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理想的臣子应该是，君主有错误，寻找机会而劝谏；自己有好的见解，马上告诉君主而不敢告诉别人，匡正君主的偏邪而纳入正道。墨子还认识到，作为人才，难免有傲气，不太驯服，“良马难乘，良弓难张，良才难用”，人君应该以兼爱之心对待之，切不可因良材难用而抛弃。
虽然，墨子将言谈作为贤者能力的内容之一，但又主张选拔识别贤者不能随便听信本人的言谈。要实际考察核实他的能力和道德。“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
墨子还主张在考察人才时，将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有一次，鲁君问墨子：“我的一个儿子喜爱学习，另一个总好将财物分给别人。哪一个更适合立为太子呢？”，墨子答道，这很难说，因为您的两个儿子也许是为了赏赐和名誉才这样做的。钓鱼人弓着身子并不是对鱼表示恭敬；用虫子作为捕老鼠的诱饵，并不是喜爱老鼠。
要想考察您的儿子，“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将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可以看出，墨子考察人才的思想是很深刻的。
墨子很重视能职原则，认为用人的最根本点是能职相宜，能称其职。人的能力彼此不同，所适宜的职位也不同。领导者应该根据人才的能质，安排适宜的工作。他说：
“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捶实泥土）：能实壤者实壤（将泥土倾注在筑墙用的夹板之中）；能欣者欣（挖土），然后墙成也。”
管理也是如此，“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还认识到，同一能质的人才，还有程度的差异。任用人才时不仅要依据能质，而且要依据同一能质的高低和大小之别，安排适宜的职位。他说：
“可使治国者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治邑。”
墨子坚决反对任用人才时，因循私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其结果只能使被任用者勉为其难，力不从心，“虽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犹若不治”，从而导致管理的失败和混乱。墨子说：“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任就说明他不应该处在这个位子上，应该调整。
对于领导者说来，将各种不同能质的人安排到一定职位上，也就是分权的过程。
墨子主张君主不要吝啬权力，“欲其事之成”，要想治理好社会，就要敢于放权，让下属去独立决断政事，“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他说：“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就不会吸引天下贤者。况且，臣属空有其职位，不能独立决断政事，民众不畏惧他，势必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墨子不但主张授人以政，而且认为，应该使一定的职位（爵位）和物质待遇相匹配。可能在墨子生活的时代，有些君主是吝啬鬼，他们不但不愿分权，也不愿将应有的俸禄给予下属。因此，墨子力倡“高予之禄”，给予下属高高的俸禄。墨子分析说，“高爵而禄不从，民不信也”。给高爵而不给高禄，只有一个高高的空架子，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王公大人们在尚贤使能，他们会以为这不过是借用自己做尚贤使能的样子。这怎么可能使臣属为君主效力？所以墨子主张对贤者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不但给予他们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而且也给予相应的物质待遇和精神上的尊重，所以，墨子总结人才任用有三个要点，即尊贤三法：“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尚贤中》称上列三事为“三本”：“何谓三本？日：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夫岂为其臣赐哉？欲其事之成也。
给臣属以高爵、高禄及应有的权力，这并不是为了臣子，而是为了使自己的事情获得成功。
墨子尚贤谋略的突出特色是在兼爱的基础上以鲜明的笔调提出了尚贤的公道原则。
如上所述，兼爱说的核心是公道，公平地爱一切人。兼爱在尚贤上的体现就是主张打破世卿世禄制和亲亲原则，将德能及治政绩效作为任用和奖惩的唯一标准，德能绩效面前人人平等。
为了论证尚贤公道的原则，墨子找到了”天志“这一神秘力量。
墨子在哲学上承认”天志“的存在，认为天可以赏善罚恶，憎人爱人。这是墨子思想的唯心主义糟粕。但是，墨子承认”天志“是为了论证以公道为核心的尚贤谋略。”天志“只是墨子的论证工具”。他说：
