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算。”“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战争必须带来利益，“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有必胜的把握，“五事”“七计”决策力求最优、“不战而胜”。用兵之妙在“上下同欲”。“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国君之要在选帅用将，“择人而任势”。智、信、仁、勇、严，五德具备可为大将。“将能而君不御”。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齐国人，生卒年不可详考，大约和孔子同时。公元前512年，他由齐到吴，以随身携带的兵法十三篇，经伍子胥推荐面见吴王阖闾。他对天下争雄的大势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见解，并遵照吴王旨意，以宫女演兵，刀斩吴王爱妃两人。
以后，孙子和伍子胥一起辅佐吴王，戒马生涯三十年，战功卓著。
孙子是中外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之一。
战争，是以暴力对抗为特征的人类活动，蕴含着谋划、指挥、组织、协调、督导等诸多领导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最富有领导智慧的特殊领导活动。孙子留给后人的兵学著作《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人誉之为“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兵学圣典”。《孙子兵法》也是中国兵家管理理论的奠基之作。它总结了殷、周，尤其是春秋时期几百次战争的实践经验，并吸取了各国诸侯的兵家管理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意义的兵家管理规律及理论体系，是一部光辉的领导理论宝库。《孙子兵法》的领导理论集中体现在战争决策论和治众用将论。孙子的治众用将论因为特殊的实践内容具有鲜明的特色，而战争决策理论则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独领风骚，并由此确立了孙子在中国领导思想史上的地位。
庙算
作为兵家的孙子，在战争决策问题上头脑十分清醒、冷静、明智。他在《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地讲道：
“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战争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前途命运，必须认真谨慎决策。孙子认为，战争决策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坚持若干原则，择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利益原则
战争是实现物质利益的手段，应该以获取利益和利益最大为最高原则。孙子说：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日费留。故日，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孙子反对非理性的“怒而兴师”“愠而致战”，主张发动战争与否和进行战争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利。如果战争有利于土地的扩充、财富的增强、人口增加，那就是可取的。反之，战争一旦打起来，土地、人口、财富一无所获，不能“安国全军”而是亡国破军，或者即使战争胜利，不懂得巩固胜利成果，得而复失，弄得天怒人怨，这是孙子坚决反对的。战争是获利的社会活动，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的战争决策是愚蠢的。高明的战争决策应该是“自保而全胜”，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孙子主张，坚持利益原则，必须把对民众负责同对君主负责结合起来。春秋时期，民本主义思潮已经萌发，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季梁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动，人们的思维走向，由一味关注天神转移到了既关注天又关注民，并且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意也就是天意的反映，必须十分重视民众的意向和利益。孙子继承了重民思潮的思想，从军事决策的角度呼吁当政者要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要“唯民是保”。“保民”，是战争决策的出发点之一。
孙子作为奴隶社会的军事家，更加重视君王的利益，就是说，战争的直接目的是维护君王的权力和地位，是“尊君”。但他认为，重民和尊君是一致的。孙子的名言是：
“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对民众的负责同对君主的负责结合起来。这是坚持战争利益原则时必须注意的基本观点。
可行性原则战争的决策不仅需要必要性分析，还应该进行可行性论证。
孙子说：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所谓“先胜”，是在战前先有胜利的条件，先有胜利的把握。
《尉缭子·攻权》说：“兵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也是强调打仗要有胜利的把握，反对侥幸取胜，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要想使战争立于不败常胜之地，就必须在决策前进行科学有效的可行性分析。
孙武关于战争可行性分析的理论，集中表现在“五事”、“七计”
