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虽近爱必诛。”
需要指出，韩非特别强调，“近爱必诛”。“赏善不遗匹夫”比较容易做到，“近爱必诛”则比较困难。“近爱必诛”对保证赏罚的威严信誉，使之真正起到正强化和反强化的激励作用，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韩非引证了许多历史事实来强调“近爱必诛”的道理：
“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
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乱类也。”
韩非赏罚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是令人振奋的。虽然作为剥削阶级思想家，韩非不可能倡导彻底平等的观念，他的平等观不包括君主本身，实质上是指在君主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此条件范围内，他的平等观念却是很彻底的。无论是功勋近臣，还是父兄妻妾，一旦危害君主利益，只能受到制裁，没有一点特权可言。在赏罚面前人人平等，从根本上保证了强化激励的信誉和威严，是使之贯彻执行发生实效的根本条件。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激励理论也就是他的法的理论。韩非之法的基本内容是赏和罚，是激励原则的法律化、规范化。他说：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韩非认为，强化激励的方法，要想真正发挥作用，最关键的措施，就是客观化、规范化、法律化，使之成为人人可以遵循，人人必须遵循的东西。人们行赏作罚不能随心所欲，而要依据客观的法律进行。这也就是说，赏罚的实行，应该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和心治。
韩非分析指出：因为情绪的作用，人心具有不稳定性，很难符合实际，“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顺从人的喜怒哀乐之情，行赏加罚，必然违背强化激励的原则，造成混乱。“喜则誉小人，贤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君人者行一难知之心，如此则怒积于上而怨积于下，以积怒而御积怨，则两危也。”这里，韩非正确地看到了人治的随意性对贯彻“赏同罚异”原则的威胁。基于这种认识，他主张弃人治而行法治。他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
韩非觉得，制定一套形诸文字的法令条例，详细规定赏罚的原则条件，在此基础上行赏加罚，就可以“赏罚当符”，“发矢中的”。
韩非倡导法治反对人治，还在于人的本性都是“自为”的。韩非认为，不能将希望寄托在臣属的良心发现之上，也不能寄希望于偶尔出现的忠贤之臣，臣属都是为自己打算的，一旦有机会便会成奸。人治根本靠不住。法治的优越之处，就是以信赏严罚的规章制度，造成臣属不敢为奸的条件，就是说，法治承认臣属都可能为奸，但令其不得为奸，不敢为奸。可见，韩非对制度的管理效能抱有绝对的信仰。
《难一》篇记载一段故事：“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日：‘仲父病，不幸卒于大命，将奚以告寡人？’管仲日：‘微君言，臣故将谒之。愿君去竖刁，除易牙，远卫公子开方。易牙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尝，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夫人情莫不爱其子，今弗爱其子，安能爱君？君妒而好内，竖刁自宫以治内。人情莫不爱其身，身且不爱，安能爱君？开方事君十五年，齐卫之间不容数日行，弃其母，久宦不归。其母不爱，安能爱君？……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虫出尸不葬。
或日（韩非的议论一作者注）：管仲所以见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竖刁、易牙者，以不爱其身，适君之欲也。日：不爱其身，安能爱君？’然则臣有尽死力以为其主者，管仲将弗用也？日：‘不爱其死力，安能爱君？’是欲君去忠臣也。且以不爱其身度其不爱其君，是将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纠度其不能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设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设民所恶以禁其奸，故为刑罚以威之。庆赏信而刑罚必，故君举功于臣而奸不用于上，虽有竖刁，其奈君何！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君有道，则臣尽力而奸不生，无道，则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数于桓公也。使去竖刁，一竖刁又至，非绝奸之道也。”
韩非的法治，是企图依靠法的制度使得奸臣不得施为或奸臣不得生成的条件，靠制度解决问题，这是十分可贵的思想。即使对于现代化建设的今日中国，也依然有启发之用。领导实践中，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对法治的作用，一直没给予应有的重视。虽然我们也讲建设社会主义法制，也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但事实上还是人治大于法治，人情有时还大于国法。我们的领导实践过多地注重领导者的能力、素质、经验、作风，虽然这是应该的、必不可少的。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一套人治、心治的办法。高层领导寄希望于下属，人民群众则像旧社会盼望“青天大老爷”那样，希望自己的“青天”人物到来。
在广大群众的心灵深处，还积淀着人治的残渣。人治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于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步履艰难，一步一回头。人治影响这样深远，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儒家思想一统地位的作用。
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儒家的人治思想已作为民族心理积淀下来，其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二是我们夸大了人的作用。毛泽东多次说，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群众，相信我们的干部。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也应看到群众干部有积极层面，也有消极层面。干部群众是可以信赖的，但有些人是不可以信赖的，有的人过去可信，但现在是不可信的。我们没有从理论上认清这个问题。
所以，未能从战略的高度去重视法治的建设。
但是，韩非有见于人治之短未见其长；有见于法治之长未见其短。人治是主观随意的，又是积极能动的；法治是客观可靠的，又是死板僵化的。片面强调法治，否定人治，不可能在时间推移和条件变迁的情况下，较好地贯彻强化激励原则。这是韩非强化激励学说的重要缺欠。
同老师荀子相比，韩非又退步了。荀子认为法是圣人制定的，又靠“圣臣”、“大儒”灵活机动地执行实施。“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这是很深刻的。事实上，离开人，法的实行也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法，不同的人去执行，效果会大不相同。人同法一样，缺一不可。儒家、墨家同法家，就人治和法治，各持一端，都只有片面的真理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法家和儒墨两家的观点，既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坚持依法治国，又要时刻牢记国家长治久安，关键在人。
势论
韩非讲术和法，也讲势。势是君主的统御力，控制力。术和法，最终都落实到势，即君主对臣属的统御控制能力上。势是韩非整个理论体系的归结。
韩非之前的慎到以言势而著称，韩非对慎到的势论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引述慎到的话说：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垲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
韩非同意慎到的看法，认为君主能进行统治全凭着他的权势，如果失去权势，就像虎狼失去爪牙一样，必然受制于人。他指出：“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