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也讲分，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孔子之“分”，更多的属于道德含义，且没能探究“分”的深刻社会原因。荀子则分析了“分”的社会根据。就是人的恶的本性。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也。”
就是说，人的本性需求是无限的，而能满足需求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不加节制势必发生混乱和冲突。为了解决欲望和财富的矛盾，圣王们就建立了社会的等级制度，将有限的财富以不同的数额分配到各个等级的人们身上，使欲望和财富达到平衡。
欲望和财富之间的平衡，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存在状态。社会是物质利益的集合体，是物质利益的平衡关系。所以，在另外的地方，荀子也论证了分的必要性。他说：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之用，何也？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人就本性是不能群的，那为什么能群？荀子继续说到：“人何以能群？日：分。分何以能行？日：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就是说，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放在不同组织的各个部位，就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使人自立于动物之林，役使万物。
荀子的分，也就是礼的实质和主要内容。这是社会政治管理制度。孔子也讲礼，但他更多的是强调其道德规范的含义，而荀子则强调礼的法的意义。到了荀子这里，礼和法互为表里，相互渗透，已经难以分清了。荀子的礼之分，有社会等级的划分：“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等级贵贱之分同财富占有多寡互为表里：“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所说的礼之分也表现为职业分工：“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也包括劳心劳力的分别：“君子以德，小人以力。”荀子的礼之分是强迫性的法的制度，是衡量是非功过的标准，人们长期遵循守持，就可以牢固确立每个人的身份地位，进而解决欲望无限和财富有限的矛盾。荀子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
改造本恶之性的另一个办法，是赏和罚，也就是法的办法。如上所述，荀子的礼也是法，但这个法，主要指政治制度。荀子经常礼和法并提，与礼并提的法，含义较多，有的指政治传统和经验，有的指政策或法术，有的指法律政令，其核心是赏和罚。荀子认为，改造人的本性必须借助强迫的力量：“立君上之势以临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其中的“法正”，就是赏庆和刑罚，中心是刑罚。君主要利用强大的政治权力，运用罚和赏的两手，迫使官吏不敢为非做歹。荀子说：“正法以齐官”，要使“百吏畏法循绳”，还说：“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彼先王之道也。”他主张对那些有罪的官吏，要“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反之，对那些有功之臣要富之贵之。这样，通过软和硬两手，胡萝卜加大棒，便会使人们的行为符合等级规范。让各个官吏的欲求都只能通过为君主效力的一个途径而得到实现，从而，使之绝对地效忠君主，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荀子还主张，行赏加罚不可随心所欲，要掌握适度原则。他说：“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庆赏不要过度，刑罚也不要过度。庆赏过度则使小人占到便宜，刑罚过度，则使正人君子受到伤害。《君子》篇说：“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古者刑不过罪。”就是说，刑罚与罪行相符合就有威力，否则，就失去威信。因此，古人量刑总是罪刑相当。但荀子又主张在不同时代同一种罪的量刑可以不同，主张“治则刑重，乱则刑轻”，在安定时代犯罪，刑罚要重，混乱时代刑罚要轻。就这个意义说，荀子又倡重刑之说。此外，荀子还主张赏罚有信，说到做到。通过赏罚使臣属百姓清醒地认识到，偷盗不能致富，犯上作乱不能安宁无事；按君主意志行事，可以得到好处，不效忠君主便会得到惩罚。
这样，用不着严刑酷法，便可“威行如流”。荀子的赏罚思想，是其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儒家“分”的思想的发展。这一思想，通过李斯、韩非等学生，对后期法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巩固“分”的长期适用的另一个办法，是法治教化，“明礼义而化之。”荀子化性起伪的过程，固然需要强制力量的作用，但最终还要转化为道德自觉，由他律转化到自律。荀子认为圣王之教的作用非常之大，“必将求贤师而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圣王的道德教育可以启发人的道德自觉。荀子还强调道德教育要注意循序渐进，积小成多，“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最终从心灵深处认同于“分”，“化性而起伪”。荀子的“分”的理论，同孔子以来的儒家和法家都不相同，既讲法，又讲德，同前述的王霸并用之说，异曲同工。但荀子明分的中心思路还是德治教化。《荀子》一书开章第一篇文章就是劝学，绝不是偶然的。
