的画家，现在能见到的画只有这张《游春图》。他的画究竟是怎样的面貌，无法断定。因此，此画是否他的手迹，不能从艺术性上加以判断，这就只能靠旁证了。
他们在谈论书画鉴定时，我看到老人那张微侧的面庞上挂满笑意，他是那样和蔼可亲，一双眼睛眯作一线，那样慈祥温和。可是，我想，当他面对鉴别品时，那眼睛就会严厉无情，变成任何高明的作伪都将无法逃脱的法眼了。我想：启功先生是鉴定国宝的，他自己就是国宝级人物。
他们又谈起了书法。
韩瀚对我说：“对普通中国人而言，启功先生是以书法誉满天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