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6年的陈家谷口一战，除了杨延玉壮烈殉国外，杨业其余的几个儿子都安然无恙。那一战，经常跟随他的杨延昭显然是没有参加，有人推测他可能正在养伤。杨延昭以下的几个兄弟很可能因为年纪尚小也没有出战，史书没有他们随军征战的记录，却有他们受到封赏的记载。所以，无论杨延训还是杨延环是四郎，都不可能在战争中被辽国招为驸马，他们都安好地活在大宋，并且因为父兄的战功而受到提升。民间流传的“七子去，一子回”的传说只不过是虚构。
1051年，北宋名臣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称杨业“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那时距离杨业战死65年，杨延昭去世37年，杨家将第三代人物杨文广尚在世上，正在跟随范仲淹抗击西夏。欧阳修的记录应该是可靠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杨家将投降辽邦做驸马只不过是民间传说和文学演绎，否则也就不会有“父子皆名将”一说。
既然杨家兄弟没有被招为驸马，那么驸马一说又从何而来，是完全的虚构吗？这种传说是否过于大胆和离奇？在两国经常交战的那个年代，敌对双方是不是有可能结成这样的姻缘？这背后又有些什么样的神秘故事？
四 有关驸马的真实故事
杨四郎成为辽国驸马的传说最早出自于元杂剧，众所周知，元代杂剧虽然以故事形式出现，但都非常讲究“事有源流”，也就是说，他们的创作是要以一定的事实为依据的，不太可能完全凭空虚构。
那么，这些依据又在哪呢？杨四郎生活的年代，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杨四郎和杨六郎一样，主要生活在宋真宗时代。查阅史料，还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杨家兄弟虽然没有被招为驸马，但当时，确实有位宋朝大将曾经入赘辽国。
这个人与杨六郎生活在同一时代，名叫王继忠。他是宋真宗的侍卫，一度官为观察使、高阳关副都部署，算得上宋朝的高级将领，其地位的重要程度不在杨家将之下。
《宋史》卷二七九有《王继忠传》，南宋的《续资治通鉴》以及《辽史》81卷和其他一些史料都有关于他的记录，不过宋辽两方面的记载稍有不同。
王继忠祖籍开封，父亲在宋太宗时统兵戍守重要隘口瓦桥关，任武骑指挥使。父亲去世时，他只有6岁，得益于父亲的战功，他被任命为东西班殿侍，虽然是军中的最低职位，但小小年纪就已经是军官了。
宋史有载，“真宗在藩邸，得给事左右，以谨厚被亲信”，也就是说在真宗还没有当皇帝之前，王继忠就是其贴身随从，因为行事谨慎忠厚，很受器重。
真宗当上皇帝之后，大力提拔自己手下的人，王继忠好运不断，屡受提升，官至殿前都虞候兼云州观察史，后来又被派到地方任实职，类似于今天领导身边人员下基层代职，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王继忠先是出任深州副都部署，后来又改为镇、定、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都转运使，迁高阳关副都部署，不久又到定州赴任，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就已荣升至相当于今天战区副司令的职位，进步不可谓不快。
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也就是辽国的统和二十一年，辽国乘宋朝西部边防有事，契丹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纠集十万大军，杀向宋朝军事要塞望都(今河北望都县)。形势非常危急，宋朝北部边防三路大军总指挥王超，调动六万兵马前往增援，王继忠是定州副都部署，属于三路大军之一。
双方在望都以南的康村交火，战斗从下午激战至深夜，持续了十多个小时，辽军死伤惨重，被“杀戮甚多”，不得已暂时后撤。第二天，辽军重新部署，改变战术，一方面集中主力攻打宋军布防最为薄弱的东翼，另一方面派兵包抄宋军后路，焚烧宋军补给和辎重，一时间狼烟四起，形势急转直下。
王继忠急忙率兵去救，因为身穿官服，被辽军盯上。辽兵认定他是个重要人物，将他团团围住。危急关头，总指挥王超等宋军将领一看形势不妙率先跑了，丢下王继忠孤军奋战。
《宋史》用了三句话描述当时王继忠的状况，“围数十重”，“士皆重创”，“殊死战”。王继忠与部下且战且退，战至白城，由于寡不敌众、筋疲力尽之下被敌俘获，宋军全军覆没。这与杨家父子的陈家谷口血战有类似之处，主将与监军临阵撤退，副将血战到底，只不过时间和人物发生了转换，故事与历史在这里有着诸多的重合。
当时的行营都部署、先行撤回定州的最高指挥官王超，以为王继忠战死，派使者向宋真宗作了汇报。真宗对王继忠进行了隆重哀悼，下诏追赠他为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又给他的四个儿子封了官。
望都之战对宋人的触动很大，宋真宗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震痛”，为了加强北部边防实力，宋朝廷重新调整人员和兵力部署，杨延昭被任命为前线都巡检使。
再说被俘的王继忠。《宋史》对他入赘辽国的过程没有记录，《辽史》的记载也非常简略。不过根据现有的史料，有些问题还是可以搞清楚的。辽军俘获王继忠之后，把他押送到炭山，萧太后亲自出面，招降了王继忠。