说。所谓“五事”，是断定战略决策是否可行的五条标准。孙子说：
“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
这里所说的“法”是法令制度，诸如军队编制，各将吏职责划分、统辖管理，军需物资，军用器械，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等制度。
“将”是指挥员的素质，如智、信、仁、勇、严等。“地”是地利，是指路程远近，地势的险阻和平坦，作战地域的宽阔和狭窄，是否有利于进攻和退守等地理条件。“天”是天时，如昼夜、晴雨等气象变化，寒冷、炎热等气温的不同，四季时令的更替等。作为五计之首的“道”，是政治状态。谁的政治状态好，这是判定战略正确与否的最关键因素。“道”的好与坏的区别在于，当政者能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孙子说：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
“上下同欲者胜。”
能使民众与当政者同心同德，三军同心，上下一致，这就是有道。在有道的前提下，采取军事行动就可能取得胜利，否则只能失败。后人荀子在《议兵》里说：“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也是这个道理。
同“五事”相应的是“七计”。孙子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
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也。”
“七计”是以“五事”为基础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哪一方的国君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有才能？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军队实力强盛？哪一方赏罚严明？根据这样的比较分析，就可以知道谁胜谁负了。“五事”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方面的因素，是对我方的具体分析。“五事”人们大多都知道，作为将帅，更是没有不知道的，但孙子认为，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真正把握实际面貌的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战争可行性的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还必须善于进行敌我双方的比较，从比较中发现各自的长短优劣，进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这就是“五事”之后的“七计”。
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决策信息的全面把握，孙子十分重视获取敌人情报的重要性，在《行军》篇中列举了33种相敌方法，即通过对敌人言论行动的洞察以判断其意图。诸如：“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
“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孙子还推崇间战，以乡间、内间、死间、生间、反间等不同形式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得知敌之虚实，主张对敌“策之”“作之”“形之”“角之”，即策动驱使敌人，挑动激怒敌人，示形引诱敌人，以兵试攻敌人，以此搜集敌人各方面的真实信息，从而驾驭战争，正确决策。
“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获取敌人大量的全面的信息，目的是掌握敌我力量对比的真实，即“索其情”。其间最要紧的功夫，是对敌我双方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古今中外所有战争的操作者们，除了极少的例外，都不能说不懂得战争决策，有的英雄一世，溃败一时，有的战争双方的统率都手握孙子兵书，都自以为胜券在握，然而一者胜，一者败，原因在于信息的真实性和对信息的科学分析，在于是否真正的“索其情”。
最优原则
数学解题有最优解，战争决策有最优的选择方案。孙子主张在可行的决策方案中，尽可能选择最佳者。
孙子在战略决策上十分强调“全”和“善”，如说“善用兵者”、“善战者”、“善攻者”、“善守者”、“善动敌者”、“善出奇者”等等，还有“全国全军全胜之道”、“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自保而全胜”等等。“全”和“善”，就是在战略决策上追求至善至美的选择境界。
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是最优战略选择。战争一旦发生，没有绝对的胜利者，双方都是败家。如果能够采取非军事手段达到目的，当然是上乘的选择。孙子说：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百战百胜并不是最佳，最佳选择是不战而胜。孙子的不战而胜，是指“伐谋”和“伐交”，“伐谋”是在谋略上战胜敌人；“伐交”是采用外交手段战胜敌人。以谋略和外交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不损一兵一卒，自然是至善至美的选择。
用奇
一旦战争不可避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么，便应让敌人出乎意料，在敌人疏于防范的条件下，出其不意地出现，以奇取胜。
