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民间叙事诗是以韵文形式或韵散兼具的形式叙述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或生活中的各种故事，也被称为“故事歌”或“故事诗”。回族民间叙事诗十分丰富，据初步统计，仅目前搜集整理并已发表的叙事诗就有近四十部。其中最长的叙事诗有千余行，最短的有数十行。
一般来说，回族民间叙事诗是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回族社会生活中的爱情故事、神奇故事、生活故事等为内容，形象地刻画了他们不畏强权，反抗压迫，以及表现青年男女为了获得爱情拼死抗争的故事等。
回族民间叙事诗是回族民众的口头创作，它既可以口头吟诵，也可以采用民歌的曲调，进行演唱。回族民间叙事诗的形成是与回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密切相关。因为，回族民间社会早就有使用韵文体或韵散兼备的形式咏颂或演唱本民族历史的传统。现今发现的，流传于明代时期的《回回原来》就是以韵文体的形式，叙述回回先民来华传教，在中国繁衍生息的历史。全书共有十二段，四百多行。同样，明代中后期，回族经学大师胡登洲在开办经堂教育时，也采用韵文歌谣的形式，普及伊斯兰文化知识。他与著名回族经学家刘智、马德新等，创作了《天方三字经》、《天方蒙引歌》、《五更月》等歌谣，内容浅显、直白，既可颂又可唱，又便于记忆，在民间流传甚广。简而言之，回族民间叙事诗应该在明清时期就已有流传。至清代晚期，随着回族与清政府的矛盾不断激化，回族反抗意识和反抗斗争越加强烈，以及他们的反抗斗争和失败后的生活境遇，也就成为回族民众创作的最大动力。因此，清代晚期在回族民间社会中，涌现出一大批歌颂回族起义的的叙事诗，如《乾隆四十六年事变歌》、《歌唱英雄白彦虎》、《歌唱马化龙》等。此外，在回族民间还出现了一些以回族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马五哥与尕豆妹》，《马仲英打宁夏》、《高大人领兵上口外》、《方四娘》、《紫鹃儿》、《满拉哥》等。民间叙事诗成为回族民众歌颂本民族英雄反抗压迫的歌，也成为回族民间倾述情感、期盼美好爱情的歌。
回族民间叙事诗的篇幅有长、有短。长篇幅的叙事诗大约有千余行，短篇幅的叙事诗约有数十行。目前已搜集到的最早的回族民间叙事诗是《乾隆四十六年事变歌》，大约有九百行。这首长诗是以乾隆四十六年，甘肃河州地区撒拉回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族起义。尽管这场声势很大的起义很快地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但是，回族民众将这一历史事件改编成长篇叙事诗，在民间广泛传唱。后被王树民搜集整理，于1948年7月，发表在《西北通讯》第三卷第二期上。
回族民间叙事诗的分类方法有很多。如果按照回族民间长诗的篇幅来分，可以分为：长篇叙事诗和短篇叙事诗。如果按照作品的体裁形式来分，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如果按照内容来分，可分为历史类叙事诗、爱情类叙事诗、神奇故事类叙事诗、生活类叙事诗四大类。在此，我们采用了按照内容来划分的方法将回族民间叙事诗分为四大类。
一、回族历史类民间叙事诗
历史类叙事诗是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内容，运用诗歌韵文的形式，叙述历史人物的故事和历史事件的经过。回族历史类叙事诗有很多《乾隆四十六年事变歌》、《歌唱英雄白彦虎》、《回族英雄马化龙》、《打马仲英》、《沙沟树儿弯的传说》、《高大人领兵上口外》等。历史类叙事诗中的历史人物，既有率领回族民众反抗清政府压迫的起义将领，如苏四十三、马化龙、白彦虎等，也有在回族社会中具有影响性的人，如马仲英、马鸿宾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组织者，它反映了回族民众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基本态度。