萧太后招纳王继忠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王继忠的身份很特殊，既是高官又是皇帝的亲信，如果将他招降，其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将是非常巨大的；第二，王继忠“姿仪雄美”，史书用这样四个字来形容他，他的风度和气质一定很令人折服；第三，王继忠很有才干，辽史的原话称“太后知其贤，授户部使”，并从名门望族中挑选了一个女子嫁给他。在宋人看来，王继忠就等于成了辽国的驸马。
在宋辽两国战端不断的那个年代，双方将领互有投降，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辽国推行的俘虏政策更为宽厚，他们更善于在俘获人心上做文章。辽人如果想招降宋将，一般采取攻心三部曲：
第一，用求贤若渴的诚意打动他，给宋将极大的尊重与信任，让他们有得遇知音的感觉；第二，给予他们物质上极大的满足，让他们高官得坐，骏马任骑，让他们觉得自己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他们张罗家眷，让他们娶妻生子，在辽扎根。
王继忠一开始也是宁死不屈，决不妥协的，他本身就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否则也不会在其他宋将都已逃跑的情况下拼死力战。但就是这样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将，在辽人实施攻心战之后，最后也被感化，愿意有条件地为辽人做事。可见，金钱、美色、权力固然是非常犀利的武器，但很多人都可以抵挡，只有赏识、信任和器重才是无价的，是俘获人心的最有效手段，宋将归降辽国多半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王继忠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后面的故事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景德初年(1004年)九月，契丹二十万大军南下，攻势凶猛。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推动下，打算御驾亲征。
辽国一方面南侵，一方面秘密求和，代言人正是王继忠。这个时候宋廷才知道，原来王继忠并没有死。
对于王继忠代辽请和这件事，很多人都很怀疑，只有当朝宰相毕士安认为可信。宋真宗也非常疑惑：敌人如此强悍，突然提出议和，是不是其中有诈？
毕士安分析道：我曾审问过抓到的契丹俘虏，他们说辽军在南下的过程中屡次受挫，并没有达到目的，现在是孤军深入，他们自己也很后怕，担心老巢被人乘虚端了。契丹想撤军但又没有遮羞的理由，王继忠的请和肯定不是虚言，可以相信他一回。
真宗听罢分析非常高兴，给王继忠回了一道手诏，答应辽国的请和要求，并派曹利用出使契丹。真宗的手诏写了些什么？根据辽国的记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宋使带给王继忠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宋真宗自登基以来，一直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不想打仗。他对边防守将也是严格要求，不让他们侵扰北国。先前知雄州何承矩已表达过求和的意思，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宋真宗显然是希望王继忠能够成为双方议和的密使，将情况通报给辽国皇帝。如果辽国同意议和，宋朝将会再派使者前往计议。
当时宋真宗已下诏准备亲征，但朝中仍有杂音，有人建议迁都金陵或成都。寇准与毕士安力挺北征，宋军在澶渊北城射杀辽国大将萧挞览，契丹震惊。
在这期间，曹利用与辽国使者姚东之进行交涉，经过双方反复商谈，议和之事逐步定了下来。宋每年送给契丹银、绢共计三十万，朝中很多人都认为太多了。毕士安的回答是：不如此，契丹可能并不在意，和议也不能久长。
辽国撤兵之后，宋朝对边防做了重新部署，重要边塞都选良将镇守：雄州李允则，定州马知节，镇州孙全照，保州杨延昭等等。可见，杨六郎只不过是众多边防守将中的一个，地位并不是特别显赫，离边关大元帅差得太远。
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澶渊之盟，和议的签订是两条战线斗争的结果，一方面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另一方面秘密和谈步步推进。在最为敏感的关节点上，王继忠起到了秘密使者和桥梁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双方议和之后，宋朝每次派遣使者到辽国，都会拜会王继忠，给他带去金带、器币、茶药等贵重礼物。王继忠对宋使也是优待有加，有时叙及思乡之情，常常泣不成声。他还曾经给宋真宗写信，希望能被宋朝召回，但宋真宗从全局考虑并没有这么做。
按理说，王继忠这么做很可能引起辽人的不满，但是没有。辽圣宗对王继忠不怀疑，不追究，不怪罪，反而更加器重他。得知他家中没有奴隶，便赐他宫户三十，加左武卫上将军，摄中京留守。后来又赐他皇姓，改名耶律显忠，封为楚王。最后官拜枢密使，太平三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