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要懂法执法。行政长官既要懂法执法，又要向百姓进行法的宣传教育。商子认为，官吏的首要条件是熟悉法律，不通法律或忘记法律，应被视为渎职。忘了哪一条法，就要治哪一条的罪。一旦百姓忘法犯法，官吏不懂或忘却了，或者说错了，那么，官吏也同样治罪。商子正确看到了普法的关键在于官吏的努力和以身作则，力图以法的压力逼迫领导者推行法律的宣传普及教育。
人人懂法，遇事可做到“里断”“日断”“家断”“心断”。所谓“里断”，是说案子不出乡里便可断案；“日断”，是指断案不过日；“家断”，是说案子不必告官，在家里就可以把问题搞清；“心断”，是说案子发生，自己心里十分情楚犯法与否，犯的哪一条。总之，只有法的普及才有执法的顺畅，才能以法治国。
商鞅法治学说的一个中心是“一任于法”。他主张“任法不任贤”，“任法不任私”。商子反对“任贤…’举贤”，认为这是导致国家混乱的办法。他说：“奚谓以其所以乱者治？夫举贤能，世之所以治也，而治之所以乱。世之所谓贤者，言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
此其势，正使污吏有资而成其奸险，小人有资而成其巧诈。”举贤能，本来是想治理好国家的，但为什么反而把国家搞乱了呢？原因在于，那些所谓的贤能，无非是冠冕堂皇的话而已。有些人夸他们正直善良，是因为这些夸的人是他们的同党，互相吹捧，骗取名望；听他们说话，以为他们有才能，问他们的朋友，都说他们不错。因此，不等待有功劳就提拔了。而对于那些朋党们毁谤非议的真正有能力的人，执政者不等待他们有罪就责罚他们了。可见，举贤能的结果，是“小治而小乱，大治而大乱”。与“任法不任贤”相联的是“任法不任私”。这里的“私”，是私议，是国君周围人们的建议。商子认为“私议”是法治的大敌，也是国乱的原因之一，必须禁止。商子“一任于法”的思想看到了“任贤”和“私议”的随意性，强调执法者必须纯正严明，不允许执法者包括君主在内有玩弄法柄和权术的机会，这是难能可贵的思想。
商鞅主张，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管理法规必须对一切人一视同仁，他名之为“壹刑”。他说：“所谓壹刑者，形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者，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在不赦，刑及三族。”可见，商子的“壹刑”论，一是打破等级界限，不管何人违犯，一律同样治罪；二是杜绝以功折罪等感情色彩啊干扰，把功和罪分开，功是功，罪是罪，不得相互混淆；三是执法犯法者，依法重办，“罪在不赦，刑及三族。”商子对执法者的执法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以法治吏，治吏从严，这是商子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商子倡导重刑论。重刑论主张在刑罚和奖赏之间以刑罚为主。因为人性的本质是好利，它决定人们不可能孜孜求善，而是为了私利而巧诈虚伪。对付巧诈虚伪的有力办法是刑罚。奖赏不是不必要，但只能作为刑罚的补充。商子因此说：
“夫刑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刑是主体，赏是补充，商子主张两者在数量上也不能等列，而是刑多于赏，比数是“赏一而罚九”，“王者刑九赏一”。
重刑论的中心内容是轻罪重罚，使人不敢犯罪。他说：“故行刑重其轻（罪）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国家有了法，自然有人犯法，这是“轻刑”造成的。只有用重刑，才能去除犯法行为，此谓“以刑去刑”。他说：
“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在法家诸派中，对刑罚的原则看法不一。有的主张用刑要和平；有的主张轻刑，有的主张罚当其罪。商子是重刑论的力倡者。
时至今日，这一争论仍然没有结束。
商鞅极为重视君主的信用。他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说来，首要的是法，其次是信。“国贵少变。”如果君主言而无信，变化无常，失去信誉，那么，威信就不存在了。商鞅说：
“故上多惠而不克（兑现）其赏，则下不用；数加严令而不致其刑，则民傲罪。”聪明的君主应该“赏厚有信，刑重而必”，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如此，就可以获得影响力。
商鞅还认为，作为社会管理者，应该掌握事物的规律性，依据规律的认识，制定各项法令。他说：“圣人见本然之故，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君主掌握了事物的规律性，包括社会生活、民众心理的规律性，据此发号施令，民众“不得不为”，战必胜，农必富，统治安定。
商鞅还主张君主要妥善处理暂时利益同长远利益的关系。国家富强，威震天下，是君主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获取这一利益的最佳手段是以法治国，建立法制。君主要时刻关注这一大局。有时君主个人的爱恶和需求可以同法治相违背，甚至发生冲突。一旦发生这一矛盾，君主应义无反顾地舍弃自己的暂时利益服从大局。商子把君主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称之为公，而把君主一时的需求和爱恶称之为私，私理所当然服从公。他说：
“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天下之利也。为天下利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取天下，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也。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社会管理的重大举措都应从整个社会管理的角度去考虑选择，从整个天下的角度思考治理天下的问题。这可称之为出以公心。绝不能以一时感情的好恶，一时的情绪波动为依据制定治理社会的政策，不能出以私心。公私要分明。这里商子发现了一个社会管理的奥秘：君主客观上是个社会管理者的角色，社会管理要求君主必须出以公心，办事公道，坚持公正原则。后来，孟子提出：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宋人范仲俺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代黄宗羲提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等观点都是这一原则的发展。然而，君主出以公心，也是君主最大的私心，因为整个社会的统一和强大，是君主的最大利益，这是最大的私。商子的公私分明，实际是以公行私。有入主张商子有人民性的思想，是没有弄清君主的公和私殊途而同归所导致的误解。
商鞅还研究了领导者的权术。君主的高明之处在于，利用群臣之间的利益矛盾关系，互相监督，为己服务。人们利益～致，容易互相包庇，掩盖罪恶。相反，就可以互相监督。比如让养马和养鸟的人互相监督是不行的，共同的利益可能使之歪曲事实，蒙蔽上级。相反，假如马和鸟会说话，让它们监督养鸟者和喂马者的工作绩效，那么后者的不轨行为就会被揭露出来。因为，他们之间的利益恰好相反。正因如此，古代的君主总是让那些具有利害关系的人一起共事，使之相互监督，不致于狼狈为奸。这充分暴露了剥削阶级之间尔虞我诈的丑恶关系。然而，从领导艺术来看，适当考虑人们的利益关系，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今人的领导实践，大量存在“养鸟者”监督“养马者”这种怪事。按照科学管理原则，完整的管理应该包括指挥、执行、监督、反馈等部分构成的封闭系统。但我们的管理系统大多只有指挥和执行机构，监督和反馈机构既细又小，信息反馈通常通过执行机构进行，执行人员自我监督，自我汇报，因切身利害关系，很多人看领导眼色行事，喜欢报喜不报忧。
这种监督和反馈怎么能获得可靠真实的信息呢！我们还是不要再让“养马的”去监督“养鸟的”吧！
通观商鞅的管理，给人一种冷酷、残忍的印象。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里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文如其人。他的行其所恶而致其所欲的观点，使贫者富，富者贫的谋略，实力至上的主张，等等，勾画了一个尖刻寡恩的谋士形象。正是这些思想支配了秦国的变法运动，进而使秦王兼并六雄，统一全国。这说明，这一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的、阶级的产物。我们研究商鞅的思想，是因为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比较正确地发现了许多领导活动的规律，这些规律即使今天也仍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批判地继承，以便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领导学体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