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阿姨和赵家方是我儿时的邻居。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贵阳市法院街。法院街是一条铺满大青石块的小街，分为上法院街和下法院街，因为这条街被另一条纵向的市府路从中间分成了两段。
这条街的门牌号从“上法院街”编起，到了我们家，已经是86号了，属于“下法院街”。隔壁是88号大院，对面是单号，97号大院，是这条街的最后一个院子。从空间上看，我们这三个院子挨得最近。
孔阿姨和赵家方，是我少儿时记忆最深刻的两个街坊。因为孔、赵两家都是后来搬来的住户，而且住房都没编号。孔阿姨家的住房是97号大院房屋之一，朝街面上开了个门。赵家方的住房是88号院中的一间，也是朝街面上开了一个门。
我们十来岁的时候，正值“文革”高潮，学校经常停课，所以孩子们都是在家门口的街上瞎逛乱玩。小孩子爱热闹，好奇心又强，对孔阿姨和赵家方的故事，印象特别深刻。
二
孔阿姨是我们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后来是街道居委会委员。大人们都叫她“孔委员”，我们小孩子叫她孔阿姨。
孔阿姨当年四十来岁，她丈夫我们称为“孔伯伯”，两口子都是附近街上一个甜酒粑店的职工。最早她们家还没有搬到法院街时，我们这些孩子就认识她家两口子了，因为这个甜酒粑店是我们常去光顾的地方。孔阿姨两口子个子都比较矮，白白胖胖的，虽然衣服穿得不好，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可能和做饮食工作有关系吧。
孔阿姨家有三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长得和孔伯伯很像，也白白胖胖、个子矮矮的，大概比我们大个五六岁，也是在甜酒粑店做工，每天上班下班都系着一个白围裙。老二也是个儿子，年龄和我们差不多，除了皮肤白像孔家的，其他地方一点不像他爹妈——个子瘦高，很秀气，说话和动作像个女孩子，是孔家孩子中最聪明的，个子在他们家也是最高的。老三是个女儿，也是矮矮胖胖的，读书没有老二好。街坊们分别管这三个孩子叫孔老大、孔老二和孔老三。
孔老大虽然比我们这帮孩子大不了多少，但很早就参加工作了，人很老实，每天下班回家就帮着做家务、管弟妹，像个小大人，从来就不和街上的同龄人玩耍。孔老三小我们很多岁，又是个女孩，也和我们玩不到一起。只有孔老二，年龄比我们略小些，又在一个学校，所以还能玩在一起。但孔老二很文静，打打闹闹的游戏从来不参与，只和我们玩些文雅的游戏。而且只要他妈一回家，不用喊，他肯定立马就回家了。他们家三兄妹，应当是那个年代普通百姓家少有的乖孩子。
孔阿姨和孔伯伯，据说出身贫苦，工作是街道革委会安排的。虽说甜酒粑店是集体性质的，工资也不高，但家中有三人都有工作，在那个年代普通人家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孔阿姨一家很感激党和组织，对工作、对组织安排的事情都很尽心尽力，说一不二。
孔阿姨的街道委员是兼职的，所以上班之余，还要为居委会干很多工作。像什么挨家挨户通知搞卫生、领粮油补贴、夜间院落值班，发灭鼠药，张贴标语，发放“最新指示”小传单，等等。不管事情再多，孔阿姨都是满脸笑容，轻言细语，即便碰上洒泼吵闹的，也从来不会发一点脾气，所以街道上的居民也很尊重孔阿姨。像我们这种市委干部大院，从书记、市长，到部长、局长，都知道“孔委员”，都对她敬重几分。街道上麻烦点的事，孔阿姨和全家人都会先带头，比如打扫街面，孔阿姨、孔伯伯会带着几个娃娃，先出来打扫；比如夜间街道“四防”巡逻，几乎每次都是孔阿姨家排在头班。
大概是在孔阿姨从街道“积极分子”成为街道“委员”后不久，街道革委会就安排孔阿姨家搬到了法院街我们大院对面的一间小屋里。
这间小屋原本是97号大院当中的一间，对外并没有门。这个院子1949年以前是贵阳市一个名绅的私宅，之后充公，一部分为居民居住，靠街面的一排房屋则被用作一个农村供销社的转运站，这间小屋就是其中的一间。可能是为了孔阿姨一家居住方便，这间房朝街那面墙上重新开了个小小的门。但这间小屋没有门牌号，还属于97号。
