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桂林回来，父亲头一件事就是给郭厅长写了封辞职书。郭去南充开会了，十天以后才收到他一封表示无可奈何的复信。还有件事是父亲动身前答应母亲的，为三午满月，宴请一回在蓉地的亲戚朋友，而且要丰一些。孩子一般都生了下来才取名，三午可不然，出生前两月，看满子挺着个大肚子，我们就说：“三午怎么还不肯出来？”名字是父亲给取的：他自己生在甲午年，我生在戊午年，一九四二年是壬午年，恰好二十四年一代，都生于午年。三月十九清晨，满子感到三午像要见见世面了，让我雇了辆洋车送她进保婴院，母亲不放心，立刻坐车赶来了。下午二时，三午顺利出生。母亲叫我立刻回家报喜。产房中有三张床，那两张都空着，母亲定要留下来自己照看产妇。父亲已在为去桂林做准备，忙着清理积欠，到第三天下午才抽出空来，到保婴院去看望他早就盼着的三午，同时慰问满子。他高兴地对我母亲说：那味同鸡肋的教育科学馆，如今可以吐掉了；二十天后打从桂林回来，正好赶上给三午做满月。没料到后来一拖再拖，直到拖到了六月中旬，赶在廿六那天就把汤饼会办了，也算了却一件大事。正巧是三午百日的前一天。三午长得肥白秀气，一家人从老太太到至美、至诚，没有一个不喜欢的。
对我父亲来说，回成都后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承前启后，恢复并发展开明的编辑工作。机构的名称在桂林已经商定，叫作“开明书店编译所成都办事处”；处长由我父亲担任，只有一位助手，就是我的母亲。办事处就设在我家里，只添了一副办公桌椅。编译所其他人员都留在桂林，包括从文化供应社请回来的彬然先生和锡光先生。已改为月刊的《中学生》也动不了窝，它在桂林登的记，户口落在桂林了。云彬先生离不开文供社，我父亲跟他订了口头君子协定：甲方，催促并协助仲华先生按期编发《中学生》月刊；乙方，按期协助甲方给文光的《国文杂志》定稿，并供给一定数量的文稿。开明的出版方针没有变动，仍是十五年前跟老朋友一同在白马湖商量停当的。当时我父亲得心应手，如今放下了五年，居然尚未抛荒。发排计划是按当前的经济力量编定的，每月三十万字，包括纸型严重破损的畅销书，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新书仅薄薄的两三本而已。编辑工作因而大大超前，到得年底，成都、桂林两地的待发书稿都积成了垛，可惜造不成声势。
在父亲的日记中，可以查到各本书稿的简要档案。有本新诗集，作者马文珍先生，我父亲在武大相识的，任图书馆管理员。他喜欢作新诗，作了常拿给我父亲看。父亲说好，我也拿来看了，题材行文，果然都别有新趣。如今还记得他在《咏水母》一首中的两个比喻。乐山大渡河冬日水浅，靠北岸成了条狭长的水塘，每到初春桃花开放，水塘里会出现一个个纽扣大的白色淡水水母，一翕一翕地漂浮着。他说像抽烟老汉吐出的烟圈悠闲地飘向晴空，像青年穿着白纺绸长衫走过草地，下摆在轻风中飘动。他本是清华的人，后来调到昆明西南联大去了，跟我父亲相交不能说深。父亲却为曾经心许的一件事，给他写了封信，请他把几年来自己认为满意的作品统统寄来，只说想重读一遍。马先生就这么办了。父亲把他寄来的诗一首一首仔细看过，好像一字未动；去信问他是否愿意让开明出版这本自选集，代取名《北望集》，是否中意。马先生自然知道，集名出自陆放翁的“中原北望气如山”。他的回信我没见着，总之接受了我父亲的这两个建议，这是有书为证的。我父亲还为他喜爱的这本新诗集作了跋和广告词。
说完了新诗集《北望集》的档案，我想再说说朱自清先生的一本散文集。朱先生一九三二年旅欧归来，隔了两年才在开明出版了一本有许多插图的《欧旅杂记》。十篇游记写十个都市，都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集在一起加上序，排印成单行本，又经我父亲的手。单行本还没有谈到伦敦，父亲催朱先生快点儿按计划往下写。朱先生的散文念起来好像用不着费劲，那是他下笔时不惜花力气的缘故；要快是办不到的，他用清丽的文字像绘《清明上河图》似的，写了九篇连贯的伦敦风情画，起了个书名叫《伦敦杂记》，写了篇序，和图片一同寄到上海开明。发稿的仍旧是我父亲，等到在清样上签了字，他叫工厂出了样书，先寄两册到苏州青石弄。没过多少天，上海打起仗来了，工厂被毁于敌人的炮火。当时觉得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做出多大的牺牲都是应该的。这话不错。可要是编制索赔清单，连没能让读者当时就跟《伦敦杂记》见面，也不该漏掉。作者和编者是永远不会忘记这笔账的。
