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八，父亲接到上海来信，又是鼓鼓的一封，拆开一看，附有近十首七律。父亲先看亲翁丏尊先生的一首：
如幻前尘似水年，佳期见月卌回圆。
悲欢磨得人偕老，福寿敢求天予全？
故物都随烽火尽，家山时入梦魂妍。
良宵且忘流离苦，珍重亲朋此醵筵。
满子父母的结婚日是阴历腊月十六，据说一年中只有这天晚上满月在头顶经过，不知哪位诗人还说过：“一生几见月当头？”当然是个好日子。可不一定应验，只能“良宵且忘流离苦，珍重亲朋此醵筵”。原来醵筵倡酬，都是雪村先生的主意，他先作了四首七律作贺，还加上篇小序：“壬午十二月十六日大寒，为丏公伉俪结婚之四十周岁，西俗称羊毛婚。是夕约伯祥、索非、调孚、均正集其寓。主宾六耦都十二人，具盘餮都十二簋。有酒既旨，有肴孔嘉，市沽悉屏，不侈而丰，虽在离乱之中，仍申合欢之庆，洵胜事也。继是以往，约以婚日，迭为宾主，有视兹集，命曰鸳会。匪直谋盘杯之欢，亦以增伉俪之笃。率成芜什，聊当喤引，敬求丏公暨与会诸贤吟正。”这一天是一九四三年一月廿一，节气正好是大寒，本来不必注明的，雪村先生加上这两个字什么用意，在沉沦后的孤岛上可心照不宣；他创议的六对老夫妇十二色家常菜的“鸳会”，没能按序延续。当时在上海的老朋友有参加的有没参加的，如马叙伦、王伯祥、顾均正、周振甫、王统照诸先生都当回事似的作了和诗。二月廿四，我父亲才把祝贺亲家羊毛婚的和诗寄出：
无诗排闷欲经年，提笔祝公人月圆。
遥审双杯为乐旨，醉吟四韵见神全。
望中乡国春将近，偕老夫妻情更妍。
此意同参堪共慰，预期会日启芳筵。
父亲的这一首又引出了好几首和作来，如夏先生的老朋友朱自清、朱光潜、贺昌群各位先生，都寄给我父亲转达；只最后卢冀野先生的一首，是他由重庆到桂林时，顺便面交范老太公的。父亲在廿八日日记上有记载，说范老太公转来了卢的诗；对范的信，父亲只记了一句：“言‘中志’为政府所忌，讽示须移川出版。”这句话颇有些蹊跷，“中志”就是《中学生》月刊，这没有问题。谁“言”呢？谁“讽示”呢？根子都在“中央”，而且是国民党的“中央”，这无可怀疑。“讽示”就是现在所说的“吹风”。可能是谁听到了一些什么，怀着好心来先吹个风；也可能是“中央”派他来吹风的，那就是不落形迹的命令了。父亲怎么会不明白，《中学生》让桂林的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中央”是放心不下的。他给范老太公写了封长信，颇发了些牢骚，说他这个挂名社长怕负不起什么实责。稿子大半还得在桂林约，请大家切勿抽手，最后编目送审等零星事，就由他来了结。
父亲信上虽这么说，对某个方面有点儿见解的朋友，他都写了恳切的约稿信。五月上旬，他两次亲自去成都图书杂志审查处，办完了登记手续，并约定每月十日前送审，三天内送回。六月七日，头一次送审七月号《中学生》的稿件，也是我父亲自己去的；等到十二日，稿件尚未送回，范老太公却从桂林来信说：“中央审委会欲令《中学生》在渝发行，我总处已在渝办转移登记手续。”用香港话说，我父亲当时一头雾水，看不透党政方面如此关怀《中学生》，到底所为何来，心里不免气愤。十四日，开明重庆总管理处又来信通知：中央审委会允许“中志”暂仍在桂审桂印。桂蓉两地的交涉方瓜熟蒂落，中央这样系铃解铃，不知秀做给谁看。亏得说的是句活络话，“仍”字前头还有个“暂”字；要是追查，就回说“已经‘暂’过了”。《中学生》七月号就是稿子在成都送审过后，航寄桂林排印的。为了把这桩政出多门的公案交代明白，我把藏在背后的细节都挂上了一笔，好让读者诸君知道，把黑字印在白纸上，还得费多少周折，受这许多无名的窝囊气。