这间屋面积很小，大概只有十多平方米，有一个很小的窗户，整个房间光线很暗。孔阿姨家搬进去后，左、右各放了一张床，中间放张桌子，几张长条凳，基本上就没什么空间了。孔阿姨家搬进去不久，为了解决做饭的问题，又在门前自己搭了个很小的油毛毡棚子，砌了个土灶，算是厨房了。
房子太小，孔老二、孔老三就经常搬个小板凳在门口的街边做作业，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多了。
孔阿姨家虽然很简陋，但家里的桌凳都用水刷得干干净净，家里唯一的装饰，就是一幅彩色的毛主席画像，端端正正地贴在正对房门的墙上。
对孔阿姨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她们全家的“早请示”“晚汇报”和跳“忠字舞”。
说起“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五六十岁以上的人才经历过。那时，应当是“文革”的最高潮时期，学校、工厂、单位等，每天上班后，组织大家列队站在毛主席画像前，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表个工作决心等，这就是“早请示”。“晚汇报”，就是下班前，大家又列队站在主席像前，简单汇报一下今天干了什么工作，有什么问题，以后要干什么、怎么改正。而“忠字舞”，则是组织大家面向毛主席画像，一边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按照统一规范的动作跳舞。舞蹈的动作很简单，左、右手一高一低，同时向左或向右举过头顶，左、右轮换；两腿轮换跺脚，配合歌曲的节拍。因为基本上是在原地踏步跳，动作幅度不大，所以有个站立的面积就可以，人多人少都能跳，不受场地大小限制。
“早请示”“晚汇报”，基本上是大人们的事，读小学那会儿看见学校的老师们经常做，街道上集体性质的小工厂也做。而“忠字舞”，不但大人们跳，我们小孩子也跳。班里上课前，老师就带着学生们跳。只是时间不长，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别扭，态度都不端正，经常全班哄笑起来。
不管怎么说，这“早请示”“晚汇报”，还有“忠字舞”，都是单位里组织的群众活动，而在家庭里搞这个，我是第一次看见，大家也都十分好奇。
一天，我们一帮小孩正在院门口玩，忽然听见孔阿姨家传来了“敬爱的毛主席”的歌声，于是马上都围到她家门口，一看，孔阿姨正带领着全家人，站在屋里的毛主席像前，整整齐齐地跳着“忠字舞”，其中孔阿姨、孔伯伯，还有孔老大，跳得最认真。尽管门前围了好些人议论纷纷，但孔阿姨一家人丝毫没有受到干扰，一直坚持把舞跳完。倒弄得我们围观的人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从那天开始，经常看见孔阿姨一家整整齐齐地站在毛主席的画像前，做“早请示”和“晚汇报”。尤其是晚上，要“晚汇报”之后，孔阿姨家才开始吃饭。每到这个时候，我们这帮小孩还有一些街上的大人们，都会驻足围观，像是在看一个神圣的仪式。这个时候，孔阿姨家从来不关门，认认真真地进行，就像日常生活一样。
实际上，孔阿姨家的“早请示”“晚汇报”，时间也很短，基本上就是全家站在毛主席的画像前，由孔阿姨代表全家向毛主席表忠心，然后就该干什么干什么。所以没多久，大家也觉得没什么可看的，围观者就越来越少了。孔阿姨家这种活动坚持了多久不清楚，但后来没搞了。
那时候，还有没有其他的家庭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的，我不知道，如果有，在那个年代里，也是非常正常的。
后来我家搬离了法院街，不知道孔阿姨一家怎么样了，听说孔老二后来考上了大学。
三
赵家方是个疯子。
大概是孔阿姨家搬到法院街不久，88号大院的一间房屋，也朝街上开了一个门，还安装了一扇窗户。没几天，搬进去了一个单身男青年，大约二十七八岁，反正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眼里，是一个大人。
因为经常在大院门前的街边玩，听大人们议论，才知道这个男的名叫赵家方，是我们街口上贵阳印刷厂的技术员，还是个大学生。这个印刷厂当时在全市算是个大厂，机械化程度比较高，整天机器响个不停，我们经常跑进厂里的排字车间去偷铅字钉，回来熔化了弄成小块玩，还可以拿到废品站去卖。
