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所说的少年才俊和国共秘使指的是张子华。张子华，原名王绪祥，宁夏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1914年，他出生于中宁县恩和乡沙滩村王台庄。1926年，在恩和完小上学时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倾向革命。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与同班同学孙殿才一起，表现十分突出。当时在该校宣传革命思想的共产党员刘屏先，认为他们二人的表现都具备加入共青团的条件，但孙殿才16岁，他只有12岁，年龄太小，就只发展孙殿才为共青团员。1927年，张子华高小毕业，按当时的规定，要参加全县会考。那时中宁和中卫是一个县，县城在中卫。全县300多名毕业生中，张子华会考成绩第一，在毕业典礼上，他代表全体毕业生讲话。在讲话中，他思想十分机敏，联系当时刚刚爆发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激昂慷慨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既要学习，又要抗日，学习不忘抗日，抗日不忘学习。”声情并茂，全场为之动容。参加大会的中卫县县长吴福申伸出大拇指夸赞道：“好！一个13岁的孩子有此抱负，真是鹤立鸡群！”
1930年，张子华从兰州甘肃一中毕业，考入北平汇文中学后参加校内各项进步活动，表现积极。1930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张子华化装成商人，在天津领导了纪念“五卅运动”9周年活动，被捕后经营救出狱。同年9月，受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陈铁铮（孔原）派遣，到陕北游击区巡视，促成了陕北和陕甘两个革命根据地的联合，壮大了革命力量，粉碎了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1935年初，张子华调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任联系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当时，苏联是坚决支持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蒋介石为了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借以遏止日本侵华势力，不得不表示准备与中共合作抗日。他将这个重大而又秘密的任务交给陈立夫，陈立夫决定由曾养甫负责进行。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派劳工科长谌小岑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谌小岑通过左恭（地下党员）找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委派，张子华以中共长江局代表名义同南京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接触，谈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这是“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谈判的开始。
1936年1月3日，张子华在上海四马路惠中旅社秘密会见特地从南京赶来的谌小岑。这是一次很不寻常的会面。50年后，谌小岑回忆：
当时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他（张子华）自我介绍说姓黄，缄默了几秒钟，我说明了来意，请他代为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位正式代表，同南京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答应说，愿为此事奔走。
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在一间清净的房间里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他提出关于南京政府是否抗日的问题，由我答复。
三天后，黄君对我说，希望南京方面派一个人到陕北去。这天，曾养甫正好来上海，我们考虑到一时派不出合适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为此奔走。几天后，黄表示同意，由他自己想办法，我就回南京去了。
鉴于张子华是宁夏人，又到陕北根据地巡视过，所以上海党组织决定由他去一趟陕北，将南京政府要求谈判的意思及上海地下党的情况一并向党中央汇报。这一历史使命落到了张子华身上，那时他才22岁。
1936年1月，上海党组织让张子华与受宋庆龄委托的去陕北的董健吾同行。董健吾即斯诺笔下的王牧师，曾是共产党员，后来与党失去联系，这时正在寻找党组织。他是宋子文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平素与宋庆龄有交往。宋庆龄为了推动抗日，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交给董健吾一封信，请他送到陕北。为了保障旅途的安全，宋庆龄于行前拿出一张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签发的委任状，任命他为西北经济专员。地下党员徐汉光介绍张子华和董健吾相识，结伴而行，于1月上旬离开上海。但董健吾并不知道张子华的真正身份和陕北之行的目的。
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西安后，盘桓多日，找不到进苏区的办法，只好冒险去找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张学良见董健吾拿着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委任状，知道了南京方面的意图，觉得可以放手同共产党联系。2月19日，张学良与陕北电台联系以后，派自己的飞机把董健吾和张子华送到东北军驻防的延安，并且命令延安守军派骑兵把他们护送到瓦窑堡。
2月27日，张子华和董健吾终于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受到中央领导人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人的迎接。中央领导同志了解了南京各派对抗日的态度，知道蒋介石开始对红军实行某些妥协，有了准备反对日本侵略的动向，随即电告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东征的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人。3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回电，提出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原则：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允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进攻；四、释放政治犯，允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的与必要的改革。
秦邦宪将这五条原则秘密装入信封，交给董健吾带回上海面交宋庆龄。董健吾南下以后，张子华随秦邦宪东渡黄河，到山西交口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工作。3月上旬，在山西交口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与国民党继续联络，派张子华为联络员，回南京进一步了解国民党的意向。张子华回到瓦窑堡以后，于4月16日和冯雪峰一起离开瓦窑堡南下。从此，他以国共双方和谈使者的身份来往于陕北、西安、南京之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奔走。
1936年4月底，张子华回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他要求了解南京方面对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并希望得到书面答复。5月中旬，张子华从谌小岑手中得到了陈立夫口授的四项条件：