（一）反映清末回族起义的叙事诗——《乾隆四十六年事变歌》和《歌唱英雄白彦虎》
1、《乾隆四十六年事变歌》
该叙事诗最初主要流传在甘肃、青海地区的撒拉族、回族中。至上世纪40年代，经王树民的重新整理发表于1948年的《西北通讯》第三卷第二期，全诗共有900余行。演唱时，不分段落和章节，随意性很大。80年代中后期，李兴华、冯今源主编的《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和李树江主编的《回族民间叙事诗集》都收录了该叙事诗。
“河州事变”最初是由撒拉族、回族内部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教派之争，最后演化成了新教与旧教和清政府的斗争。领导此次起义的是苏四十三（1729-1781），撒拉族，原籍甘肃河州（今临夏），后其祖迁居循化（今青海省循化县）定居于此。苏四十三自幼在清真寺接受经堂教育，及长学成“穿衣”为阿訇，人称苏阿訇。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他拜新教创始人马明心为师，是马明心最早的门生之一。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循化地区的新旧教派之争越演越烈。陕甘总督勒尔谨急派兰州知府杨士玑与河州副将新柱前往循化处理教派纷争。可是杨士玑与新柱支持旧教，打压新教。因而激起了新教教众的不满。于是，新教首领苏四十三率领一千多教众杀死杨士玑和新柱，攻下河州城，渡过洮河，直逼兰州。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诱捕马明心并残忍地杀害了他。清政府紧急调派阿桂前往兰州坐镇指挥。结果，苏四十三率领的起义军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守龙尾、华林二山。清军包围了龙尾、华林二山。苏四十三率领起义军突围时壮烈牺牲，起义失败。
与真实的史实相比，该叙事诗的内容有很大的“演义”成分。如把起义军起义的原因说成是“天河里不住地发彗星。/钦天监的官人奏一本，/此事奏知了乾隆君。/钦天监，奏错了，/彗星报成火星了，/西头就起了反心了。”还把新教与旧教的冲突解释为：起义军将领“韩二哥思想做王呢/这三千六嫌少呢。”他对旧教的尕户长说“我有三千六百兵，/要保苏阿吽（苏四十三）去做朝廷。/我的三千六百单的很，我们新旧两教一起争。”结果，尕户长断然拒绝了韩二哥的请求，“韩二听言怒气生，/骂声，‘户长狗畜生！’/你说是清廷的洪福重，/我今天杀你中不中？/尕户长，尕户长，/韩二捉过来绑在榆树上，/大刀摆去见阎王，/你看冤枉不冤枉！”之所以叙事诗与史实出入很大，“因为一般民众的历史常识，除了小说上和口传的以外，便只有从戏台上的来，所以他们演述历史故事的时候，自然的便也把它戏剧化了。歌词的内容，大概是不很固定的。每一重大的事件发生后，民间便会有无名的作家编出这样的歌词，自然的流传起来。在空间和时间的推转下，尤其是时间的推移，使它的内容不住的变化，事实的成分逐渐较少，想象的材料逐渐加多。”不仅如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演唱者的知识水平以及口头传唱等因素，叙事诗中带有一些的宿命论和封建迷信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比较暴露的血腥杀戮的情节。这也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该叙事诗在回族民间社会流传的真实状态。
一般来说，回族民间叙事诗大都采用二句一组或四句一组，分章节的结构。但是，《乾隆四十六年事变歌》却采用不分组，也不分章节，一气呵成的结构。它把叙事诗的引子与尾声完全融入到整个叙事中，使整部叙事诗显得更加统一、完整。而且，从叙事诗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上看，对起义军领袖苏四十三和韩二的性格塑造比较突出：苏四十三是一个机警而又果敢的人，另一个起义军将领韩二是一个勇敢，但又粗鲁、莽撞的人。他们俩人的性格反差很大。这样既增加了叙事诗的戏剧性效果，也能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也是民间叙事中比较常用的艺术手法。此外，叙事诗的情节推进也比较平缓，没有刻意设置一些大起大落情节。其语言质朴，近似口语化，通俗易懂，易于歌手演唱，也易于接受。
