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学，对现在的人来说，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了，城市里的孩子，文化程度再怎么低，至少也是高中毕业。而农村的孩子，至少也读过小学。
在一个人的学习经历中，小学出现最早，也最容易在记忆中模糊。如果一个人念书念到了大学，你让他回忆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有哪些，最容易被遗忘掉姓名的，就是小学同学。
所以，大多数人写学校记忆，都是写的大学，至少，也是高中吧，因为这个阶段充满了理想、激情，有初恋、幻想、苦恼，还有困惑。
我之所以想说说我的小学，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第一，我没上过大学，虽然那是我曾经的梦想；第二，我在小学读的初中；第三，我正是在小学一年级中途，从大西北突然搬到了大西南。所以，小学对许多人来说很普通，而对我这个个体，却很特别。
二
1965年，我在西安念小学一年级。
那时，父母在西安西北光学仪器厂工作，我们家就住在市郊的韩森寨，工厂就在那里。我念的是厂里的子弟小学，离厂和家就只隔着一条马路。
学校当时很好，校园有很大的操场，很多花草树木，很宽敞的教学楼，很干净的教室，崭新整齐的课桌椅。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办公室书柜上的军舰模型、飞机模型。西光厂是军工厂，所以子弟校也很有特色。
我在这个小学才刚刚念了半个学期的一年级，父母就被调动到了大西南的贵阳，当时全国都在抽调干部，支援“三线建设”。
我的新家在贵阳市中心的法院街上，是一条街面铺满大石板的小街。街口就是市府路，我和姐姐就被安排在市府路小学读书。
贵阳市的市府路，是贵阳最老的街道之一。据说元朝时就有这条街，叫作顺元路，贵阳（当时不叫此名，就是个小县府）历史上最早的学校——顺元路儒学院——就曾在此街。到了明代，又在原址创建了文明书院。明、清时，又在书院的原址上建立了府衙。民国时，这里是市政府所在地。1949年后，新生政权的贵阳市人民政府也沿用此地。所以说，这条街从明朝至今一直是市级政府所在地，是一条历史久远、名正言顺的“市府路”。而市府路小学，就在这条不长的小街上。
隔壁邻居的姐姐也读这个小学，上学那天，就带着我们去了学校。学校离家很近，出院子的大门后转两个弯，不到五分钟就到了。进了学校大门一看，我十分惊诧：这不就是一个庙吗？
至今我印象还十分深刻，学校的大门是开在一幢两层瓦房楼的正中间，大门很大，很厚重，两扇对开。大门上面整个一层是老师的办公室，大门两侧左右各有一间教室。
进大门后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中间是一个大殿，也是整个学校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大殿左右各有一棵树。左边的大树上吊着一个锈迹斑斑的汽车轮子的钢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学校的“校铃”。
大殿的左侧是一长排平瓦房，看样子是与大殿同时期的建筑，每间是一个教室。大殿的右侧是一幢二层楼青砖瓦房，修建时间似乎要晚得多，楼上楼下各有三间教室。整个院子里，只有这一幢房屋看起来像学校里的建筑。大殿的后面有一个小院子，有一个很低矮的厕所，还有一幢与大殿同一年代修建的两层楼的瓦房，楼下是三间教室，楼上是老师的宿舍。这就是那时整个市府路小学的概貌。
忽然从大西北来到大西南，从地貌到气候，从建筑到语言的巨大反差，让我一下子感觉是到了另一个国度。不过，对于我们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新奇感很快战胜了陌生惑，我迅速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慢慢喜欢上了这个很有特点的小学校。
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小学最早确实是个庙。市府路附近有条河，叫水磨河，以前一到雨季，河水就泛滥。清朝时，为了镇住河水，就在这个地方修建了禹王宫，专门供奉禹王。1938年抗战时，改为湖北会馆，不久又将就这宫内的房舍，建立了“楚材小学”，即市府路小学的前身。学校里的那座大殿，估计就是供奉大禹的主殿。
三
伴随着大院里大树上钢盆“铛、铛”的钟声，我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首先是适应新的铃声。从前在西安，学校上课下课全是或长或短的电铃声。现在，要改变从前的听觉记忆。“铛、铛铛、铛、铛铛”，一声之后是连续的两声，节奏紧凑，这是上课钟声；“铛、铛、铛、铛”，一声后再接一声，慢慢的，这是下课钟声。这钢盆敲出的钟声，与这个古庙似的学校，是那么的和谐统一。