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孙子阐述了有限要素的无限组合问题。音阶有五个，宫、商、角、徵、羽，组合不同便是无数美妙动听的歌曲，永远无穷无尽的优美的乐章；颜色就是那么几种，青、赤、黄、白、黑，组合不同，到了美术家、绘画大师的手中，便是无数美丽逼真的图画；味也就是那么几种，甜、酸、苦、辣、咸，但到了美食家、烹饪家或名厨的手里，便成为各种美味的食品、菜肴。声、色、味的有限要素，经过创造性的组合后，会永远出现不曾有的、新的、奇的东西，“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同理，用兵打仗，不过是正和奇而已。正，是正兵交战，常规打法；奇，是以奇兵作战，非常规打法。有奇有正，奇正相依，任何军事指挥员都懂得，但两者的不同配合运用，却常有新招出现，奇正之变，常用常新，不断有奇。高明的军事家，以奇正之变，使敌人“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神龙见首不见尾”，真假难辨，神出鬼没，防不胜防。
速胜
同样的战略决策，能迅速完成的最优。孙子说：
“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故兵贵胜，不贵久。”
速胜，是获取最大军事利益的办法。速战速决，敌人仓皇失措，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斗志瓦解，精神崩溃，可以用较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反之，久战不决，兵众疲劳，挫伤锐气，各种物资消耗加重，增加国家和人民的经济负担，一旦有另外的敌人乘机进攻，虽有高明的人和聪明的决策，也不能扭转危局了。速胜是最优选择。当然，速与不速，也是相对的。速到何种程度，也要视具体条件而定，但能速则速，宁速勿久，这一原则是毫无疑问的。今人所谓“时间就是金钱”也是这个道理。
造势
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在战争力量的消长过程中，精神状态的发展变化，十分重要。曹刿论战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著名战例，就是有力证明。孙子主张在战略决策上，要创造条件，造成压倒一切的态势，摧毁敌人的精神防线，这就是“势”的理论。
孙子说：“胜者之战民也，若决激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
势是事物发展的态势、倾向。战争之势，是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构成的发展状态。善于造势的决策者，必须调动各种条件和手段，造成天河落地、山崩地裂、黑云压城的压倒之势，摧毁敌人的自信心和精神防线，使之失去反击的力量：
势的形成，离不开“节”。孙子说：“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犷弩，节如发机。”
节，是指节奏1节奏要快，像“发机”，拉动弩机，箭立刻射出，来势迅猛，节奏短促而强烈。好的战势，是对敌十分危险的态势，就象拉满的弓弩。势必须有相应的快节奏相配合，“其节短”，如果慢动作、长节奏，势必冲淡、放松、减弱原有的险势。险势必须伴随快的节奏，说时迟，那时快，弩机一扣，箭便射出，使敌人感到如迅雷不及掩耳，无喘息机会，无回旋余地，这才是险势。
孙子势的理论，是要决策者充分考虑各种战争力量的调配和节奏的配套，在适宜的时间和地点，突然发动攻击，似猛虎下山，在敌人无可反击的境况下，迅速取得全胜。这也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利益的优选决策。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孙武对战争决策可行性的分析，以“道”的分析为首。“主孰有道”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主道”的核心因素在于是否获得人民和将士的拥戴。两军相争，“上下同欲者胜”。为了造成“上下同欲”，形成全军上下团结一心，同仇敌忾，步调一致的“人气”，孙武探讨了“用众”、“用将”的理论。
孙子继承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并具体应用于用兵实践，主张将帅要关心兵卒，用感情去融合、征服兵众，将和兵之间要情同父子，亲如手足，只有感情一致，方能“亲而不离”、“信而不疑”。孙子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这就是说，如果将帅从感情上把士卒看做自己的婴儿和爱子，那么，士卒必然肯于为之冒险，拼力死战。这里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关心和爱护，要真正从思想感情上解决问题。在管理领导实践中，经常见到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关心”和“爱护”不感兴趣、置若罔闻等现象，原因不在于群众不通情理，而主要在于领导者的主观态度和思想感情。有些领导到群众中去“关心生活”，或是迫于上级指令，或是偶然做做样子，从感情上并没有和群众一体化，其行动的效果自然可想而知了。孙子“以爱带兵”的原则，在历史上不乏其成功之例。如春秋时魏国名将吴起，很会用兵。他带兵打仗的最大特点是与士兵同甘共苦，因而深得人心。据说，吴起与军中最下层的士卒同吃一锅饭，穿同样的衣服，睡觉不另设床铺，行军时不坐马车，见到士兵背的粮食太重，赶紧跑过去分出一点自己背上。有一次，一个年青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用嘴帮他将脓血吸出来，并亲自为之敷药。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痛哭流涕。别人不解，她说：“从前孩子他父亲也像这孩子一样，被吴大人吸过脓疮，后来奋不顾身，一往无前，战死在沙场；今天，这孩子也像他父亲一样受到吴大人的恩待，谁知以后有什么样的下场！”这个事例说明了仁爱士卒对于激发人们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的重要意义。现代领导者都应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下属的喜怒哀乐，尤其需要清楚地了解群众最为关心、要求最迫切的问题，尽最大努力去安置解决。这样，便可以从感情上获得下属的支持，收到“上下同欲者胜”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