2、《歌唱英雄白彦虎》
《歌唱英雄白彦虎》是一部在西北回汉民众中流传比较广泛的回族民间叙事长诗。它最先流传在于新疆伊犁地区，后来陆续地传播到了内地。最早搜集整理该叙事诗的是著名历史学家苏北海。1955年，他将搜集整理的《歌唱英雄白彦虎》刊登在当年第2期的《近代史资料》上。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程英主编的《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歌谣集》收录了该叙事诗。至1986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树江主编《回族民间叙事诗集》又将该叙事诗收录其中。全诗近300行。不分章节，语言近似于快板书的形式，通晓明了。
白彦虎（1840-1882）是清朝末期陕西回族起义领袖之一。清同治元年（1962）春，太平军陈得才部进入陕西，直逼西安。陕西境内的长安、蓝田、泾阳、咸阳等地的回族纷纷响应，在关中各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浪潮。白彦虎就是在这场回族大起义的脱颖而出，成为陕西回族起义领袖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后来，清政府调派左宗棠前来甘宁镇压回族起义，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治十二年（1874）白彦虎率领剩余的残部从甘肃退到新疆，最后流亡到俄罗斯，起义失败。《歌唱英雄白彦虎》就是叙述了白彦虎率领回族起义军离开陕西，经过甘肃，转战到新疆，即从甘肃的嘉峪关、敦煌、猩猩峡进入新疆境内经哈密至乌鲁木齐的经过。至于白彦虎在陕西事迹，以及后来流亡俄罗斯的经历，没有涉及。据推测，苏北海搜集整理的《歌唱英雄白彦虎》很可能只是叙事诗的一部分，而叙事诗的完整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
《歌唱英雄白彦虎》是一部史诗般的叙事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在回族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叙事诗中的白彦虎既有果敢、坚定，不惧艰难、宁折不弯的英雄气概，也有面对重重困难、生死离别时的“一宿愁的头发雪花乱”、“泪满面”和“说罢话儿起身走，走的走的怪伤心”的愁苦与悲情。它反映了在回族民众的心里，既崇拜英雄，但又把他看成是有血有肉，充满人性情感的普通人。总之，纵观整部叙事诗，其艺术特征大致可以归纳出几个特点：
第一、颂扬英雄宁折不弯的反抗精神，反映了回族民众对英雄白彦虎的悲悯情怀。《歌唱英雄白彦虎》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反映了白彦虎率领起义军队伍面对清军的围追堵截，不得不由陕西退到新疆的经历。叙事诗以深沉、悲壮的基调，展示出一个不畏强权、宁折不弯的英雄形象，以及回族民众对英雄的深深地同情和敬仰。与其他民族叙事诗重叙事所不同的是，《歌唱英雄白彦虎》是以白彦虎的“言”塑造英雄的性格。叙事诗中白彦虎大义凌然地怒斥清军将领马安良，“不要说你马其虎的军队/，大清军队全来到，/我不害怕。……众将官细听我言，三万人马保上家眷走，白老子和他战一战。”等；他重申军纪时，“咱们打仗为了老百姓，见了百姓我们不拿一针线”、“我们要把民家爱，我们走后叫他们思想量。我的话儿讲完了，哪里讲的不称对，众家兄弟往出提。”等。这种以“言”代“行”的叙事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生动，也更具立体感。同时，通过白彦虎的“言”与讲述者的“叙述”相穿插，更能凸显人物的行为状态和思想变化，达到较高的艺术效果。