前头已经做过交代，“文协”在汉口开成立大会，我父亲是主席团成员，却没有露面，在两个半月之前，他已经到了重庆。《抗战文艺》五月四日创刊，他这位编委也只是挂了个名。等到从汉口西撤的老朋友第一批到达重庆，我父亲已接受了武大的聘书，只跟他们快叙了半天。在信上还告诉上海的朋友说“老舍忠贞热忱，大可钦佩”。武大的教员中颇有几位新文学作家，女士居多，五四前后出的名，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很少或者不再搞创作了，好像没有参加文协的。也没听说学生中有自己组织的文学团体和读书会；想来到了抗战中期总该有些松动吧，我们在成都就不知其详了。文协在成都有分会，几位年轻朋友大约是自愿服务的，开茶话会，编刊物，办讲座，搞展览演出，他们都想试试。父亲也愿意帮他们出些主意，一来二去越搞越熟。有一回，文协为病重的张天翼先生募集医药费，为才过世的万迪鹤先生募集遗属赡养费，两篇公告找不到合适的人写，我父亲就接了下来。他说其实并不难写，只要表达出文艺界“相濡以沫”的友情和为民族解放奋不顾身的精神就行了。国民党不是不让老百姓说话么？我们碰到机会就说他一通。
十月廿八是我父亲的生日，一九四三年的这一天，应是他的第五十个生日，老辈掉文，说是“五十初度”。十一月初，不知谁听说了，提议由成都文协分会举行聚餐会，祝我父亲五十大寿。我父亲再三辞谢，先说生日已经过了，何况过的是四十九，离五十还有一年呢！他们说生日错过了可以补寿，满了四十九就是五十，都是老习惯。父亲只是摇头，说年纪总是一年长一岁，有什么可祝贺的，他们说敬老是中国的好传统。最后陈白尘先生找上门来了，对我父亲说，近来当局对人民团体集会卡得更严了，文协正要找个题目，显示一下文艺界的团结。叶老是文艺界、教育界的老前辈，一向受青年们尊敬。由文协发起给叶老祝寿，是名正言顺的。我父亲也就答应了，把时间定在十一月十五日正午，地点是新南门外江上村竟成园餐厅。堂中有讲台，挂寿字，桌上有红烛和寿糕。参加的约七十人，作颂词的有五六位，我父亲致简短的谢词。母亲和至美、至诚都跟去了。席间有文艺节目。父亲被劝喝了不少大曲。最后全体合影，父亲母亲站在前排中间，如今看还不见老态，挺有风度。
成都的几种日报都发了消息，许多外地的朋友也写了祝颂的文章。十二月十日我父亲写了篇短文《答复朋友们》。他说：“五十岁，一个并不算大的年纪。……承蒙朋友们的好意，把我作为题目，写了些文字，我倒清楚的意识起五十岁来了。”他说人生的道路已经走了大半截，余下的小半截，他得打算着好好地走。朋友们的文字中都说起他的作文跟为人，他说：“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都平庸。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当然写不出不平庸的文字。”他解释说，说自己平庸，指的是没有深入生活的底里，因而愿意在往后的小半截路上加紧补习，“懂得好恶，辨得是非，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践如何尽职如何尽伦，不然就是白活一场”。他感激朋友们的厚爱和宽容，说在这样温暖的人情中，他没有理由不打算着加紧补习。父亲写完短文，自己念了两遍，就封寄给陈白尘先生，请他决定发表在哪里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