赵家方刚搬进这里时，许多人都不知道他是个疯子，也看不出什么异常，给人的感觉是一表人才。个子高高的，有一米七几，皮肤很白净，模样有几分像电影《南征北战》里面的敌军张军长，就连发型都很像，听说还是个上海人。
刚开始，赵家方看起来很正常，每天上班下班都穿得很整洁，发型一丝不苟，夏天爱穿件白衬衣。下班时常常拿着个铝饭盒，提着个暖水瓶。从他屋前路过，经常看见他在看书。
有一天，忽然听说赵家方疯了，我们跑去看，只见赵家方坐在房间的地上，满脸污垢，胡子拉碴，一地的衣服和书籍。听见围观的大人们在议论叹息：“好可怜喔。”这才知道，赵家方原来就有精神病，是因为失恋。据说他的女朋友很漂亮，但因为赵家方的家庭出身不好，就分了。反正在邻居的眼里，赵家方就是个疯子，按当地的话说，是个“花疯”。
老百姓一般把精神病患者统称为“疯子”，又分为“文疯子”和“武疯子”。“花疯”就属于“文疯子”。“文疯子”一般不会打人，只是自己疯，不可怕。如果说某个人是“武疯子”，大家就会躲得远远的。
赵家方确实不打人，而且不是一直疯。隔了没几天，发现赵家方又好了，人又精神了，一脸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衣服也穿得如以前那样整洁，外人绝对看不出是个精神病人。
自从街坊们知道赵家方是个“花疯”后，似乎对他多了些关注，发现赵家方不犯病时，是个很好的人，也喜欢和人交流。我们院子里几个年龄比我大的孩子和88号院、97号院里几个年轻人，常在赵家方门前和他聊天。我从小就喜欢和比我大些的孩子玩，所以看见他们在聊天，挺好奇，也围上去听。有一次，听见他们和赵家方在谈论苏联、毛主席什么的，这才发现赵家方的声音挺好听的，说的是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院子里的两个青年为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哪个是“好的”争个不停，赵家方就站在门前笑着看他们吵，还不时地插上一两句。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两个词，那时只是个喜欢看书的“小屁孩”，根本就不懂，但看见这些“大崽”为此争得面红耳赤，回家后就问父母。父母毕竟是党教育多年的干部，这对他们来说是常识，于是就给我解释，“布尔什维克”是“好的”，“孟什维克”是“坏的”，是反对列宁的。从此，再看见赵家方时，不觉对他多了几分敬意，心想他懂得还挺多的。
一次，赵家方又犯病了，仍旧是蓬头垢面，在屋里来回走动，还不停地自言自语。因为说的全是上海话，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见围观的小孩子很多，赵家方掏出钱包，这个一角，那个两角，给小孩子们发起了钱。有人马上跑到厂里报告，厂里来人才制止了赵家方的“发钱”行为。
就这样，赵家方的“花疯”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一切正常，和附近的小青年们谈天说地，正常上下班，和常人无异。一旦犯起病来，一两天不吃不喝，满屋子的臭味。
我对赵家方充满了好奇。一天，看见赵家方在屋门口的小煤油炉上煮面条，我和另一个小伙伴就站在他门口观看，赵家方主动招呼我们进去玩。我们俩怯怯地进了屋，我第一次看清楚了赵家方的“家”。
这间房屋大概有20平方米，靠最里面的墙边放有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被褥床单又脏又乱，旁边放着一个木板箱，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皮箱，看起来是房屋里最值钱的东西了，那时，平常百姓家是没有这种皮箱的。靠窗户放了一个简易的三抽桌，一把木椅子，紧挨着的是一个小书架，上面堆放着不少的书籍，但大都是机械方面的，还有不少外文书。靠墙一地的锅碗瓢盆、暖水瓶什么的，整个屋里乱七八糟，四处是灰尘。
赵家方端着一个很大的搪瓷碗，一边吃着什么都没放的白面条，一边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了一本很考究的相册放在桌子上，用软软的上海普通话说：“看看，这是我的相片。”