君道
荀子对君主的职责、治国艺术、品质修养等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阐发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先秦时期最早给出领导定义的是荀子。他说：
“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君主的职责就在于把单个的人结合成为群体并治理这一群体，在聪明君主治理下，社会中的人和物都能各得其所、各得其用。
“善群”也就是领导。荀子又讲：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服之，兼火召之，以观其盛也。”
“官人”即管人、用人，荀子认为君主的根本职责是用人，选择一个称职的宰相，公布统一的法令，明确一个主要的原则，以此统帅照耀一切，用今人的话说，就是定政策，用干部，这对二千多年前的荀子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实施“善群”、“官人”之道的君主，必须具有高超的能力和大智大勇。荀子说：
“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
君主面对的是整个天下，而天下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治理天下的地位又极其重要，必须具备高超的领导能力，方能把人们分别开来建立起组织，采取各种办法使大家彼此和谐统一在一起，从而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荀子还以齐桓公为例说君主领导能力的重要性。他说：
“于乎！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使然见管仲之能足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以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女石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治理下的齐国有诸多问题，但能够不亡而霸，荀子认为是齐桓公具有君主的根本素质，即用人的大智大勇。他说，齐桓公毫不怀疑地发现管仲具有治国才能，把整个国家托付给他，这是天下的大智。齐桓公能够忘记管仲曾帮助公子纠箭射过自己的仇恨和愤怒，毅然决然地起用他，这是天下的大勇。
齐桓公立管仲为仲父，近亲们没人敢嫉妒，给与高氏、国氏这样上卿的地位，大臣们没人表现不满；封给管仲七千五百户的人家，富人不敢抗拒；贵贱长少都秩序井然地随同齐桓公尊敬管仲，这是君主的最根本的素质和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素质，使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霸主。
荀子认为，君主的能力素质，最关键的在于领导艺术。领导艺术之一，“治要不治详”。治理一个国家，事情多而杂，繁而乱，君主不能事事都管，样样插手。君主的任务是抓住主要的东西。因为，决定政治局面的东西，有主要和次要之分，只有抓住主要的东西，才能控制全局。“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明主好要暗主好详，主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如果不懂得抓主要东西，整日沉醉在小事上，那就把领导者降低到了百姓的水平。“为之者，役夫之道也”，这是失职。能够抓住主要东西，懂得治国之道的君主，并不显得怎么紧张忙碌，“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荀子所谓“至约”的东西，就是择相、定法。
领导艺术之二，“治近不治远”。近，是指君主身边的事情，也即经常和君主发生关系的臣属、近臣等人的事情。这些人的行为是否规范，风气是否正派，对下层臣属百姓有极大的制约影响作用。他们的事情治理好了，基层自然仿效实行，其结果“主能治近则远者理”。荀子这一领导艺术，对今天的指导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上梁不正下梁歪”。目前社会上风气不正，管理不佳的现象与领导层自身约束不严、党风不正、胡作非为有密切关系。我们整顿政风，加强廉政勤政，其目的就是用进一步完善领导层形象的办法，号召群众，引导下属。
领导艺术之三，“治明不治幽”。明是指明显的，大家熟知的事情；幽，是指不明显的、鲜为人知的事情。广为关注的、明显的事情治理得如何，对人们的影响比较广泛和迅速，直接关系到社会行为趋向，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潮流。因此，应该成为首先治理、疏导的目标。如果明显的事情治理好了，那么，那些不明显的事情也就自然会发生变化，“主能治明则幽者化”。荀子这一领导艺术的现代意义在于，要善于抓住那些引人注目、关系重大的事件，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以鲜明的态度巨大的决心和众人皆知的结果，给出一个正确的导向，以达到规范社会行为的目的。
荀子极为重视君主自身的建设，他把君主自身建设作为治国的关键。《君道》篇载：
“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