第二，叙事诗的线索单一，内容相对集中，首尾相对完整。叙事诗共计300多行，一气呵成，不分章节，也不分段落。叙事诗采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相互交错的表达方式，也就是，叙述者讲述时采用第三人称，白彦虎的“言”大都采用第一人称。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也是该叙事诗的一大特色。
第三，叙事诗的叙事平铺直叙，语言白描质朴、口语化。由于叙事诗是以口头形式在回族民众中流传，而且，创作者和接受者也大多是下层的回族民众，所以，叙事诗的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极少有华丽的修辞。如叙事诗的开头“西安省白彦虎，/是好汉，口（可能口误，应是“手”）里长矛打得欢。”白彦虎鼓励大家时，“推掉大清江山倒，/我叫你们父母妻子都团圆。/家家都有老和少，/家家都有妻子道，/把旁人妻子比自己婆娘看一看，/千万不要欺压老百姓/……”等等。在叙事上，也是平铺直叙，开门见山，不刻意设置悬念、高潮，而是按照时间这一单线顺序，也就是起义军行军路线，讲述他们如何一步一步退到新疆的的经过。这种叙事方式，既简单，又清晰，歌手也容易记忆，演唱也能一气呵成，接受者也是听得明白。
（二）反映西北回族地区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诗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在一个动荡、变革的时代，处在西北地区的回族也无一列外地卷入其中。这一时期在西北地区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如清末的回族青年被强征入伍到新疆镇压维吾尔族起义、1928年，河州爆发了马仲英领导的“反冯抗爆起义”、1931年8月的“雷马事变”等，围绕这些事件在回族民间社会产生了一批民间叙事诗，如《马仲英打宁夏》、《马鸿兵坐宁夏》、《高大人领兵》等，这些叙事诗表达了回族民众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态度，同时，也倾诉了因这些事件而导致的回族民众的痛苦与不幸。
1、《马仲英打宁夏》
马仲英是甘肃临夏人，其父曾为青海军阀马麟手下的军官。17岁时，马仲英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因为不满国民军在河州征兵要款，以及不尊重当地回族的宗教信仰，在河州起兵，聚集上万人，声势浩大，人称“尕司令”、“小英雄”。1928年4月，马仲英一举攻占了宁夏，省主席门致中仓皇逃离，震动整个西北。后来，西北军的吉鸿昌奉命收复宁夏，在今天的青铜峡大败马仲英，马仲英弃城而逃。叙事诗就是以此为内容，讲述了马仲英离开甘肃，攻打宁夏、逃离宁夏的经历。《马仲英打宁夏》主要在宁夏、甘肃地区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尤其在宁夏的银川、石嘴山、忠等地流传最广，这部叙事诗也是当地的许多回族歌手最喜欢演唱的曲目之一。
回族民间叙事诗《马仲英打宁夏》大概创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传的异文本有十多篇，演唱的歌手也很多。其中，1980年，由贺吉德搜集整理，72岁的回族歌手李进禄演唱。后被收录到李树江主编的《回族民间叙事诗集》中；同年，王明星、王仰甫、赵文续搜集整理了80多岁回族歌手李福祥演唱的《马仲英打宁夏》发表在《宁夏民间文学》（第十辑）中，后被《中国民间歌谣集成·宁夏卷》收录。以回族歌手李福祥演唱的《马仲英打宁夏》为例，叙事诗全长有62节、300多行。一般多是5句一节，个别节也有4、6、8句不等，每节最后一句为衬句，多为5个字，也有4、6字的。根据搜集者的记录，歌手的演唱主要采用当地民间流行的一种民间小调——打宁夏调。这种曲调比较平缓、轻松，而且，每一节最后都有一句衬句，一咏一叹，极富情趣。歌词以一年十二月为主线，把与该事件有关的故事串联起来，既便于演唱，也便于接受。
2、《马鸿宾来宁夏》