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实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张子华携带此件及覃振给林伯渠的信件，昼夜兼程赶赴陕北。这时，红军已经东征凯旋，在延安延长县一带休整，党中央正在延川大相寺开会。周恩来听了张子华的汇报后，欣然命笔，分别给南开读书时的老师和同学张伯苓、谌小岑、时子周等人写信，表示欢迎国民党政府的转变，并诚请他们促成此事，还邀曾养甫等人到陕北来共同“商讨大计”，这是张子华第二次陕北之行。
张子华携带周恩来和林伯渠的回信到南京，请谌小岑代为转送。为了试探国民党联共抗日的诚意，张子华提请谌小岑为他租一间房子，他要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在南京宣传抗日。由于这次谈判在国民党内绝对保密，蒋介石连身边的陈布雷都不让知道。因此，决不允许共产党员在南京公开活动。张子华再三交涉，表示一定要执行任务。曾养甫见劝阻无效，便令谌小岑把张子华关入监狱。张子华在狱中坚持斗争，用剪子剪断铁丝网逃跑，并且在狱中给张学良写信，请他帮助营救。上海党组织发现张子华下落不明，也通过左恭向谌小岑要人。曾养甫见硬的不行，便令释放张子华，并派谌小岑陪张子华回上海，再商合作一事。
在上海，张子华熟练地编了一份电报密码，要求谌小岑给一个南京电台呼号，以便两党通过电台联系。谌小岑回去请示，曾养甫担心和南京电台联系影响太大，给了汉口一个电台的呼号。同时，曾养甫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张子华带着密码及信件，于7月28日赶到党中央所在地保安，这是他为国共合作的第三次陕北之行。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党内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同时，“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
同日，周恩来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希望他俩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并说，我方“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
9月20日，张子华携带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的信件到达广州。当时，南京政府刚刚解决了两广事件，调曾养甫任广州市市长。陈立夫这时在广东，正在外县视察。张子华将周恩来致二陈和曾养甫的信交给谌小岑。27日，张子华和曾养甫会晤。曾养甫告之，国民党方面的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曾养甫还具体提出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见面，并拿出为周恩来准备的护照，请张子华速回陕北。
第二天，张子华发电，向中央报告了曾养甫请周恩来谈判的建议，详细电告了国民党的四条谈判条件，并动身赶回西安。10月8日，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到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不再进攻红军，必须在行动上确实停止内战，准备抗日。事实上，国民党不但没有停止内战，反而认为他已解决了两广事变，可以倾全部力量一举消灭红军，然后再用政治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因而变本加厉地围攻陕北根据地，两党高级代表谈判条件仍不成熟。中共中央于10月14日决定，周恩来暂不去广州，先由潘汉年作初步谈判。17日，中共中央得知蒋介石飞到西安，为了再作一次努力，电令张子华交涉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谈判。因蒋介石已决心消灭红军，交涉未获结果。10月21日，中共中央将14日的决定通知在西安的张子华，由张子华转告曾养甫、陈立夫。未获答复，从此国共两党联系中断。
张子华完成了和国民党联络的任务，于1936年11月中旬回到保安，中共中央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任命他为中央联络局副局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向绥西进犯，马鸿逵态度动摇。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宁夏的工作，让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同宁夏省政府驻西安代表柴成霖接触，双方就团结抗日、划定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边界和释放红军被俘人员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共中央派张子华为八路军总部代表，于同年8月下旬来到银川。马鸿逵知道张子华是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特派员王含章的侄子。所以，一面接待应付谈判，一面想利用其家庭政治上的矛盾和王含章的长辈关系，长期拖住张子华，使其脱离革命。张子华到银川后，与马鸿逵接触谈判两次，马鸿逵只是应付，对3个主要问题，始终没有达成协议。
张子华到银川时适逢王含章赴南京开会，马鸿逵派四姨太刘慕侠指示王含章老婆黄清芳，把张子华接到王含章公馆居住，意图软禁。袁金章、吴元晖（省党部秘书，中卫人）以省党部职务关系在王含章家里与张子华会见。张子华介绍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各地团结抗日形势发展的情况和来宁夏谈判团结抗日的重要使命。袁给张介绍了宁夏的政治情况和各阶层抗日的思想动态。他俩在接触中，秘密商定，利用抗日高潮的有利形势，联合原北平反帝大同盟（张子华原在北平领导这个组织）的宁夏成员潘钟林、高尚信等人秘密活动，掩护地下党来宁夏各地的学校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同时输送爱国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为宁夏培养抗日干部力量。
张子华住在王含章家里，因接触群众受到限制，仍搬回新华街的一家饭店。其间经袁金章、吴元晖转告，原宁夏旅平同学潘钟林、苏复涛等多人到银川和张子华见面，不久张子华被护送到中宁探亲。
张子华是父母的独子，他1930年离家赴北平上学，1937年衔命返乡，离家整整7载。久别重逢，一家人兴奋不已。他在家呆了四天，许多老同学、亲友都到家里看他，他热情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动员青年人到延安去学习。在张子华的影响下，1937年11月，恩和青年江生玉持他的介绍信到西安，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3月，恩和进步青年张至善、于光、王栋和王世同，先后两批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赴延安抗大学习。后来张致善、王世同、于光都成长为革命军队的高级干部，王栋在1947年清涧战斗中牺牲。1938年7月，又有高原（高尚德）、王宏（王世钧）、张子玉（张怀明）、杨森林、王文明等进步青年也奔赴延安到抗大学习。中卫县的知识青年孟长有、姚怀廉、刘大明、李芳荣亦于本月赶到恩和，经张致和安排去延安抗大学习。
张子华回家探亲四天，做了四天的统战工作。第四天晚上，他托人雇了一辆马车，从恩和直奔海原县干沟，在时任马鸿宾八十一军三十五师二茵八团营长的表兄张子箴的帮助下，顺利地通过了马鸿宾的防区。当马鸿逵发觉时，张子华已经到达甘肃平凉八路军接待站。
1938年1月，张子华到武汉，在中共代表团民运部任文化组主任。2月调回延安，4月到抗大担任政治教员。
1939年9月，在肃反运动中突然横祸飞来，有人说张子华在天津被捕时有叛变嫌疑，后来到宁夏谈判有通敌嫌疑，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地区分割，无法派人到天津和银川调查，他的问题一时难以搞清。隔离期间，他曾给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写信申诉，希望尽快作出结论，还让人给妻子李德贞送去一张照片，背面写“赠给我们的孩子延军”。但是不久之后，他身染重病，不幸于1942年病故，时年28岁。
198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作出了正确评价，承认其党籍。1985年5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召开会议，为张子华恢复名誉，在八里桥革命公墓安放了他的遗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