荀子把君比做日晷，把民比做日晷的影子；把君比做水源，把民比做水流，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君对民的影响和感召作用。荀子大声疾呼，君主要率先垂范，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加强自身的道德建设。荀子认为，君主应该具备的道德素质是：
亲爱臣属和百姓。君主爱其下，要象对待自己亲生的子女一样，“如保赤子”，一切政令制度都要以爱民保民为宗旨。
不可唯利是求。《王霸》说：“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君主的根本利益、大利在于一国的长治久安。有些君主不懂得大利的重要，一味迷恋于小惠小利，见利忘义，“唯利是求”，“常欲人之有”，这势必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身死国亡。
荀子还告诫君主不可唯乐是求，沉溺在享乐之中，乐不知返。
他说：
“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也哉！
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目身也，岂不哀哉！”
急于享受而不用心治国，是值得悲哀的，这等于追求声色的人失去耳朵和眼睛。因为君主的享乐条件是国家的安全和富强，“缓治国”的结果是失去国家，又有什么享乐可谈！荀子又说：
“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暗君者，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不可胜校也，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
不可妒贤。有的君主，“武大郎开店”，不懂得发挥臣下的积极性，并且总以为自己是最高明的，一定比臣下强。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去看人，就没有贤人，也没有进善言的。荀子说：“愚而自专事不治，主忌苟胜，群臣莫谏必逢灾。”
信任下属。领导者最大的错误在于不信任下属，既授与权力又不信任，这不可能充分发挥下属的积极性。他说：
“今人主有六患，使贤者为之，则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
不敢放手大胆地让下属独立行动，总是安插一些低德浅能的人去限制他，这种作法是极为愚蠢的。因为，贤者是凭自己的思虑和计划办事的，对于不贤者说来不可理解。以后者的议论和观点去限制前者，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非但不能有助反而有害事务治理。人们之间还有着极为复杂的利害关系，受其影响，人对人的评价，难免带有偏见。荀子说：
“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循道之人，污邪之贼也，今使污邪之人论其怨贼而求无偏，得乎哉！”
荀子反对道听途说和胡乱评价贤者，主张既任之，则信之，象成王对周公、桓公对管仲一样，“无所往而不听”，“国事无所往而不用”，以高度的信任，鼓励下属去努力治政。
公道。这是领导者最要紧的品格。领导者办事公道，对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对待，一视同仁，那么，人们就能“轻职业让贤”，即不看重职位，把职位让给有本事的人；反过来，“入主不公，人臣不忠”，“人主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人主排斥贤士而任用自己偏爱的人，臣属就彼此争夺职位、嫉妒贤者。荀子认为，要想成就霸王之大业，必须养成公平待人待事的品格，“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之求”，做一个能“公”的入主。
用人之道
翻开一部《荀子》，几乎到处可以看到荀子对用人之道的强调。
他认为，人主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职能就是管人用人，“人主者，以官（管理）人为能者也”。在荀子看来，君主面对的是整个社会，而社会是人群的集合体。人的力气不如牛大，跑起来不如马快，而牛和马反倒为人所用，原因就在于人是一个群体。人类群体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划分为不同等级。君主、臣属以及农人、工匠、商贾分别处在不同的等级之上。君主站在等级宝塔的最顶端，治理着成千上万的群众。管理活动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和精力。由于时间和空间各种因素的制约，君主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治理社会，必须借助于他人。他说：
“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之所司，运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之门户牖向也，不可不早具也。”
君主有了臣属，就象长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可以克服自身能力的局限，及时观察了解社会。从人与礼法的关系上看，人是更加重要的。固然，礼法，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规范体系，是使个人服从社会，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客观物质力量。但与人的作用比较起来，还是次要的。《致土》篇说：
“君子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也，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