马鸿宾（1884—1960），甘肃临夏人。曾任甘肃省主席、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副主席。马洪斌一生三次主政宁夏，1921年，任宁夏镇守使；1930年被冯玉祥任命为宁夏省主席；1931年被蒋介石任命为甘肃省主席。就在他第三次就任宁夏省主席不到八个月，就被当时的西北军第二旅旅长雷中田发动军事政变扣押，酿成轰动一时的“雷马事变”。后来，在多方斡旋下，雷中田释放了马鸿斌。但此时，蒋介石已任命孙蔚如取代了马鸿宾的职务。后来，在宁夏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吁下，马鸿斌重回宁夏主政。叙事诗是以1930年至1932年马鸿斌就任宁夏省主席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内容，叙述了马鸿宾重回宁夏主政的事情。
《马鸿斌来宁夏》大概创作于三四十年代，主要流传在宁夏地区。叙事诗有98节（段）、近400行。每节四句，非常整齐。歌手采用“打宁夏调”进行演唱。1986年，由王仰甫、赵文续采录于宁夏银川市掌政乡，由汉族歌手赵生仁演唱，后被收录到《宁夏民间歌谣集成·宁夏卷》中。
3、《高大人领兵上口外》、《随军走口外怨》和《沙沟树儿弯的传说》等以上三部叙事诗都是以清同治年间，新疆维吾尔等民族起义的事件为背景，叙述了甘肃军阀高连陲（即高大人）在河州强征回回兵到镇压新疆维吾尔族起义的事件。据说，这些叙事诗最初是由一位被征入伍的回族新兵演唱的，后渐渐在回族民间传唱开来。随着时的延续，叙事诗的名称和内容也有相应的变异。1959年，《回族歌谣》收录了由王世兴搜集的《随军走口外怨》。在叙事诗的附记中解释道：“这支曲子，就是一个被征入新疆的回民新兵，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利用民歌形式，沉痛地唱出了随军入新疆时的怨愤情绪；它有力地揭穿了统治者及其帮凶们制造的民族间的矛盾，企图扑灭新疆回族人民革命火焰的丑恶本质。这支曲子，几十年来，一直广泛地在甘肃，宁夏各族人民中流传。”此外，李树江主编的《回族民间叙事诗集》分别将《沙沟树儿湾的传说》、《高大人领兵上口外》二首叙事诗收录其中。其中，在《沙沟树儿湾的传说》前注明，“《沙沟树儿湾》的传说词是1957年下乡到当时的青海省湟中县新庄儿收集的。……该词1958年整理过一次，现有整理出来供参考”在叙事诗的后面注明：1957年3月搜集，1980年元月25日整理，口述：马乙卜拉（60岁）及其父（109岁）；整理：韩昌林。在《高大人领兵上口外》后也注明，演唱者：马五十六、木哈；搜集整理：雪犁。
三部叙事诗主要流传在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多是采用地方的民间小调形式进行演唱。其结构主要有四句一节，有时中间穿插三句或五句。最长的《沙沟树儿湾的传说》大约有200多行，50多节，最短的《随军走口外怨》约有70多行。
二、回族爱情类民间叙事诗
回族的爱情类民间叙事诗十分丰富，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搜集整理，现已正式出版的有《马五哥与尕豆妹》、《紫花儿》、《满拉哥》、《红杜鹃》、《织手巾》等十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是《马五哥与尕豆妹》、《紫花儿》和《满拉哥》。
（一）《马五哥和尕豆妹》
全诗分九章：序曲，婚变、相约、热恋、逼杀、一告、错断、尾声。共154组，308句。叙事诗是回族民间歌手们依据清王朝末年发生在甘肃河州的一个真实历史事件编唱的。全诗采用两句一段的“花儿”形式，叙述了清朝光绪七年，在甘肃省临夏县莫泥沟有一位“赛过穆桂英”的女青年尕豆妹，与“好象杨宗保的马五哥”海誓山盟，真诚相爱。但莫泥沟的大地主马七五为了霸占尕豆妹，硬把尕豆妹抢到家中给他十岁的儿子作妻子。婚后尕豆妹约马五哥夜里来家幽会，惊醒了小女婿尕西木，马五哥与尕豆妹掐死了尕西本。马五哥逃跑时，不慎将一只鞋掉在院子里，马七五以此状告马五哥。由于尕豆妹的四处奔波和乡亲们的鼎力帮助，马七五败诉。可是他贼心不死，花了更多的银两又告到兰州城。贪官爱钱，最后将马五哥和尕豆妹双双斩首于兰州华林山。
《马五哥与尕豆妹》的口头文本有很多，目前已搜集整理的文本有以下几种：
1、《马五哥曲》，祁振华搜集，张亚雄整理，原载张亚雄编《花儿集》，1940年10月重庆出版。
2、《马五哥和尕豆妹》，纪叶搜集整理，原载纪叶编《青海民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9月版。
