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记载，王继忠在辽国生有一子，名怀玉。杨家将故事中，杨文广的儿子也叫怀玉，这可能并不是巧合，而是有意借鉴了。据宋人记载，王继忠有子怀节、怀敏、怀德、怀政。之所以有此差异，可能是两国只是各自记录了他在本国生下的孩子。
王继忠是历史上一位很奇特的传奇人物，很难说他不忠于宋朝，否则他也不会为了抢夺粮道而拼死力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上司王超，危难时刻抽身而走，这也是王继忠孤军被围的重要原因。
王继忠现象，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风景。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是非常尴尬的，但宋朝没有将他视为叛徒，辽国也没将他当做奸细，反倒是都视他为忠臣。从传播中国文化的角度看，王继忠也是有功的。当时辽国特别推崇中原文化，礼仪制度都学宋朝，甚至于他们有个皇帝还曾表态说，最希望自己能够生在宋朝。
中华文化在辽国得到了广泛的弘扬，契丹也算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在古代，世界上有些国家就是通过契丹来认识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是，今天俄语中，中国一词的发音就是“契丹”。
在包括杨家将在内的许多故事中，辽人给人的印象都如妖魔鬼怪。王继忠因为深入其中，他感受不到那些妖魔化的宣传，身边都是平平实实的人，辽人的人情色彩在有些方面比中原还浓。
王继忠的经历与传说中杨四郎的故事非常相像。驸马的故事看似虚构，实则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不是凭想象信笔胡来的，它是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是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叠合。
事情虽然没有发生在杨家，但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确实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宋真宗曾经的侍卫被辽国招为驸马，肯定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也肯定为民间艺人所关注。王继忠的经历被移花接木到史上并无多少记载的杨四郎身上，也算得上别有匠心。
五 “四郎探母”也有故事原型
既然杨四郎被招为辽国驸马有故事原型，那么《四郎探母》这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事情又是否可以当真呢？事实上，“快马加鞭一夜还”的探母故事还真不是凭空虚构，也有历史原型，而且还与杨四郎为什么叫了“杨延辉”有直接关联。
南宋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第四十一《契丹入寇》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五代十国期间，中原混战不断。911年，河北的一个节度使刘守光被山西的晋王打败，为求生存，他派参军向契丹的耶律阿保机求援。这位参军就是后来契丹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韩延徽。
唐朝安史之乱时，契丹开始兴起八大部落，每个部落首领都称大人，八个大人再推选一名首领，称为“八部长”，三年一任。唐末，耶律阿保机逐渐强势，他不断连任“八部长”。
韩延徽到达契丹，耶律阿保机不仅不肯派兵，反而要求韩延徽归附契丹。韩延徽虽然是去向契丹求援的，但表现得非常有气节。他一口回绝了耶律阿保机，并且坚持不行跪拜之礼。
契丹主也是火爆脾气，一怒之下将他扣压下来做苦力。后来阿保机的妻子了解到此事，又发现了韩延徽的才干，便劝说耶律阿保机放了韩延徽：
“彼秉节弗挠，贤者也，奈何困辱之？”(大意是说，韩延徽守节不屈，是当代的贤者，应该以礼相待才对，怎么能囚禁羞辱他呢？)
耶律阿保机顿悟，立即将韩延徽请回待为上宾，通过交谈，双方竟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韩延徽由此受到器重，成了阿保机的高参，他帮助契丹建衙署，筑城郭，分市里，大力推广中原文化，成为契丹的佐命功臣。
尽管在契丹获得了很大成功，韩延徽还是身在契丹心在中原。他是个孝子，因为想念母亲，他不顾一切地要回乡探母。
有一次，他抓住一个机会，悄悄离开契丹逃奔晋阳。此时的晋阳已不是当初的晋阳，物是人非，当地的官僚对他很是轻慢，没有人重视他。与在契丹所受的高看和优待相比，晋阳之行让他非常失落也非常伤心。
拜见完母亲之后，他决定再回契丹。朋友劝他，你好不容易从那里逃出来，再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他们一定会杀掉你的。韩延徽语出惊人：我走之后，契丹主如丧耳目、如失手足，我回去就如同耳目与手足失而复得，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杀掉我？
