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一般说来，是因为缺乏满足的条件引起的。需求就意谓不满足，它是对主体需要而又不具备的东西的渴望。商子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一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晋国的形势，这个地区地少人多，住宅拥挤、生活艰难，人们大都没有公正而合法的职业。他因此而断定说，“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因为缺少田宅，那么就必然需要它。反过来说，不缺少的东西，人们就不需要。当人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注意力和兴趣就会转移到别处去了，就再也不会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了。如此就会出现不安定的局面。因此，商鞅说：
“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
“今夫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与危亡为邻”。
这里遇到了民贫则国弱，民富亦国弱的矛盾。要富国强兵就要使民富、民勇，而民富民勇，反过来又破坏了为其所欲而行其所恶的行为路线，不去务农参战，从而导致国家贫弱。为了避免这一结局，商鞅认为，要把“富民”和“贫民”结合起来。一方面，使民众通过努力耕作和拼命作战而富裕起来；同时，又不能使之太富，要想办法使那些富有的人变贫，以保持经常的需求欠缺。他说：“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
所谓“贫者富”是指通过严刑酷法，迫使民众务农参战立功，从而达到生活富足；所谓“富者贫”，是以迫使富人出钱买官的办法，把富人的腰包掏空，变成穷人。“使民以食出官爵”。君主手里的官爵是应有尽有的，百姓的财富却是有限的。卖官的办法，确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商鞅认为，如果民众的财产不多，基本上近于贫，政治上没有太高的地位，自然会追求富贵，君主可以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就是说，经常使民众处在需求欠缺的地位上，从而迫使他们为其所欲，不得已行其所恶。
商鞅的“贫富”“富贫”的策略，从管理思想上分析，反映了他人性观的形而上学观点。他惧怕民众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失去为君主卖命的原动力。实际上，人的本性需求永远是欠缺的，永远不会绝对满足；人的行为动力是常存的。商鞅从静止的观点看待人性需求，这是不可取的。但是，从需求的相对满足的意义上看，商鞅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对我们也不无启发之处。从绝对的意义上讲，需求不能满足。从相对的意义上看，却可以满足。当社会的生产发展水平相对稳定，生活资料状况在一定时间区限内不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人们的需求尺度也是一定的。为了保证民众的需求欠缺，维护为君主效力的原动力，确实有一个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民众需求更为合理有利的问题。商鞅以“贫富”“富贫”的办法解决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立法明分
先秦法家中，商鞅是以崇法而著称的。商鞅也讲势和术。他说：
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悬绳之数也。“但商鞅论势和术的言论并不多，他的理论中心还是法。后来韩非批评商鞅言法而不知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商鞅的情况。”
商鞅认为，法的功能在于稳定和巩固作为君臣关系的核心的社会分工，即立法明分。商鞅引证慎到百人追野兔的例子，论述“明分”的重要。他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意思是说，划分人们之间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关系，是治理社会的关键。权力、地位和利益关系不清，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这就象野外的一只兔子，因为归属关系没有确定，人们自然都去追赶、抓取，即使象尧、舜、禹、汤这样的人物也不例外；反过来，如果是一只家兔，有了归属，那么，谁都不会去追。
“明分”是治理社会的关键。要想“明分”，就必须有法。他说：“故重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商鞅企图以法的形式把社会的“名分”固定下来，要求社会中所有的人们都去遵循执行之，不允许任何人为了一己之私利违反法令，打破社会的“名分”，这是商鞅治理社会的不二法门。
我们知道，儒家也讲分，从孔子到孟子，都强调社会分工、等级关系、君主与臣属的隶属等等，但儒家“明分”的手段是“和”，以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分”。与儒家不同，法家“明分”的手段是“法”、“立法”而“明分”。法家是想以成文的法律体系，以不可违背、必须执行的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的“名分”。就是说，儒家和法家在社会管理分工问题上并无实质的分歧，他们都是宗法等级社会的维护者，但治理社会的方略却不同，一个是以和治国，一个是以法治国。
以和治国，也就是以人治国，和谐，是指人际关系的存在状态，“明分”手段的分歧，实质也是人治和法治的对立。
在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问题上，商鞅倡导法制。在商鞅之前，围绕着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已经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以哪一个为主治理社会，是管理法规还是管理者？商鞅认为，管理法规是完全可靠的，人治是不行的。他说：“世之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矣。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短长，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其类者也”。管理法规一旦制定出来，在社会活动中就有了尺寸和权衡的作用。有了这一标准，人们的言行方能有所遵循，否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持一端，莫衷一是，只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商鞅反对人治，倡导法治，还在于，他看到了社会管理活动中，人们评价事物的主观随意性太大。有些人为了私利，视君主眼色行事，竭力曲意奉迎，阿谀奉承。商鞅描述道：“智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夫曲主立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这样的人怎么能搞好社会管理？只能越搞越坏。所以，不能搞人治，只能搞法治。
“故立法明分，中程（符合）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商鞅企图脱离人治的干扰，制定出一系列管理法规，以法规去衡量一个人的言行，是则是，非则非，根据是非不同，给以赏罚。商鞅正确看到了法治的长处和人治的短处。这一一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启发之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经济关系的复杂多样，使人们的认识和观点往往差异很大，经常有以非为是或以是为非的现象发生。特别是涉及到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的事情，本不应发生争议的事，却可能长期争论不休。我们确实应从长期以来的人大于法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建立一套完备的管理法规，作为唯一尺度规范指导人的言行。可见，商鞅的思想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商鞅有见于人治之短法治之长，却不懂得法治的局限性。法是死的，需要人去实行，没有人就什么也不是；更为重要的是，法不论多么完备，总不是绝对具体的，总有一些事情规范不利，鞭长莫及。这些情况的处理，需要管理者依据法的精神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因此，法不能离开人独立存在，要想真正贯彻管理法规，就必须选择胜任的管理者去推行。人们既可以歪曲事实，也可以反映实际；既有自私自利之徒，也有刚正不阿之士，问题是怎样知人和择人。商鞅戴着法治的有色眼镜看事物，不懂得把法治和人治结合起来，这是一大局限。
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最早提出普法教育的是法家。商鞅认为，法同势不同，势是君主独自掌握的，而法必须由君臣“共操”。如果说，势的掌握和运用，要有一点神秘性，那么，法一定要让公众都明白。只有人人懂法，方能人人执法，并且监督别人是否执法守法。要在整个社会造成任何人都不敢非法行事的局面。他说：
“吏不敢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不论什么样的人，即便巧舌如簧，也“不能开一言以枉法”；即使家有万贯财富，也不能行贿败法，“虽有千金，不能用以一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