3、《马五哥和尕豆妹》，剑虹整理，原载《甘肃民歌选》（第一辑），甘肃省文联编印，内部交流。
4、《尕豆妹》，甘谷整理，原载《延河》1956年11月“少数民族专号”。
5、《马五哥和尕豆妹》，高天星搜集整理，原载《中国民间长诗选》（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版。
6、《马五哥和尕豆妹》，雪犁、柯杨搜集整理，原载《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第二分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7月版。
《马五哥与尕豆妹》采用的是两句一个诗段的“花儿”形式。叙事诗中有的地方沿用
了传统的双句式的修辞手法，即上句起兴、比喻，下句抒情叙事。比如“打马的鞭子闪断了，走马的脚步儿乱了”、“天上的星宿星对星，尕豆妹赛过穆桂英。”
此外，叙事诗的表达手法是朴实、直率的，语言浅显，并运用了方言和土语，使作品有浓郁的西北民歌特色。作品格调悲壮，具有裂人心魄的悲剧效果，是民间艺人智慧的结晶。
（二）《紫花儿》
《紫花儿》回族民间俗称吆骡子。吆骡子是一种回族花儿，有时也在回族宴席上演唱。歌手在演唱《紫花儿》时，每一句中开头要有“骡子（哟）”或“骡子儿（那个）”或“骡子（呀）”因而得名。如“骡子儿（那个）吆到了西（呀）口的外，想起了我的紫花儿（我就）转（哟）回来（个儿郎一儿哟）。《紫花儿》主要流传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地区。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被搜集整理出来。至八十年代，以《尕妹是凤凰阿哥是鹰》为题发表在《朔方》1980年第4期上，后获得1979——1982年全国民间文学作品二等奖。后《中国民间歌谣集成·宁夏卷》也将该叙事诗收录其中，并将其恢复为《紫花儿》。
回族民间叙事诗《紫花儿》的结构为：全诗一共十三部（包括尾声），二句一组，共275组，550行。主要讲述的是：回族姑娘紫花从小父母双亡，被姑舅妈的抚养大。在姑舅妈家的生活过程中，她与姑舅哥长生了恋情。但是，地主“霸地草”确要紫花做他家的儿媳妇，还把紫花强抢到他家。紫花拼死抗争。后来在灶房婶婶的帮助下，姑舅哥假扮成“脚户”（到处打短工的农民）来到“霸地草”家帮工，乘机救出紫花。他们远走高飞，有情人终成眷属。
与《马五哥和尕豆妹》相比较，尽管《紫花儿》也采用了二句一组的诗体模式，但是其演唱形式与《马五哥与尕豆妹》是有区别的。《紫花儿》主要采用了民间吆骡子的民歌演唱形式。即在叙事诗的各个段落里，都要加入一句衬词，“吆骡子”。衬词反复使用，再加上运用比兴、排比、反复、叠词等修辞方式，更增添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比如：
一溜溜青山一道道河，
一对对马儿一帮帮骡。
骡子吆过了六盘山，
一道大街在眼前。
骡子戴的是灌灌玲，
吆到大街上真威风。
《紫花儿》的结局是回族民众最理想化的构想，它是回族民众浪漫主义情怀体现，是一首美好爱情的颂歌。【6】
（三）《红杜鹃》
回族民间叙事诗《红杜鹃》的篇幅不是很长，二句一组，共43组，86行。据说，《红杜鹃》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创作的。讲述的是：富人马万全的女儿毛三爱上了长工马二旦，但是马万全却把自己的女儿强行嫁给了一个“瘌痢头、麻子脸”男人。毛三和马二旦决定离家逃婚，可是一对恋人还没有走多远，就被马万全和“麻子脸”追了回来。恼羞成怒的“麻子脸”把马二旦被活活打死，毛三悲愤地撞死在马二旦的身上。毛三和马二旦死后，化成了一对红杜鹃，“越飞越高上了天。”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一样，回族民间叙事诗《红杜鹃》也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理想的艺术作品。回族姑娘毛三不嫌弃马二旦的贫穷，她也不羡慕“麻子脸”的富有，她只想追求婚姻的自由，为此，付出了生命。毛三临死前的表白“我活着不能嫁二旦，死了也要把他撵”也是她和马二旦的爱情誓言。他们的爱情感动了天地，更感动了现实的回族民众。因此，回族民众以及其美好的愿望，幻想美丽、坚贞的毛三和她的爱人马二旦一起化作了“一对红杜鹃”。
