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上已经打了两年，赌红了眼睛的日本硬扭住了抱孤立主义的美国，一同在这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战争中打滚。我们在成都，除了在报刊上看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要闻，还知道些什么呢？美国的飞虎队在成都附近的空战中击落了几架日本飞机，警报就不常听得了；即使有“预行”，过半个来小时也就解除了。南边的双流，北边的广汉，都万把民工夜以继日，修筑供大轰炸机起落的又宽又长的跑道。不用问，美国大队空军不久就要来了。乘着美国大兵的吉普，在大街小巷里横冲直撞，成都不就成了美国的空军基地么，欺软怕硬的小日本他还敢来！只是物价还在翻着个儿涨。民不聊生呀！绑票抢劫的事儿，四郊的村子里接连出了好几起。本来为了躲避空袭而屈居乡间的城里人，如今有了美国空军做保护伞，都搬回城里去住了。我们家随大流，告别了杜甫吟诵过的景色和习俗，搬到了陕西街中段的一所旧宅院里，是开明分店新租定的。后边的一大半做书栈，我们家住前头的一小半。有两个好处：一是城里有电，可以用上相别近五年的电灯；二是当时至美在念金女大，至诚在念协合高中，两个学校都在华西坝，比较方便。父亲是不大主张子女必须进大学的；至美一定要进，他也不反对。再说，不进大学，也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可干。至诚在高中只念了一学年，暑假里他向雪舟先生自荐，在分店当上了店员。父亲母亲都同意，说在课堂里学到的，不一定比店堂里多。
父亲当初到乐山，好像对持久战已经做了十分充裕的估计：就算再打两年吧，每半个月给上海开明的老朋友集体去一通信，两年也就是五十来通了；几曾料到已是一九四三年四月廿九，编号到了九十九，我们一家人还逗留在岷江边上的成都。“君问归期未有期”，谁说得准来日还得写多少通呢。两天后，父亲在日记上说：“与上海诸君通信，自余迁乐山后重行编号，今于此一回寄信满一百通矣，赋一律以志之。诗以前夕想起，今日足成。”这首七律是：
岷畔邮书今满百，五年况味此泥鸿。
挑灯疾书残烧夜，得句遥怀野望中。
直以诸君为骨肉，宁知来日几萍蓬！
一书便作一相见，再托双鱼致百通。
俞平伯先生在我父亲的诗词存稿中看到了，特别赏识，提笔批曰：“三四细腻，五六真挚，兵烽修阻，相见何期，唯恃鳞鸿往来，以寄停云落月之思耳。结联妙，有兴会，且出之平淡，似毫不吃力，章法亦密。”时间大概已在“文革”中期了。
称父亲的心，新诗足成，最好能让上海的朋友立刻听到他自己吟诵。这蜀沪第一百号马上付邮了，比九十九号晚了三天。这两通信哪天到的上海，都无法查考。初到乐山的时候，航寄上海的信十天之内可能到达。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航寄成都的信，要四十多天才能到达。陆放翁在成都时有首《渔家傲》，前半阕说：“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比起南宋来，已经算得便捷了。耐心会渐渐地被迫养成的，等不着信的刺激又不像物价上涨那么螫人，信投进了邮筒，对方如果回信，总有一天会到的，耐着性子等吧。
可是难免也有叫人放不下心的。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中央日报》刊出一条屯溪的电讯，才豆腐干大小的一块，说上海日本宪兵队拘捕了夏丏尊、章雪村等二百多位文化人。没说事情发生在哪一天，也没说同案被拘的除了开明的两位还有谁，叫人无从猜度受罗织的莫须有罪名到底是哪一条。父亲查自己的日记：此前三个星期内曾发两通信去上海，一定尚在途中；年初收到的上海来信，是去年十一月发出的，还看不出产生事端的征兆。于是马上写信，去上海问调孚先生。在内地夏章两位先生的朋友多，看到了报纸上这条电讯都写信来询问《中学生》，询问开明。其实我们知道的，也不出于刊在报上的那一方豆腐干。
估计调孚先生的回信，最快也得二月底才能收到，没想到二月九日，报纸上又刊出屯溪电讯，依然豆腐干大小，说夏丏尊、章雪村已释出，没说哪一天，也没说一同被释的还有谁。两条电讯相隔整二十天，有人说肯定不是什么要案，没听说进了日本宪兵队，这么快就能出来的，想来不会受什么苦。三月三日收到范老太公从桂林来信，说上海来的客人相告：大约敌方令夏先生出任某种文字工作，夏先生不肯，就被宪兵带走了。夏先生临出门时交代家里人说，去向“老板”说一声。宪兵定要问“老板”是谁，把章先生也带了去。两家的住处都被封锁了三天。那位客人还不知道两位先生已被释了。三月八日，上海的信到了，夏先生自己只写了一张纸，想来是为了证实受拘十天，身体还经受得住。调孚先生写得很仔细，是十二月十五日晨五时许来拘捕的，二十五日下午一时被释。还没弄明白日本宪兵为什么要逮捕夏先生，为什么十天后就把他放了。章先生的被捕倒是清楚的，受了夏先生一声“老板”的牵累。四月廿七，父亲给关念这件事的朋友做了个总答复，写了一篇《关于夏章两先生被捕》，发表在《中学生》上。文中的记事几乎就是调孚先生在信上的话，结尾那三首章先生的七律，调孚先生在信上只录了前头两首。一个多月之后，雪村先生才誊全了，趁一位同乡到成都，塞在糕点盒里带给我父亲。前两首“富于谐趣”，从字面看是囚犯自嘲，骨子里是对监禁审问的反感和鄙视。第三首却是“庄言”，敌我分明，倔强自傲，真是颗嚼不烂、能崩掉牙的响铮铮的铜豌豆。
稍稍用点儿心估算一下，三月八日收到的夏先生亲笔报平安的信，和调孚先生的长篇记事，很可能是夏章两位先生被释的第二天——去年十二月廿六写的，比我父亲发信去问早了二十五天。在来信收到之前先把回信写好，是谁也办不到的。两位先生知道我们着急，不待去信打听，尽快写信让我们早日释念，哪知这通信在路上竟走了七十二天。能送到已经很不容易了。遥望东南，浙赣湘豫云桂黔，一处处炮火连成了片，叫人无法想象上海来的邮包走的是哪一条路。父亲寄上海的一百廿四号和以后的三通，上海一通也没收到，想来自年初起，这条唯一的邮路也断了。八月十三日，父亲跟阔别七年的上海朋友写了通信，编号一百廿七。在日记上写着：“邮程迟缓，所谈都不接头，一书之达须历三月，亦无法寄上海信矣。”去年五月一日说的“再托双鱼致百通”，竟成了毫无凭准的豪言壮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