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中宁县张恩堡的孙殿才，是一位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共产党员，他为宁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1926年，孙殿才和张子华一起，在恩和完小接受了国民军派到恩和完小进行政治宣传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屏先的革命启蒙教育，表现突出，经刘屏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年16岁。1927年，孙殿才高小毕业考入宁夏中学读书，在进步教师杜立亭、杜润之的领导下，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促使宁夏当局罢免了思想保守的校长徐宗儒的职务，任命思想进步的杜立亭为宁夏中学的校长。
1929年，不满冯玉祥国民军的甘肃临夏军阀马仲英，自称西北边防联盟军总司令，起兵反对国民军。当年4月，马仲英攻占宁夏省城银川，省主席门致中仓皇出逃，宁中校长王其昌被乱枪打死，学校不能上课，孙殿才和同学刘宪章一起回到中宁张恩家中。此时，省主席门致中退守广武，向兰州求援，镇戎县（同心县）锁家岔匪首杨自福乘机纠众在宁安、恩和、鸣沙等地打家劫舍。不久，国民军第十一师师长吉鸿昌奉命由甘肃增援宁夏，由牛锦绣团长率队的先头部队从中卫、中宁一直打到广武。但在路途中，牛锦绣却作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次事件是回民造反。因害怕回民响应马仲英，于是准备渡过黄河，血洗黄河对岸的张恩回民。张恩回汉杂居，是中宁县回民最多的地方。消息传出，张恩回民十分恐慌。恰在这时，有两个去吴忠做生意的张恩回民回家，走到袁滩子，被国民军误认为是张恩回民派来的侦探，来这里是刺探情报的，便抓回广武准备枪毙，弄得张恩回民更加紧张。回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去找孙殿才和刘宪章商量。他们觉得，孙、刘虽是汉族，但他们是张恩文化最高的人，平素和睦相处，没有什么过节，在危难时刻，不找他们商量还能找谁？孙殿才也在为这事犯愁，听了他们的来意，就对他们说：“大家放心，依我看，事情出于误会，没有那么严重！马仲英反对国民军，不等于所有回民都反对国民军，马仲英是马仲英，你们是你们，军是军，民是民，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国民军也是明白人，不会滥杀无辜的！”于是他给大家出了个主意，让大家捐点钱，买点慰问品，由他和刘宪章带上，去广武慰劳牛锦绣。大家一听事情有了转机，都高高兴兴地自愿捐了钱，买了慰问品，由孙殿才和刘宪章带着，坐排子从张恩来到广武。到了广武后，见到牛锦绣的卫兵，他俩自称是代表张恩人民来慰问大军的，于是卫兵带他们去见牛团长。见了牛团长并献上慰问品，孙殿才对牛团长说：“听说你对张恩回民有些误会，我们特来说明。我们二人都是汉族，家也在张恩堡，与回民共同相处，彼此和谐，并无隔阂。马仲英反对国民军，是政治问题，不是民族问题，张恩回民祖祖辈辈和当地汉族人民在一起，老实巴交地种田，不懂什么政治，他们不反对我们，怎么会反对国民军呢？所谓回回造反，完全是无稽之谈，请牛团长三思！”他们又向牛锦绣表示，二人愿以性命担保，作为人质留在广武，如果张恩回民起来闹事，就先杀了他们二人。牛团长见他们二人态度诚恳，言之有理，又愿意以性命担保，就取消了原定渡过黄河血洗张恩回民的计划。过了几天，果然不见张恩回民起来闹事，就把孙殿才和刘宪章及先前抓的两个回民都放了。
1930年，孙殿才从宁夏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宏达学院。他在北平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张子华。在张子华的帮助下，找到了党组织，于同年12月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随后他化名孙树德，任党组织北平西城区委宣传委员，以学生身份为掩护，一边读书，一边和张子华组织学生运动。1931年5月，党组织派孙殿才组织工人运动。他深入厂矿，和工人群众接触，在工人中建立党组织和赤色工会，先后组织过电车工人、洋车工人、掏粪工人、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殿才调到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以后随机关退守武汉，任田宛镇要塞司令部特支书记，和李铸等发动武汉船员、铁路、工厂工人，组织武装别动队，配合武汉外围保卫战，在武汉坚持抗战半年。