果然不出所料。韩延徽回到契丹后，一开始受到契丹主的责问。他从容答道，“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复来”。大意就是，我因为非常思念母亲，回家看娘去了。之所以事先没跟你们商量，是怕你们不答应，所以就自作主张了。但我现在回来了，我的心是忠于陛下的。
契丹主大为感动，认为他是有情有义有信之人，更加信任和重用他，内外大事都请他参与决策。耶律阿保机称帝后，任命他为守政事令，地位相当于中原的宰相。
韩延徽在辽国出人头地，但始终不忘故土。因为母亲不愿来北国，他便托人悉心照料，并向中原保证，只要他韩延徽在，决不让契丹南侵。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继位，韩延徽仍然受到重用。
《通鉴纪事本末》由南宋袁枢所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素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开创了以“事”为纲的本末体记史方式。
《四郎探母》的故事很可能取自这个历史典故，只不过在戏剧里韩延徽成了杨延辉，两个人的名字都这么相像，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着，杨四郎的故事很可能取自韩延徽。
关于“探母”还有一个相近的故事，不过那是讲杨八郎的。
历史上杨业只有七个儿子，没有杨八郎。故事传说中，杨八郎的事迹也是少之又少。按照《南宋志传》的说法，杨八郎是杨业的义子，名叫高怀亮。在周世宗亲征北汉时，他曾与高怀德交手，两人相见之后，觉得对方很像自己失散多年的兄弟，便在战场上相认。他因而投奔到了周营，改回原名高怀亮。传说杨八郎也被辽国招为驸马，但历史上高家是宋皇室的驸马。
有一出梆子戏叫《万寿宫》，其中第五本《雁门关》，又名《八郎探母》，与《三关排宴》有映照之妙。梆子戏发源于山西、陕西一带，那里是宋代抗击辽金和西夏的前沿阵地。
在这出戏中，八郎名叫杨延光。他流落北国，化名王鳌，听从呼延丕显的劝告假意降辽，当了辽国梨花公主的驸马。奸臣庞元借此状告呼、杨两家谋反，仁宗听信谗言，欲将杨家正法。八千岁以及寇准、包拯二相舍命相保，形势才发生了转机。
皇帝要求佘太君戴罪立功，亲自出征捉拿八郎，并限定三日内取来萧太后首级，否则便以谋反罪论处。太君带兵赶赴边关，八郎闻讯以“偷袭敌营”为名，让梨花公主盗来令箭，直奔宋营探母。母子相见，抱头痛哭。太君怒斥八郎不忠不孝，命八郎返辽，三日内杀了萧太后，取来首级，一可为国除害，二可救呼、杨两家。八郎连夜回营取了萧后首级，携妻带子奔回宋营。后遇辽兵穷追不舍，他自己断后，被辽兵包围，最后自刎而死。
《八郎探母》与《三关排宴》和《四郎探母》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一些明显差别。同是失节投敌做了辽国驸马，在平衡家与国的利益之时，四郎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摇摆，虽然没有哀告求生的无耻，但也没有慷慨而死的豪迈。八郎则完全不同，他毫无条件地向忠孝靠拢，更像是封建王朝宣扬的传统中的英雄。
《三关排宴》与《八郎探母》作了最好的诠释，那就是“忠孝节义”。在佘太君眼里，杨家的名节最重要，为保大宋，为保江山，哪怕是昏君当政，他们也要做出无条件的牺牲，包括最宝贵的生命。
《四郎探母》说到底有两个原型，一个是驸马原型，另一个是故事原型。驸马原型源自王继忠，故事原型取材于韩延徽，把他们的故事汇集到杨四郎一身，既是创造英雄群像的需要，也是小说故事惯常的创作手法，还体现出杨家将故事的传播特点。
“杨家将”与“三国”的传播方式不同，《三国演义》早在成书之前一千多年，西晋的陈寿就提供了一个堪称完整的蓝本《三国志》，故事酝酿的时间长、定型早。而杨家将故事则以民间流传为主，正史的记录简略而且滞后，没有形成权威，影响力不够。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杨家将故事历经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的不断扩充和发展，受时代影响非常大，一部“杨家将”折射了几代王朝史。杨四郎的故事也是如此，前面提到的最后结局的种种变化，无不留有历史的印记。
在元代，汉人备受压迫，民族矛盾空前突出，民族大义、民族气节是根本，是最被人们所看重的，因而在元杂剧中，杨驸马就是叛徒，就要被佘太君大义灭掉。到了明代，国家危机重重。1449年明英宗兵败被俘，1550年以后鞑靼三次侵扰京城，人们呼唤英雄、渴望胜利，于是杨四郎就成了卧底，潜伏在敌国立功。到了《四郎探母》那个时代，社会历经战乱，人心痛定思痛，反战情绪弥漫，人文色彩占了上风，因而过关探母成了最关键的焦点。
杨家将故事是一幅英雄群像，准确地说是一部家族英雄群像，也堪称中华英雄群像，杨家将人物是英雄形象的集大成者。编写杨家将故事，可供借鉴的史实太少，八个儿子的境遇又需要各自不同，那只有移花接木，信手拈来了。史书上没有关于杨四郎的记载，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将历史上一些闪光的人物和故事挪搬到“杨家将”身上，这是艺术创作中最惯常的手法，也是千百年来杨家将能够始终吸引大众的原因所在。
历史上只有韩延徽，没有杨延辉；只有杨四郎，没有杨驸马。但这丝毫不影响杨四郎这一人物形象带来的震撼与冲击，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