我慢慢弄清楚了这个大殿的功能。大殿里除了几根两人合抱那么粗的大柱子，空空荡荡，地面全部是方方正正的青石板铺成。大殿一角，堆放着跳高用的垫子和架子。大殿只在开学典礼、开大会的时候，作为礼堂用，还有就是下雨天，作为室内活动的场所。
学校里破旧一些的平瓦房，是一至三年级的学生教室，那幢两层的青砖楼，是四、五、六年级的学生教室。
我的小学一年级，就从那平瓦房里开始了。我印象很深，教室的条件很差。全部的平瓦房教室，都只有靠门的那一侧有窗户，房间里还有木柱子。全是泥巴地，地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小泥包，整天都是湿漉漉的。教室的墙壁是竹篾片两面抺石灰做成的，一些墙体年久失修，上面的石灰已经剥落，露出了里面的竹篾片。课桌椅简陋破旧，没有上油漆。因为地面凹凸不平，许多桌椅要用小石块垫着。教室的光线很差，贵阳的阴天多，每到天阴和下雨时，黑板上的字迹就看不清楚，尤其是坐在后面的同学，要适应很久才能勉强看见写的是什么东西。
春夏时节，教室里闷热潮湿，充斥着臭脚丫的味道。打扫卫生时，地面上的小泥坑里满是被湿气粘住的纸屑和铅笔屑，根本就无法打扫干净。
难过的是冬天。整个教室四面透风，只能烧一个泥炉子取暖。每天由值日小组早一点到校生炉火。因为没有烟筒，只能等炉火烧旺后抬进教室，添煤时煤气大，又抬出去。一个教室里这样一个小泥巴炉子，基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一到下课时，同学们就一拥而上，尽量围往炉子烤烤手。许多同学一到冬天，手和脚就要生冻疮。我们调皮多动的男孩子，课间休息时就会跑出教室，双手抄在袖筒里，互相挤来挤去，我们把这种活动叫作“挤油渣”，十分钟闹下来，确实要暖和多了。
四
从进小学入学到1970年小学毕业，正是“文革”高潮时期，学校到底开设了哪些课程，已经记不清楚了。语文和算术课肯定是有的，还有美术课、音乐课，每周也有一两节。印象最深的，就是学习和背诵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那时记忆力强，全部都能背下来。就是记忆力不大好的同学，最后也都能背下来，因为那是强制性的。
“文革”中“红卫兵”兴起时，我们小学就兴起了“红小兵”，其实就是红领巾换成了印有“红小兵”字样的红袖套。没戴多久红袖套也没了。
那时，每个孩子的书包里，都有两本小红书，一本是《毛主席语录》，另一本就是“老三篇”的合订本。两本书大小一样，都是红色的塑料套壳。
经常老师一进教室就说：“今天学习《为人民服务》，请大家背诵。”等学生们一开了头：“为人民服务，……”老师就离开了教室。学生们有真背诵的，也有看着念的，大家以极不标准的普通话，用统一的节奏，拖沓懒散地“诵”了起来。刚开始声音还比较整齐，到后来声调越来越低，直到听见有老师走近的脚步声，才又重新提高了声调。这种情形我们这一代人印象都十分深刻。
那时，学校经常要求学生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除了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我印象很深的一栏，就是“家庭成分”。那个时代，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家庭成分”意味着什么，可能没有谁知道，但对许多家长来说，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一栏中，同学们填写的有“工人”“小商贩”“居民”“小手工业者”等，甚至还有我们感到陌生的“旧军官”。看到这些名称，大人心中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但在现实的学习生活中，孩子们心中是没有“成分”区别的。同学之间，只有成绩好和成绩差之分，只有兴趣爱好的相同和不同。上学，大家一起玩闹；放学，大家各自回家。对于老师来说，他们也只根据学习成绩好坏来判断自己的学生，谁的学习成绩好，谁就是课代表；谁在同学中的威信高，谁就当班长，至少，我的小学是这样的。
虽然每次填写表格，我填写的都是“干部”，但是我小学最要好的同学或玩伴，基本上是所谓“家庭成分”不太好的同学。这绝不是我有什么“觉悟”，而是兴趣和性格所至，这是孩子的天性。我始终看不惯干部子女身上较多的那种骄横和娇气。而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他们大多不怕苦，胆子大，兴趣多，会玩，为人仗义，不怕吃亏，个性鲜明，主意多，机灵。这些恰恰是干部子女身上比较少有的东西。和这些同学相处，既学到了很多新东西，也强化了我身上原有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妈妈说：“这孩子来这里以后更野了。”
和新同学、新伙伴一起，我学会了爬墙上树、下河摸鱼，学会了游泳，也学会了许多我们那种院子里没有的游戏。当然，也免不了打个架、搞个恶作剧什么的，但好在人还算聪明，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所以在老师的眼里，我是一个干部家庭中的“另类小孩”。