1938年秋，中共长江局派孙殿才到安徽省舒城、桐城等五县工作，担任干训班大队长。不久，担任舒芜地委副书记，组织武装斗争，打击伪军，粉碎日寇扫荡，巩固和发展江北抗日根据地。期间，出席过鄂豫皖边区党代会，被选为模范，并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出席了七大。1941年3月，经刘少奇介绍，到延安中央临时党校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1943年10月，化名赵忠国，调陕甘宁边区三边地委统战部任部长，和国民党新十一旅地下党负责人牛化东取得联系，策化新十一旅于1945年10月在定边的起义。
1946年11月，为了保卫边区，中央决定成立绥宁工委，孙殿才任工委副书记，先后组建了回民游击队和回汉支队等地方武装部队，开展对敌斗争。1947年3月，回汉支队改编为宁夏人民解放军，孙殿才任司令员。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攻克环县，宁夏人民解放军随主力部队北上作战。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宁夏人民解放军仍恢复回汉支队称号，返回盐池南部山区继续内线作战。1948年秋，绥宁工委改为宁夏省工作委员会，孙殿才任书记。
孙殿才自1930年离家到外地求学后参加革命，长期无法和家里通讯，家中都认为他死了。他的妻子周兰英被乡邻们称为孙寡妇，儿子孙富善，被当作没有父亲的孤儿。马鸿逵时代，中宁人最怕抓兵，渠口堡一户姓曹的人家，认为寡妇的独子不可能被抓兵，就把独生女曹曙光许配给孙殿才的儿子孙富善。1943年8月完婚时，孙富善17岁，曹曙光18岁。
1943年10月的一天晚上，孙家来了一位姓黑的买卖人，给家里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姓黑的说他刚从定边做生意回来，知道孙殿才没有死，还活着，在三边当了共产党的部长，改了姓，现在姓赵。家里人听了又喜又怕，喜的是认为死了十几年的人还活着，怕的是当了共产党是要杀头的。家里人不了解姓黑的底细，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假，万一是马鸿逵的探子，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表示不相信，一口咬定，人早死了。过了两个月，姓黑的又来了，这回他带着孙殿才写给家里的亲笔信，家里人才确信无疑。信上除了向家里人问好以外，还希望儿子孙富善到三边去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春的一个晚上，孙富善和他的伙伴杨玉丰跟着姓黑的，偷偷从家里出发，到三边去投奔革命。经过5个日日夜夜，风餐露宿，昼伏夜出，到达定边。14年前孙殿才离家时，儿子孙富善还是个不懂事的幼童，现在已经是结了婚的青年，父子相见，恍如隔世，抱头痛哭，晚上睡在一个炕上，问长问短，一直聊到半夜。不久，孙殿才送孙富善和杨玉丰去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孙富善分在师范班，杨玉丰分在敌干班。孙富善后来参军，当了团参谋长，1948年在陕北作战时牺牲，他的名字刻在中宁县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孙富善离家以后，家里人都想去三边。但是，一家人一起出发目标太大，于是分成几批。1944年秋季，孙富善的妻子曹曙光服侍奶奶先行（孙殿才的母亲严氏）。秋收后打完场，孙殿才的妻子周兰英、女儿孙克宁，还有孙殿才的妹妹和妹夫，4个人也去了三边。1945年孙殿才的大哥孙殿科、三弟孙殿俊夫妇、侄儿孙光先、孙晓光，外甥女丁月香及其丈夫李树桐也先后去了三边。李树桐到三边后参加革命工作，化名冯继祖，1949年中宁解放后，曾任中宁县人民政府第一任民政科长。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马鸿逵和马鸿宾派出4个师向三边进攻，孙殿才的家属被疏散隐蔽到水套湾和糜新庄。敌人攻占定边的第4天，搜山的马家军便衣队长何兆元在糜新庄捕获了周兰英、曹曙光和怀抱中的孙定生（孙殿才的孙女），并把他们和在水套湾抓捕的孙殿才的母亲、三弟媳、6岁的侄儿孙光先等一起押回宁夏，在定边和吴忠等地多次进行拷打审问，受尽了折磨，但家人没有一个屈服投降的。后来马鸿逵下令把他们全家关进银川城内东南角上的宁夏监狱。一关就是1年零10个月，受尽摧残，一直到1949年1月，才将他们放出来。