说到这里，《伦敦杂记》才说了一半。事隔五年有余，朱先生从昆明写信给我父亲，说知道开明有在内地出版新书的打算，他愿意把《伦敦杂记》一稿售与开明。念到信上“售与”两字，父亲对母亲说：“你看看，佩弦一定走投无路，竟要把自己的版权卖断了。看来在联大当教授，连日子也不好过了。”因而马上给朱先生回了封信，表示接受。朱先生寄来的，是偶然在箱子底里发现的手稿，题目九个，稿子却缺了半篇。父亲记得曾在北京某文学刊物上见到过，于是请成都文协的一位青年朋友去各大学的图书馆寻找，居然没出三天就借了来。父亲又马上写信给朱先生，先请他放心，缺稿已找到，立刻动手抄；请他抽空赶快作序。至于版权，父亲说可以再商量；开明支付版税的办法已稍作改进，不如某些大书店克扣之苛细。前后才两个多月，《伦敦杂记》就发排了，可惜没法配上插图。此后父亲的日记上出现了好几回记录：今日阅《伦敦杂记》校样若干面。那时成都的排字房都没有多少铅字，一本稿子分作十几二十次排是常有的事，若干面的清样签了字，打好了纸型，把铅字回架，再接下去排若干面。铅字的笔画轮廓都快磨平了，书印出来必然模糊。父亲四月十四在日记上记着：“《伦敦杂记》已印出，模糊殊甚，为开明第一本坏书。……辛苦校对，成绩如此，殊为不快。”
这时候上海这个孤岛虽已沉沦，信倒还是通的。朱先生窘迫得竟要卖断版权，父亲在去信中不能不提。不想十一月廿八接到回信，朋友们都没接这个茬，谈的都是弘一法师在泉州逝世这件事。还把法师预写给夏先生的遗书制成锌版，印了几份一同寄给我父亲。法师的遗书上说：
丏尊居士文席 朽人已于九月十日迁化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 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 廓尔亡言 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 音启
前所记系依农月 又白印
第一行的日期是侍奉他的僧人代填的。夏先生在信上告诉我父亲：法师卧病只三日，“春秋六十三，僧腊二十四。此老为法界龙象，而与弟尤有缘，今闻噩耗，顿觉失所依傍，既怅惘，又惭愧，至于伤感则丝毫无之。遗书为渠最后之纪念品，偈颂俊逸，俨然六朝以前文字”。父亲最欣赏结尾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两句，说如此描写死的恐怕前无古人，只有既是艺术家又是宗教家的弘一法师，才能作这样想，写出这样的偈语来。腊月十二又接到上海的信，附来法师临终绝笔的印件，“悲欣交集”四个字。夏先生和雪村先生都寄来了他们挽法师的对联。夏先生的是：“垂涅槃赋偈相诀，旧雨难忘，热情应啸溪虎；许婆娑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上联回忆当年法师在虎跑泉发愿剃度；下联说希望法师再来晚晴山房，接受他的供奉。雪村先生的是：“一念真如，问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几辈修持曾到此；亡言何适，怅晚照留晴，秋英含秀，甚时飞锡更重来。”两句都用的反诘口气，其实是赞叹如此华严的主观境界，没人修持得到；连去向何方也兴奋得说不清了，对人间晚晴想来已无所眷念。
第二天，我父亲作了四言两首，形式跟偈颂没有什么区别：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其谢其缺，罔非自然。
至人参化，以入涅槃。
悲欣交集，遂与世绝。悲见有情，欣证惮悦。
一贯真俗，体无差别。
这第一首，也赞赏弘一法师的结尾两句。父亲先引了“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接上“其谢其缺，罔非自然”两句，我觉得非常妥帖而必要。直到“文革”之后那几年，演弘一法师的电影和电视剧比着在各频道播放，我却一部也没看全，因为受到了难以解决的干扰，问题就在父亲的“其谢其缺，罔非自然”上：以常识的角度看，我父亲没说错；接在弘一法师那两句后面，却似乎不大妥当。在法师“廓尔亡言”的那个境界里，不可能“一片花飞减却春”，也不可能“月有阴晴圆缺”。法师如此平静地跨过佛家所说的最要紧的生死大关，体现了他修持所得的信念。他去的是个永恒华严的境界，在他涅槃的瞬间，时间不复存在，一切都静止了；用不着林妹妹抹着眼泪去葬花，也用不着东坡老举起酒杯探听明月的芳龄。省事倒省事了，可惜在大自然中找不到这样不叫人动情的所在。我知道自己又在想入非非，真可以陪父亲再吃一回酒，细细聊那么一回的。父亲的第二首，等于给法师四个字的绝笔作注解，赞慕法师临终的心情与一般人并无区别。法师“君子之交”四句，本是告慰夏先生和几位挚友的，自己却终于不能忘情，最后写下了“悲欣交集”。父亲说，用两个反义字组成的词，分量往往不是相等的，如“中年哀乐”，实际上说的是哀伤，“乐”字只是陪衬。法师的“悲欣交集”，看来也是“悲”的分量重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