三、回族神奇故事类民间叙事诗《穆萨与海蜇》
《穆萨与海蜇》是根据回族民间故事改编而来的长篇叙事诗。该诗首次发表于1957年第1期的《工人文艺》上，这本杂志是由陕西西安市文联主办的。搜集整理者达悟獃在叙事诗后附录中写了“对于这个民间故事整理改稿的说明。”他说：“这个故事是二十年前我的小学老师马尊一先生讲的。去年在一本名为‘阿塞拜疆民间故事’的书上，也见到类似的神话。这次改写，就基本上以这本书上的神话为依据。原书在林妖骗活宝一节，没有啄木鸟劝尤素福逃走的情节，我加着一点，为了给后来海蜇帮助穆萨战胜林妖作一伏笔。海蜇本来是林妖手下一个妖女，她完全是出于同情心帮助穆萨的。我认为，这个林妖背叛她的妖首，没有来由，所以把她改为啄木鸟的化身。原书中的林妖提了三个条件，都是轻而易举的作到了——妖女念了咒，叫来一千妖女，伐树、种麦磨面——而没有给林妖吃苦头。我对这些情节做了些加工。……逃出以后，本来有三变三哄，我只用了两变二哄，第三段改成肉搏式的斗争，使得故事情节更有些戏剧性。穆萨不愿说谎，是我加的，为了强调他的诚实性格，也揭示他的不像海蜇那样机智的缺点。”
从整理者达悟獃以上的说明来看，达悟獃还是秉持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基本原则。其搜集的方法还是比较科学的，他对整理过程中，对原叙事诗的改编地方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因此，尽管回族民间叙事诗《穆萨与海蜇》局部的情节有文人改编加工的痕迹。但该叙事诗的主题内容还是被基本保留下来。其叙事诗的真实性应该可以肯定。
《穆萨与海蜇》叙述的是：尤素福因上了林妖的当，把儿子穆萨许给了林妖。当穆萨长到十六岁的时候，尤素福将事情告诉给儿子，并让他到林妖哪里。穆萨告别了父亲，手持匕首来到森林里。林妖盛情款待穆萨，“端来金盘玉碗”，还让十几个美貌的少女给他献歌。“穆萨紧紧咬住嘴唇，极力地忍住了哭声，泪水湿了眼眶，眼睛里隐现阿达的愁容。”林妖企图骗走穆萨的灵魂，称王称霸。后来，在啄木鸟海蜇姑娘的帮助下，穆萨杀死了林妖，回到父亲的身边。
《穆萨与海蜇》共分五部，采用了四句一组，共130组，520行。叙事诗的语言近似口语化、质朴、直白，极少有修饰的成分。由于叙事诗是以民间故事改编而来，其叙事性很强，情节曲折奇异，充满了虚幻性。而从达悟呆的说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近邻阿塞拜疆也有类似的故事，由此可见，这一叙事诗极有可能是从中亚地区传入的，并通过新疆地区传入内地，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四、回族生活类故事民间叙事诗
回族生活类的叙事诗大都是以回族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描述他们在生活活动中境遇和苦难，是回族民众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与宣泄。这类叙事诗主要有苦歌类、咏事类等。其篇幅不长，大约在百十行左右。采用的歌唱形式也比较随意，不受限制。有的采用二句一组的，也有四句或五句或六句一组，还有的采用十句一组，还有的是四句、六句、十句等混用。总之，回族生活类叙事诗的内容很丰富，形式多样，是叙事诗中最丰富多彩的类型之一。比较有影响的有《当兵苦》、《乙布拉与奴格亚》、《姣姣女》、《织手巾》、《相思绣》、《十里亭》等。
（一）回族苦歌
回族苦歌是回族民间叙事诗中最具影响性的歌。其内容有反应妇女的悲苦、孤儿的痛苦、长工的凄苦、当兵的辛苦、脚户哥的艰辛等。苦歌也是一种悲歌，咏唱苦歌能使人过度压抑的情感得到加大的宣泄、释放。因此，苦歌在回族民间叙事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脚户哥下四川》是以靠赶牲口供商人雇佣，往来于西北与四川之间的脚户为形象，描写他们的生活场景。
石砭就象是鬼门关，
下（哈）了驮子们者胛子上掮。
百八的驮子者往肉里钻，
心悬者头发根里冒冷汗。
多少匹骡子（哈）滑下了砭？
多少个苦命人跌下了九泉。
过了呀石砭者人模子散，
