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这是乡里的上德下效。又说：“乡长发政乡之百姓一，言曰：‘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则国何说以乱哉？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这是国里的上德下效，又说：“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这是整个天下的上德下效。
墨子的上德下效策略，主张每一位领导者都要保证自己成为贤者，这是统一天下和各个地方思想的基础；每一位领导者都应积极宣传推销上级领导的贤者言行，要求下级学习效法，从而使整个社会的人们都能在贤德的基础上将思想和行为统一起来。
下情上达
墨子认为，领导的统一和有效，离不开信息的疏通。没有良好的信息沟通，就没有好的领导。对《墨子》书的《尚同》篇，以往的研究者较多地注意了它所鼓吹的君主专制统一的思想，而对它所论述的疏通上下之间信息通道的管理思想，却少有涉及。实际上这是墨子领导思想的重要方面。墨子认为，人事管理的成功，依赖于上下信息沟通。“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只有深察民情，方可赏善罚暴，至当不误。
“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则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反之，不知善恶，罚赏失当，共结果必然混乱丛生。
上下信息沟通，还可以通过下属的谏举，发现尚处于隐蔽状态的事情和利益。
“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既然信息沟通如此重要，那么怎样疏通信息沟通渠道呢？墨子认为，君主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求助于民众。
“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一目，一耳，一手不如二目，二耳、二手的功能大，因此要借助于民众的耳、目、手，“信身（即民）而从事”。这样，就可以“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光誉令闻，先人发之。”考虑事情比别人周到，办事情比别人先成功，美好的名声比别人先张扬出去。
“千里之外有贤人焉，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赏之；千里之外有暴人焉，其乡里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罚之。”这是圣王有千里眼顺风耳么？是圣王亲自听见的么？不是的。那是圣王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股肱助己动作”，即求助于人而已。墨子的信息疏通思想同其前人比较起来，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和彻底性。墨子之前的思想家虽然已多少看到了沟通信息的重要性，但他们作为剥削阶级的思想家，很难客观公正地了解群众的力量。因此，他们倡导的信息源，更多的是统治阶级本身。墨子作为劳动群众的思想家，丢掉了统治阶级的有色眼镜，充分认识到劳动群众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作用，这就使其信息沟通的源泉更加广泛，更加靠近实际。这种依靠群众获得信息的方法，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现实意义。
禁止私行墨子的理想政治是“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这是绝对统一的政治。为了政治统一的实现，墨子主张政治体系中的人们必须养成去私服公的行为品格。墨子的名言是：“上同而下不比”。上同，即下级与上级同心，万民与天子同意。下比，即臣民有异心，结党营私，勇于私斗，不服公义。墨子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到“上同”，去除“下比”。关于“上同”，墨子认为，天子、三公、诸侯、乡长、里长、家长，由下到上，都必须绝对服从，“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每一级都要同顶头上司保持统一，层层如此，最后统一于天子。家长“一同其家之义”，对里长负责，同里长保持统一；“里长顺天子之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直接对乡长负责，“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乡长要尚同于国君，“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国君又尚同于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天子再上同于天。这种逐级上属的行为就是“公。”可以看出墨子所谓“公”的行为，也就是保持整个社会领导意志的贯彻和集中统一的行为。关于“私”，墨子认为就是那些不利于或有害于领导活动的行为。同领导异心，结党拉派，自搞一套，势必同领导目标发生冲突，这种行为就是“私”。
对“私”的行为必须取缔，给予惩罚。墨子明确地说：
“古者圣王为五刑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纲，所（以）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不但要惩罚那些同上级对着干的行为，也要惩罚同谋，包庇或见恶不告者。他说：