其中的一个好伙伴，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名叫郭浦洪，父亲是拉板车的，母亲没有工作，在家里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妹，就住在学校对面。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郭同学到了冬天也只穿一条单裤，一双帆布胶鞋一年四季都在穿，破了又补，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学习一直很好，性格倔强，为人正直，就是和高年级的学生打架，也从不服输。每天放学，就帮家里挑水，一般大人才挑得动的一担水，他挑起来就走，身体虽然很单薄，但力气却不小。我们虽然年龄一样，但总感觉他比我要大许多。他对于儿时的我，影响是较大的。四十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安好。
五
在开学、停课、放假，又开学、又停课、又放假的不停循环中，一晃，小学六年过去了。1970年，我们这批小学生毕业了。
这一年，家长和学生们听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词语，叫作“小学戴帽初中”。
学校召开了家长会，传达了相关精神，大意是要贯彻伟大领袖的重要精神，“教育要革命”，小学办初中部。区级教育局选定了几所基础较好的小学，其中就有我们就读的市府路小学。这一届小学毕业的学生，由学校选出学习较好的学生留下，办两个初中班，其余的学生，按家庭住址就近分配到其他正规中学。我作为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也被列入到了留校初中生的名单当中。
我当时就懵了：“小学戴帽初中”，这是个什么学校？怎么能上这样的学校？比我大一年的姐姐，在这个小学毕业后就分配到了市里的第二中学（原贵阳市女子中学），大姐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市里的名牌中学——市第八中学，怎么到我这里，就“小学戴帽初中”了呢？而且还是因为“学习成绩好”被选中留下的。
当时父母都还在“五七干校”蹲“牛棚”，根本无暇顾及这件事情，只要孩子有书读，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大的安慰了。
我看了张贴在宣栏上的名单。留下来读“初中班”的学生，的确是几个小学毕业班中的好学生，什么课代表啦，班长啦，班委会的委员等，这样，心里稍许平衡些了，也就服从分配了。
现在来看，无论当时政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在小学办初中，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是一段滑稽的过去，是那个特定时期无数乱象之一。说好听些是个奇葩，说难听点是个怪胎。
虽然接受了这个现实，但心里始终别扭。刚开始一段时间，当有人问起读哪个中学时，总是说不出口，尤其是在正规中学的同学面前，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
好在实际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六
学校首先修建了一幢二层的新教学楼，作为初中部专用。这幢教学楼虽然不大，但在当时，教学条件已经算是最好的了。一共六间房，四间是教室，两间为老师的办公室。全套的新课桌，窗明几净，乌亮的黑板，平整光滑的水泥地面，这让我们这批留在“戴帽初中”的学生们得到了很大的慰藉。要知道，那时许多编号中学也没有这么好的硬件。这座白色蒸汽沙砖盖成的新楼，在庙宇似的校园中，显得有些突兀。
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我们遇到了一批好老师。除了本校抽出来的科任老师，区里还从其他学校抽调了几个优秀的老师。按照初中课程设置的基本要求，我们这个初中班开设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等主要课程，还开设了英语、历史课。而历史课当时许多正规中学都还没有开设。在课程表上，甚至还有书法课，这更是许多中学从未有过的。
当时虽然正处于“文革”中期，但那时的小学老师，许多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又具有多年的实践教学经验，应当说，这一批教师是1949年以后小学教师的中坚力量。