一家人跌跌爬爬回到张恩，但家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在三边地委和绥宁工委、宁夏工委工作期间，孙殿才做了许多有益于宁夏解放的工作，尤其是1944年派马少林潜回中宁做国民党八十一军的策反工作，为宁夏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马少林是一名回族青年，与孙殿才是同乡，都是张恩人，从小家里贫穷，八九岁时为人放牧，十三四岁时开始打长工。1943年，家乡传着孙殿才在三边红区从事革命活动的消息，他便到三边投奔革命。在定边中共三边地委开设的旅店“广发西”，马少林见到了张恩回民杨学智（当时“广发西”的炊事员），通过杨的介绍，见到了孙殿才，参加了革命。1944年被组织派回中宁、吴忠等地搜集情报，在国民党八十一军进行策反活动。同年秋，曾先后几次到八十一军驻地中宁南营房等处找孙殿才的亲属、时任八十一军特务营司书的孙克仁和一茵三团军需张凤元。其后孙克仁利用工作之便，在张恩同乡马哈吉的介绍下，取得了特务营长马永录的信任，被马举荐到营部缮写文件，掌握了八十一军的不少情况，张凤元也利用和副团长马惇廉接触的机会搜集情报，均通过马少林传送到三边地委。同年经孙殿才介绍，马少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马少林的引导下，1945年8月23日，孙克仁、张凤元、张俊、柳洪隆4人，逃出八十一军，到定边参加革命。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发起重点进攻。马少林在定边陈家大墩被马鸿逵的便衣特务逮捕，随即押往吴忠警察局，遭多次拷打审讯，他始终没有泄露党的机密。月，被押送到宁夏保安司令部军法处，进一步施以酷刑，但他仍坚强不屈。特务何兆元等为邀功请赏，联名上书马鸿逵，证明马少林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要求枪毙。1947年10月16日，马少林在吴忠秦桥英勇就义。
1949年9月宁夏解放，孙殿才带领宁夏工委的同志，随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进驻银川。中共宁夏省委和宁夏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孙殿才任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49年12月，中宁县召开第一次各族人民各界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之前，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孙殿才从西北局开会回来经过中宁，向县委介绍了进步人士张致和的情况。他介绍说：“1930年我在北京上学时，张子华同志是地下共产党员，后来他介绍我入了党，还未来得及介绍张致和，张子华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只是嫌疑，没有真凭实据。在这种情况下，张致和和我找到了他在北京开皮毛商店的姨父，花钱托人把张子华保释出来，让他连夜逃往上海去了。此后我们多年未见过面。这次在西安街上我突然遇到了张致和，老同学见面谈了很多，我说现在解放了，劝他回宁夏工作。”
孙殿才回银川之后，县委派教育科长岩峰到恩和堡把张致和请到县上，让他参加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4年9月，宁夏省撤销，孙殿才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先后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和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职期间，他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1957年，全国出现浮夸风，他坚持实事求是，向省委提出纠正意见；在讨论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因划分区域与其他干部意见分歧，在省委整风运动中被视为右倾反党，受到错误批判，并被下放到甘肃引洮工程指挥部任处长。1961年，党中央派谢觉哉来甘肃调查，澄清了问题，称赞孙殿才是“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说真话”的好干部。
1963年初，中共中央撤销了对孙殿才的错误处理，为他彻底恢复了名誉。1964年5月，孙殿才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孙殿才又遭受折磨，于1975年1月18日病逝，享年6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