“若见恶贼国不以告者，亦犹恁恶贼国者也。”
墨子是主张告密连坐的。他还主张在全国上下遍插暗探，对敢于去公行私的人进行监视。
墨子也鼓励谏举。重视从当政的臣子中获取信息，他鼓励谏诤，赞扬谏臣。他说，君主最可怕的东西就是倡臣（音壁，谄佞之臣）。倡偃的危害在于，一味奉迎君主好恶，吹吹拍拍，将各种正确的意见阻塞在君主之外。其结果是君主不了解下情，“怨结于民心”。“近臣则喑（不言），远臣则吟”（嗟叹），左右近臣默不作声，远处之臣仅能嗟叹，这怎么能不亡国呢？因此，墨子主张，“君必有弗弗之臣（弗，通拂，违背，意即谏臣），上必有谄谄之下（”洛洛“，直言争辩的样子）。”如此方能上下沟通，国治民安。
然而，墨子绝不允许下属的“规谏”有“下比之心”，更不准有结党之行。就是说规谏只能成为尚同的补充，而不能成为尚同的威胁。鼓励谏争是服从于尚同的大前提。
如果说，兼爱，尚贤说，是对领导和上级而言的，那么，尚同就是对民，对下属而言的。尚同理论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效法上级的美德，都要同上级保持政治的统一，都要把有关的政治管理信息上报给领导，直至天子。尚同是给下属、民众所确立的法则。这一法则的确立，对于领导体制的运转和绩效的提高，无疑是必要的。但还不够。政令的畅通、政治运转的效率还有赖于体制的、领导的等等诸多因素，墨子未能看到。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尚同”说表现了墨子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以上级一定是贤者为前提，确立了同上级保持绝对统一的法则。然而，领导未必都是贤者，即使领导皆为贤者，也不能保证贤者不犯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旦领导的意见是错的，作为下属和民众仍然绝对地服从上级，岂不是绝对地荒谬？似乎墨子也意识到这种可能，抬出了“天”。他认为，天下尚同于天子，天子尚同于天。他说：
“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则天灾将犹未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孰（熟），六畜不遂，疾灾戾疫，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
如果天子不尚同于天，天就会降灾示罚。天是尚同的终点站，是“尚同”活动的最后裁判。凡尚同于天，合天意者，将受天赏；凡不尚同于天，违天戾物，则受天罚。这看起来十分迷信，十分落后。
但又是人民已经将权利交给君主之后，不得不作的选择。“尚同于天”有限制天子随心所欲地滥用职权的实践意义，尽管在科学上是落后的，但在实践上却是积极的，具有人民性。
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天意的核心是兼爱、尚贤、赏善罚暴。天可以成为政治是非的最终裁判。这反映了墨子为代表为小生产者的美好愿望，也体现了他们对政治公道的无可奈何。天这个神究竟存在与否，墨子本人也是不能肯定的。天只是墨子设想出来的，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工具。他说：“吾有天志，若匠人之有矩，轮人之有规。”墨子是想以莫须有的神吓吓现实的领导者，他并不懂得从领导制度本身去寻求对领导的限制。理想主义的尚同说，在专制主义的体制下必然走向兼爱和尚贤的反面，成为扼杀人才贤者，残害生灵百姓的罪恶工具。
兼爱、尚贤、尚同，构成了墨子领导理论的框架。兼爱、尚贤，是就领导对下属而言的，是领导者的行为准则；尚同，是就下属对领导而言的，是下属的行为规范，两者结合一起，构成了领导群体的行为规范。墨子企图以领导和被领导的行为的调正，达到改造社会政治的目的。这是以德治国的路线。
墨家和儒家的治国路线是相互补充的，是殊途同归。墨子以兼爱反对孔子的“爱有差等”，这表明墨子主张以情感人的仁爱策略要更加彻底，要在原有基础上前进一步，但领导策略的根本之点还是以情感人，心理感应，争取人心。墨子的尚贤，旨在彻底打破用人上的远近亲疏关系，唯贤能是举，同孔子的“内不失亲，外不失举”比较，是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是在尚贤使能大原则之内的进步。
墨子倡导尚同，孔子等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将维护等级阶层的社会秩序作为道德教育的核心，两者的归结是一致的，只是墨子的论述更加直露单一，孔子的思想更富于哲理而已。墨子最先学于孔门，出走创立墨家学派，同儒家抗衡，在历史上创造了“儒墨显学”的盛况，孔子之后的孟子也曾把墨子作为思想的大敌加以批判。墨子作为劳动群众的代言人，从被领导的立场阐发了理想的领导理论，以兼爱、尚贤、尚同之说，“对抗”儒家的爱有差等，尚贤的不彻底等，一时在天下间扯起了墨家的大旗。但当我们反观这一历史时发现，墨家同儒家的区别是有限的，墨家的管理理论仍然没有脱出以德治国的路线。其后的韩非著《五蠹》篇，将儒墨放在一起加以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墨子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墨子发展了以德治国的路线，使这一策略更加完善、丰富，尤其是公道原则的提出，对以后几千年的领导实践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墨子以鲜明简洁的语言，阐述了贯彻领导意志、保证政令畅通，提高行政管理绩效的必要性和途径，以及了解下情，向贤者学习，正确地识人、选人、用人、管人等等思想，都是宝贵的管理财富，值得今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