赵家方见我们俩有些怯意，就打开相册，第一页是一张放大了并加色的单人照，一个很英俊的男青年，面带微笑，头发向后梳理得整齐光滑。赵家方指着照片说：“这是我。”接着又逐页打开，指着一张双人照：“这是我的父母亲。”照片上是一对夫妻，男子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女子穿着旗袍，两人都很像电影演员。之后的照片，几乎全是赵家方的：有少年时期的，穿着白衬衣、背带短裤、长袜子和皮鞋，一副阔少爷的样子；更多的是赵家方年轻时的照片，有像是和大学同学的合影，有打篮球时拍的，有在风景区的留影等。唯独没有我想看到的传说的赵家方女朋友的照片。赵家方说着说着，很快就变成了地道上海话的喃喃自语，神情也有些木然，我们赶紧跑掉了。
从赵家方的大皮箱、漂亮的相册和照片上的人物装束来看，我感觉，赵家方至少以前是有钱人，父母即便不是资本家，也是银行职员什么的，反正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那一类，绝对不是什么革命干部、工人或者农民。
就这样，赵家方的病时好时坏。大概是第二年冬天，赵家方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大、小便都弄在了屋里，人也瘦得不像个人样，裹着个绿色的军大衣，畏缩在地上，不停地自言自语。每次从他门口路过，都能闻到很大的臭味。有一天，因为烤火，甚至把身上的军大衣都引燃了。厂里不得不派人把赵家方送进了精神病院。
后来，听说赵家方被家人接回了上海。
四
孔阿姨和赵家方的故事，在“文革”那个年代，是亿万百姓中很平常的事情。比起“文革”中个人的被批斗、自杀，群众的武斗、枪战，红卫兵的抄家打砸等，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后人永远不会关注到这些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更不会把他们记入史册。
我今天之所以记下这两个小人物的故事，是觉得这两个“小人物”的故事并不平常。
当年，我们还是十来岁的懵懂少年，孔阿姨和赵家方的故事，只是因为与我生活离得近，才成了深刻的儿时记忆。三四十年一晃过去了，现在回头再想想这两人的故事，觉得挺有意思。
有人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帕斯卡尔）也有人说：“人类之所以不同于畜类，就是因为只有人才有思想。”（陶菲格·哈基姆）此外，还有大家都十分熟悉的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不管这些话是三四百年前的人说的，还是近百年的人说的，反正都是一个意思：人要有思想才能成其为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赵家方倒是个“人”，而孔阿姨却不像个“人”。
赵家方因为失恋得了精神病，可他在思想上是自由的，他有自己的思想，尽管思想是混乱的、错误的。他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书，他可以谈论苏联，谈论这个“维克”和那个“维克”，他敢于思念自己的女友，哪怕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拆离了，他至少可以依照自己的感觉高兴或哭泣。
而孔阿姨和家人呢，他们善良、勤劳、本分，一切听从组织和领袖。从工作到生活，组织和领袖要求怎么做就怎么做，要求干什么就干什么，对组织和领袖无比忠诚信赖，并且这种忠诚和信赖是发自内心的。组织的指示，就是孔阿姨们一切行为的标准；领袖的思想就是孔阿姨们的思想。孔阿姨在家庭里跳“忠字舞”、做“早请示”“晚汇报”，就是这种状态的终极表现。从这点来看，孔阿姨们是没有思想的人，至少，是没有自己辨别、判断事物的能力的人。当然，这里的“思想”，指的不是思维，孔阿姨们的思维还是有的。
一个人有精神病，却可以自由地思想；孔阿姨们虽然没有精神病，却没有了自己的思想。那么，到底是谁病了，谁疯了呢？谁更符合人的特征呢？
网上曾经有个段子：“自从我得了精神病以后，我的精神好多了。”看来这并不是个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