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威势，君变为臣，有了威势，臣变成君，有威势是虎，无威势是狗。为此，韩非反复强调，君主必须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君主要“独擅…‘独断”，千万不可大权旁落。“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如果君权旁落，大臣权重，那就有亡国的危险，所以他把这列为“亡征”的第一条；“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
韩非的势论并没有停止在慎到的水平上。他将势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自然之势是世袭的王位或官，是“生而在上位。”韩非说：“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
自然之势是不需要主观努力而自然具备的统御控制能力。尧舜有了这样的势，十个桀纣也不能为乱，桀纣有了这样的势，十个尧舜励精图治也无济于事。权势作为一种既成的力量，是很有份量的。然而，自然之势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桀纣之势最终失去了，原因在人为之势。
韩非谈论的重点是人为之势，他说：
“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也。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
人为之势，就是经过人为努力所创造的统御控制之力。自然之势靠人为之势去维持和保护，离开人为之势，自然之势最终会失去。有了人为之势，不但可以保护自然之势，而且会使君主的势更加强大。这个人为之势的创造手段就是术和法。韩非说：
“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日：’我不去奸私之行，尽智竭力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日：’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谷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能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职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乱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
韩非的人为之势，是以术和法造成的臣属不得不服从听命的态势，是用人为的势力造成的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政治压力覆盖整个政治领域，笼罩所有臣属，使得君主轻松自如地驾驭和控制着整个社会。
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对人为主观努力及其后果，抱有充分的信心。他的人为之势理论，并不将君主世袭或自然既成的权势作为议论重点，而是企图以执术行法的后天努力，制造一个理想的社会管理气氛。不仅如此，韩非对君主先天的智商和品行也不关注。在他看来，只要真正推行法治，治国有术，既便只是一位“中主”，也能获得理想的统御控制能力。韩非的人为之势，就是为“中主”设计的，这反映了韩非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高度自信的人格。韩非说：
“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相去亦远矣。”
为“中主”设法，而不是寄希望君主有尧舜那样的德和才，说明韩非是企图以术和法为基础建立一个稳固而持久的政治体系，不管什么人上台，什么人下台，都能保持政治局面的稳定。这再一次表明，韩非的理论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长远和根本的利益，这也是韩非的理论能被当政者采纳实行的原因。
韩非的术、法和势的理论，是内在统一的。虽然韩非经常分别谈论法、术和势，也对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的法、术、势理论进行过批判，以法、术、势三者兼具而自居，并由此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韩非那里法、术、势三者是难以分开的。它们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关系。关于韩非法术势思想的研究，围绕着三者当中哪个为主问题，学术界观点颇不一致，有的说以术为主，有的说以法为主，还有的说以势为主。事实上，在韩非那里，法、术、势三者都重要，哪个都不能缺少，但从不同角度看，也有差别。从《韩非子》全书看，韩非议论阐释最多的是术，他的整个理论就是帝王之术。赏罚之法是术的一个部分，参验和赏罚，是帝王之术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就此言之，术包含了法。君主统御控制臣属的能力是君主行术的结果，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东西。就此言之，韩非的理论中术是为主的。但韩非的理论是为帝王立言的。韩非的思想体系，从人性“自为”君臣利异出发，所设计的一整套方略都是为防止臣重、大权旁落，都是为了加强和保护对臣属的统御控制能力，势是韩非理论的出发点和归结，是核心。而赏罚之法是君主手中握有的不可或缺的“权柄”，同势一样，是君主行术的前提条件，又是君主统御控制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对韩非的法、术、势三者何者重要的研究，不如对三者之间关系的探讨更有意义。从韩非法、术、势三者的内在统一关系中，可以发现韩非思想同前人比较起来，体系更加缜密完整，论证更加深刻透彻，是继往开来，总其大成的总结性的法家人物。
韩非的管理理论发现并论证了领导与下属的矛盾关系，他称之为人性“自为”，君臣利异，阐发了领导成功的原则和方法，其中因任授官，循名责实，赏同罚异，信赏严罚，“近爱心诛”，以及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的思想，较多地揭示和反映了管理和领导的规律和本质，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是中国管理思想的宝贵财富，对今天的管理和领导仍不失其借鉴的意义。
韩非的理论局限也是十分突出的。他过分夸大了领导同下属的矛盾，主张任何人都不可信任。认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大则制于人”。不仅臣属不可靠，就是父子、兄弟、妻儿等也不可信任，似乎天下之人都是虎视耽耽的敌人。这是有些病态的心理。
韩非基于君臣对立，以冷酷的铁血心肠，推行以力服人的策略，“不养仁爱之心，但增威严之势”，以强制性的高压手段迫使臣属民众服从。为了达到统御控制臣民的目的，不惜采用阴谋诡计，布置暗奸，派遣杀手，使术的理论演变成为阴谋权术。为了维护专制的权力，他不仅主张以高压手段控制臣民的行为，而且用政治的手段控制人们的思想，设计了推行文化专制策略的理论。他说：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韩非主张“以法为教”“以史为师”，凡是法家之外的学说，其他各家的思想，都要取缔。他对商鞅的“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特别欣赏，认为这是最好的思想统治的办法。
韩非的以力服人和绝对君主专制主义，无论从管理，还是从政治上分析，都是不可取的。这一理论在历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同韩非的理论不能说没有关系。
我们研究韩非，应该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韩非理论的批判总结早在汉朝就开始了。秦王朝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盛极一时，成为官方理论，秦王朝因此统一六国，但很快二世而亡。新上台的汉统治者，总结秦亡的教训，开始认识到单纯靠韩非的那一套并不利于长远的统治。政治家陆贾就认为，秦亡的教训主要是单靠刑法，结果是“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汉统治者确立了以“霸王道杂之”的外儒里法的治国策略。以后，统治者虽治国策略有所偏重，但儒、法、道并用，各取所需的基本格局未变。韩非的理论由此对中国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今时代研究韩非，应该批判地继承韩非管理思想的合理成分，吸收其中的智慧，诸如参验，激励等等，还应该从韩非以力服人的领导战略的历史教训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让古人为今人服务，让传统焕发出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