“吾有天志，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墨子认为，天志不可违抗，尚贤之道应取法于天。天志的核心就是公道平等地对待天地间的一切民众。“不辩（分）贫富、贵贱、远迩（近）、亲疏”，对一切人均同等看待。何以见得？“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兼，一起全部，天对人全都爱，对人全都利）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人类归天所有，天对人都供给吃的）天志的特征就是兼，即对一切都不加分别，一视同仁，那么，人君用人就应顺天行事，实行公道原则。
墨子公道原则的基本内容是在人才的选拔、任用和考核奖惩上丢开一切与用人无关因素的干扰，对一切人都同等看待。墨子的一段名言是：
“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突破了当时还十分森严的等级制度，主张尚贤不带偏见，不限区域，不限出身。他说：
“故古者圣王之为敌，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农即农业，工即手工业，肆即商业。墨子主张“亲士”，但并不歧视农业、手工业、商业中的贤能之士。他说：
“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上之，无能则下之。”有才能，纵然出生微贱，也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孔子说：
“犁牛之子马辛且角，山川其舍诸？”孔墨在这里亦有共同点。
公道的尚贤原则是墨子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墨子前后虽然也有人论及公道原则，但以鲜明的笔调集中深刻阐述公道原则的是墨子。公道原则成为墨子管理思想的典型风格。每个人都有享受公平对待的需求，领导者能否满足人心的公平对等需求，成为是否获取人心归属的关键所在。一旦下属因为不公道对待而产生被虐待、被欺骗的感觉，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就发生了，无论领导者采取什么样的管理策略，都难以产生应有的效果。“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禁暴”，“上之则赏，则众之所非”，“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公道地对待每一位下属，这应成为领导时刻记取的宝贵经验。
尚同
墨子在论证了“尚贤为政之本”后，接着又提出了“尚同为政之本而治之要”的著名论点。“尚同”就是同于上，把是非、思想、步调统一到君主那里。尚贤，是用人之道；尚同，则是统治之术。墨子认为以尚贤之道获取贤者之后，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将贤者联结到统一的管理秩序之中，维持整个社会的统一和君主政令畅通。“尚同”是“政之本”“治之要”。墨子是社会下层劳动群众的代表。作为劳动群众，深切感到社会的动乱和战争的危害，墨子旗帜鲜明地反对不义之战。墨子对国家统一和团结的向往追求就是尚同说。马克思曾对小生产者的阶级地位和行为特点有过一段极为生动的论述：他们需要一个好皇帝，希望这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从上面恩赐给他们以雨露和阳光。墨子代表的从奴隶制社会解放出来的自由民和劳动者，主体意识有了一定的觉醒，本身的力量又不足，唯一的希望是在圣明之君的领导下，社会安定统一，人民安居乐业。墨子对社会的统一和稳定抱有热情的向往。
墨子划分社会为家、里、乡、诸侯、天下。一家事务统一到家长；若干家的事务和思想统一到里长；若干里人事务和思想统一到诸侯；若干诸侯国的事务和思想统一到天子。从家到整个天下，建立起统一、有序、稳定的领导秩序。这就是尚同说。
细而言之，墨子尚同理论包括如下内容：
上德下效
尚同理论是在尚贤之说的基础上建立的。《墨子》书将尚贤排前，尚同序后就是这个道理。墨子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统一到领导者那里，前提在于领导者是贤，是贤者当政。如果非贤者当政，墨子非但不主张尚同，反而主张群众起而攻之，废除它。
关于当政者是贤者问题，墨子是在考察人类社会管理起源时得出的结论。在社会发展初期，社会一片混乱，“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人与人观点不同，彼此争斗不休，“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攻也”。“天下之乱，若禽兽然”，人与人的争斗同禽兽差不多。解决人类争斗的办法，无非有两条途径，西方的霍布斯等人是以契约论解决的，墨子解决的途径是贤者当政。
他说：“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之立以为正长。”
就是说，领导是为了解决社会混乱而产生的。他们的本质特征是贤。作为贤者的领导，本身是贤者，又号召所有的下属都向贤者看齐，向领导者学习，整个社会由此形成了上德下效，层层效法学习领导者美德的局面，从而保证社会管理秩序的整齐和统一。
请看墨子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