腰困者脚酥者四骨里软。
鼓起个硬腔者提精神，
唱三声”花儿”者痛烂心。
黑疙瘩云彩者竹竿雨，
人和骆驼泡成了落汤鸡。
前没有站来后没有店，
站在了路头上打了个尖。
腿子（哈）走成了硬杆杆，
支起个罗锅者吃炒面。
腿痛呀腿酸呀吃不进饭，
你说嘛心酸啦不心酸。
《脚户哥下四川》是以自述的方式，叙述以帮佣为生的脚户们的生活艰辛。他们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的辛苦也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所以，苦歌所抒发的不仅仅是人所承受的身体的磨难，还有人的精神苦难。这种精神苦难不是“唱三声花儿“就能消除掉的，恰恰相反，它是撕心裂肺般的苦难。在回族民间叙事诗中，苦歌的意义既是倾述、宣泄的媒介，也是下层回族民众慰藉心灵的载体。
回族妇女苦歌描写的是女性生活状况的歌。它有描写童养媳生活境遇的，也有描写苦命媳妇的，还有描写妇女怀孕生育的辛苦等。比如《姣姣女》描写出嫁到婆家的姣姣女不能回娘家。因为，婆家的虐待，让她有干不完的活，受不完的气。诗中描写姣姣在婆家的境遇：
‘阿娜阿娜我脚上穿什么哩？’
‘人手们穿下的破‘罗体’穿上了去。’
‘阿娜阿娜我身上穿什么哩？’
‘柴房里放的破皮褂穿上了去。’
‘阿娜阿娜我腿子上穿上了去’
‘门道里的破褐裤穿上了去。’
‘阿娜阿娜我头上戴什么哩？’
‘你阿大戴下的破毡帽带上了去。’
‘阿娜阿娜我骑什么哩？’
‘大门上的大黄狗骑上了去。’”
受了十八年痛苦与磨难的姣姣女终于可以回家了。但是，她回娘家前，去问婆婆穿什么、戴什么、骑什么时，婆婆的回答，把姣姣女的悲惨境遇揭示的淋漓尽致。最后，娇娇女的丈夫回来了，当他知道了姣姣女的境遇后，变成了一只蜜蜂，而姣姣女也悲愤地上吊自尽。这一结局使姣姣女的悲歌推向高潮，使听者为之心痛，催人泪下。
《索菲娅诉苦》是一首表现年轻妇女苦难生活的回族叙事诗。十八岁的索菲娅凌晨起来挑水，遇到了娘家哥哥，她悲痛地诉说自己在婆婆家吃不饱，穿不暖，受到婆婆、小姑子、丈夫的打骂和欺凌，不给吃，不给穿，逼迫要让跳黄河，自己也丧失了生活的信心，想寻短见。但她又叫哥哥不要告诉爹娘，不要告诉嫂子，怕爹娘心疼，怕嫂子牵挂。哥哥则劝说索菲娅暂时忍耐，“劝妹妹你不要太难过，娘家人穷着没奈何；听说是共产党快来了呀，受苦的日子再不会太多。”这首叙事诗最早甘肃临夏一带广泛流传，渐渐流传到青海、宁夏等地，深受回汉民众的喜爱。后由周梦诗搜集、整理，发表在《甘肃民间文学丛刊》1982年第1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甘肃分会、甘肃省群众艺术馆编辑的《民间叙事诗集》和临夏州群众艺术馆选编的《回族宴席曲》中都选编了这首回族著名叙事诗。杨玉经主编《回族宴席曲荟萃》选录的《索菲亚诉苦》是流传在宁夏同心县和甘肃麦积山二地宴席曲的曲谱和歌词。前者是以二句一节，14节，28行；后者是四句一节，6节，24行。
（二）回族咏事类叙事诗
回族咏事类叙事诗有描写青年男女相思、热恋的，还有一些民间叙事诗是劝诫人要与人为善，善始善终。这类叙事诗主要有《织手巾》、《相思绣》、《高二哥》、《上新疆》、《董子尼》等。这类叙事诗的内容比较风趣、轻松，语言活泼、俏皮，很有生活趣味。比如，《织手巾》采用二句一节，全诗34节，68行。讲述了出身富家的三姐在向织匠学习织布的过程中产生了爱情，二人相约明年在相会。叙事诗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直白而又含蓄地叙述了一个少女的怀春之情，非常富有生活气息。此外，《董子尼》用阿訇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名叫“净脚片”的穆斯林，通过自己辛勤劳动，与人为善的行为获得了阿訇的称赞，并由阿訇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董子尼。以此，劝道穆斯林群众要自尊、自爱、自强。叙事诗四句一组，共18组，72行。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又合辙押韵，演唱起来风趣自然，很受人们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