语文课，老师除了按照课本讲授，还专门给我们讲解汉语语法，讲如何归纳课文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讲经典课文的文化背景。语文课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作文点评。每当写作文时，老师只抛出一个题目，写什么自己去发挥。我在班上作文一直是很好的，经常得高分，还被用来点评。但说实话，也就是词汇丰富些，层次分明些，语句通顺些，写得快一些。直到后来，语文老师点评另外一位同学的作文时，我才真正明白，作文写得好不好，最重要的不是这些。那位同学的作文写的是一次在人民公社（那时农村还是公社）的劳动，老师点评说：“一篇文章写得好不好，不仅是语言和文字，最主要的是，你要有自己的观察，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要有自己的体会，才能有自己的感情；你要有自己的认识，才能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思想。这位同学的作文，语言文字上有不少毛病，但是他写出了自己的东西，这才是作文最重要的东西。”虽然听完心里有些吃醋的感觉，但老师的这一番话确实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后来才慢慢意识到，老师看似在点评作文，实际上是在培养每一个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我意识。这些话，由现在的语文老师来讲，可能是再平常不过，但是，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一个平凡的语文教师，敢讲这些话语是多么的难得；对于那个年代的学生，又是多么的重要。至少，我从那时开始，慢慢地学会了独立思考，开始有了自我意识，哪怕在这思考的过程中会有错误。
让我兴趣很浓的还有书法课，当时课程表上叫“写字课”。老师的板书写得十分漂亮，即便是粉笔写的字，你都能明显感觉到毛笔书法的特点。他给我们讲中国汉字的特点，讲书法的基本理论，讲字的间架结构，讲笔画的特点，画田字格作示范。每节课之后，要求每人每天要写两页大字作业。班上许多同学，都喜欢上了这门课，从写得不好，到慢慢写得像那么个样子，原来有点基础的同学，写得更好了。大家都感觉一周才一节写字课太少了点。
我之所以有兴趣，是因为从小学时，妈妈就在家里教我们几个孩子写过毛笔字。妈妈自己的毛笔字就写得不错，因为在她小时候，我的姥爷就要求孩子们每天写毛笔字：男孩子写柳体、颜体，女孩子写欧体。妈妈从怎么正确握笔开始教我：手心要空，要能握住一个鸡蛋；人要坐正，腰要挺直，要悬腕；如何起笔，怎样收笔，每个笔画怎么运笔，等等。还专门买了字帖让我们经常练习。除了写大楷，还要写中楷和小楷。因此，在学校开写字课前，我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每次交书法作业时，我都会受到表扬，两页大字几乎都被老师画上了红色的圆圈。后来刚参加工作，在清理1949年之前的档案时，我看见了许多毛笔的字迹，有大字，有中楷，有小楷。从那些字迹中，你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毛笔字不仅仅是一种文字，更是一种时代文化。
糟糕一些的是英语课。估计那时在小学教师中没有英语很好的人，学校就选中了校团委书记，因为这个书记以前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志愿军，学过几句战场英语，什么“投降”“缴枪不杀”之类的。这个姓赵的老师虽然水平不高，但工作十分认真，边学边教，26个英文字母，一个一个地教发音，很着急地教我们对口型。在那个没有任何录音设备的年代，确实难为了赵老师。我记得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赵老师念一遍后，让我们和他一起读“郎里夫恰尔门毛”，然后复读无数遍。虽然赵老师十分认真，但我们总觉得这英语课有些怪怪的，有点像是拼音课。几年后我到了正规的高中，才知道这英语和英语的区别，高中英语课老师的英语，你就算听不懂，也知道那是外国话。这英语课，在这个“戴帽初中”所有的课程里，可能是最失败的。
七
我印象最深的是历史课和历史老师。刚开历史课时，没有固定的历史课教师，几个科任老师，你代一课，他代一课，反正是照本宣科，什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课本好像是什么“社会发展史”之类的吧。后来有一天，班长给同学们宣布，要来一个专门的历史课老师。历史课，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都没什么吸引力，尤其是那个年代的那种课本，所以大家都没怎么在意，无非就是又换了一个代课的老师。
又到上历史课的时间了。同学们刚刚坐定，进来了一个年约四十岁的男老师，中等身材，戴着一副宽边眼镜，身着中山装，从领口处就把衣扣扣得整整齐齐的。在讲台上站定后，他先向同学们问好，然后就作自我介绍：“我叫王平（我应当没有记错），以后就是你们的历史课老师。上课之前，我先给大家说一件事。”王老师边说，边从中山装上衣口袋中拔出一根老式的黑色钢笔，说道：“这根钢笔跟随了我很多年，我十分爱惜它。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损坏过，也没有丢失过，所以它跟随我到现在。”王老师说完，慢慢把那支笔插进上衣口袋。接着又说道：“我想给同学们说的是，对笔也好，对人也好，都要懂得尊重和爱惜。我很尊重我自己，所以希望同学们也尊重我。我也希望同学们都尊重自己，我也会尊重每一个同学。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尊重，别人肯定不会尊重你。”说完这段话后，老师就说：“现在开始上课。”
短短几分钟的讲话，大家一下子都被震住了。因为这之前所有的老师，无论是凶悍的、严厉的，或者是以温柔示人的，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强调“纪律”，而这个王老师却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直接击中每个人最要害的地方——内心。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尊重自己，哪怕是最调皮捣蛋的学生。老师的全部话语没有一点那个年代意识形态的影子，仅仅通过一支钢笔的例子，就把一个深刻的道理传达了出来。也正是这点，让我清楚地记住了他这个人和这些话。
第一节历史课，课堂纪律出奇的好，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只有老师讲课的声音。下课之后，同学们三五一群，议论纷纷，都在打听这个老师是何方神圣，来自哪里——总之，大家是服了这个老师了。
后来听说，这个老师是某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历史专业，曾经遭过什么处分。有的说是被打成过“右派”，也有的说是犯过其他什么错误，反正后来“平反”了。对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来说，什么“右派”、什么“其他错误”，当时都不可能理解，只是觉得这个老师与其他老师不同，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
王老师没有完全按照当时的《社会发展史》课本来讲，而是正正规规地从夏、商、周逐朝逐代地讲，直到初三讲完宋、元、明、清。这在70年代的中学历史课上，应该还是少见的。后来到了高中，许多其他学校的同学都说，在初中没有人这样教过中国历史。
历史课王老师的板书写得最好。每个字都写得像毛笔字，写得快点的时候，又似楷中带行，很飘逸漂亮。历史课没有作业，只要求最后要清楚地记住朝代的更迭顺序和主要历史人物。中间的小测验，只考查这个重点，比如战国七雄是哪七国，“五胡”是哪五个民族，“五代十国”有哪些，哪朝的开国皇帝是哪个，等等。所以到初中快念完时，班上的学生们都能记个八九不离十。什么“齐、楚、燕、赵、韩、魏、秦”，什么“匈奴、鲜卑、羯、氐、羌”，从夏、商、周到元、明、清，朝代几乎都能背下来。这些东西，对现在的中学生来讲，可能是小菜一碟，可在20世纪70年代“文革”当中，一个“小学戴帽初中”学生能够学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十分不易了。
八
短短三年的“小学戴帽初中”，在这个既古老又略现代的学校里很快就过去了。这之后没有再办第二届，我们也是唯一的一届。
后来想想，这个初中念得也算不错了，教学水平至少不比其他编号中学差。要知道，那个时期许多中学的学习氛围是很差的。除了意识形态的东西多，就是早恋、打架斗殴多，还经常停课。而我们这个小学初中班，作为中学里的“另类”，一直被老师们管得紧紧的。
对我个人来讲，这个“小学戴帽初中”，除了学到了应该学到的初中知识，更重要的是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的那两次教诲。可能许多当年的同学忘记了，或许老师也忘了，可我一直没忘。他们教会了我要独立思考，要尊重自己，要尊重他人，强化了我的个性和自我意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对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这些是多么的关键和重要。
年少时不懂事，只觉得老师好。现在想起来，才感觉到老师的难。在那个师道尊严荡然无存、意识形态横扫一切的年代里，认认真真传授知识难，教孩子做一个好人更难。在那个艰难异常的环境里，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是痛苦的。而在这种痛苦中，许多人没有丧失良心，没有放弃希望，而是在艰难和痛苦中，仍然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履行着教师的职责。
为此，我要专门记下我的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