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甲12岁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很快在全国扩展开来。大概万德尊也觉得总是把添甲关在家里，读那些“之乎者也”的老书，已经不合乎时代的潮流了。添甲10岁那年，德尊就送他到坐落在天津官银号的汉英译学馆学习过英语，读的是《泰西三十轶事》之类的课本。添甲对新文学也很感兴趣，德尊怕耽误了添甲的前途，便和妻子商量，决定让添甲去报考中学。添甲非常高兴，他早就羡慕那些洋学生了。穿着整洁的学生服，每天到学堂去念书，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
20世纪20年代初，天津已经有了几所官立和私立的中学。但最出名的是南开中学，在全国都是有名气的。于是便决定报考南开中学。
添甲在读家塾时，文科底子打得很厚实，加上他又在汉英译学馆学过英语，便考南开中学的插班生——初中二年级。他考的成绩不错，很快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能够被南开中学录取，这是很不容易的，使添甲格外兴奋。他不知道中学生活是个什么样子，还未入学就对未来的中学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1922年9月初的一天清晨，一辆亮锃锃的人力车沿着海河边的马路轻快地跑着，车上坐的就是添甲。不能再叫小名了，该叫学名万家宝。海河洒满了阳光，波光粼粼，家宝满心欢喜。不到8点钟便来到学校。
南开中学坐落在天津南开二马路。当家宝跨进校门，迎面便是一座灰色的楼房，都管它叫“东楼”。他走进东楼，便为过道左侧的一面大穿衣镜吸引住了。镜子上端有一副横匾，上边刻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这时，他赶紧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脸，顺手把头发也梳理了一下，又从头到脚把衣服整理了一遍，纽扣也顺次检查过了。
他在家里是从来不管这些小事的，他随便惯了。夏天，他经常光着上身，他怕热，家里人总说，“添甲，穿上件衣服吧！光身子多不体面。”他才不管这些呢！但刚进学校门，就看到这些规定，他就不敢稍怠了。紧接着又读下去：“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读过这些镜箴，他隐约感到学校和家里是两样了，这里规矩太多了。
隆重的开学典礼开始了。高亢整齐的歌声，庄严的军乐奏过之后，礼堂里鸦雀无声。司仪宣布：由校长张伯苓先生致辞。只见张校长向讲台走来，高大的身躯，挺着腰板，步伐矫健，气宇轩昂，给人以不苟言笑的严肃之感。陡然间，礼堂里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这位校长操着满口的天津腔调，声音洪亮，讲话时挥动着手臂，显得果断有力，充满信心。据说，每个学年的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校长都要重复他办学的信条，对那些高年级同学来说，那些信条都能背诵如流了。尽管如此，学生们仍对他佩服得很，爱听校长的训话。
家宝对校长的讲话没有全听进去，他时常是这样的，不能全神贯注地听完别人的讲话，听着听着就开小差了，想他自己的事情去了。
但张校长的讲话，有些他还是听进去了，特别是讲到“公允公能”的校训。张伯苓校长说：“公允公能者，即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后来，家宝经常听校长讲，就记在心里了。
南开中学是同张伯苓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
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天津人。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1891年，他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梦想习武救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被日本海军打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清廷丧权辱国，订下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使张伯苓大为震惊。他觉得习武救国之路行不通。于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办学以“开民智”的主张，以为国家“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材”。
他愤然脱离海军，弃武而从事教育。在天津名绅严范孙的家塾中教西学。严范孙对西学新知识怀有浓厚兴趣，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十分强烈。他在天津有着很高的声望，而且也有雄厚的资产。这样，严范孙就从各方面支持和援助张伯苓办学。张伯苓兴学的目的比较明确，就是谋求国家独立，免除列强侵扰，使国家富强昌盛。他不止一次说：“我们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们中国现代化，使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在严范孙的家馆中，他教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把现代自然科学引进私塾之中，其本身就冲破了封建窠臼。在课程上，已具备中学的雏形。
1904年，他与严范孙赴日本考察教育，参观日本各类学校。他们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兴教育之事实甚为感动，回国后创立敬业中学堂，即南开中学的前身，全盘效法日本。博物、法制、历史、经济等课本，甚至学校的教学仪器标本均由日本引进。他还邀请日本速成师范生数人来校任教。当时，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对他竭尽攻击之能事。
但是，张伯苓没有屈服。
1917年，他又远渡重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并实地考察美国教育情况。回国后又进一步推行美式教育，教员除聘请美国人外，多用美国留学生；教材除国文、中国历史外，又一律采用美国中学和大学的原文课本。实行积点（分）制和选科制。图书、试验仪器也无不从美国引进。
张伯苓办学有一个探索过程，开始照搬日美教育，后又逐渐结合中国国情。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他深切感到，教育不振兴固然为中国之病态，而教育不联系中国国情尤为中国教育之大病，从而提出智德体之育不可偏废，以及“公允公能”之校训。这都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逐渐形成南开中学的教育传统和特色。
家宝进入南开中学时，学校已经有了一套课堂教学和课外教育活动相结合的体制，有了一支相当强的教师队伍和管理有方的教学生活秩序，充满活力和生机。
家宝一进入学校，就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南开中学以教学严谨认真著称，基础课都是聘请最好的老师担任，考试制度严格，倘遇学生作弊，当场抓卷，当天挂牌处分，决不姑息。期末考试两门不及格者，一律留级。家宝在这种紧张、严格的教学秩序中，经受着磨炼。使家宝感到安慰的是，学校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活动，经常请许多专家、学者来作学术报告。
他还记得梁启超曾来南中讲学，题目是《情圣杜甫》。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却开阔了视野，得以亲自看到这位大学者的风采。曹禺说：“记得那年，我才13岁，学校办暑期补习班，听过梁启超的讲演，题目是《情圣杜甫》。梁启超头光光的，讲起来铿铿锵锵，很有兴味，我就是听了他讲杜甫而受到启发去读杜诗的。”
张伯苓特别重视因材施教，对优秀生给予特殊培养和照顾，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注意培养尖子。像周恩来同志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张伯苓发现周恩来是个天才，在经济上给予扶助，而且常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谈话，予以关照。他常说，对优秀生“特别优长之门类设法使之尽量发展”。
在这样的浓郁的学习气氛中，家宝本来就是个读书迷，如今是更为发愤了。他的老同学都说，家宝是典型的书呆子，总是看到他在那里看书，在教室、在图书馆、在路上碰到他，他也都在看书。他成绩不错，但不是那种全优的学生，他摄取知识带有他的自主性。
张伯苓竭力倡导学生的课外活动，他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学校不但给安排活动场地，补贴活动经费，还派教师职员参加指导。如由学生主办的《南开双周》等刊物，都是学校出钱印刷。摄影研究会，由校方准备暗室，让学生使用。京剧社有乐器、服装。至于体育活动开展得更是活跃，有各种球场，冬季还设滑冰场。张伯苓喜欢篮球，南开中学的篮球运动很普及，而且水平较高，每班都有篮球队。就是在家宝读书期间，涌现了由唐宝堃、魏蓬云、刘健常、王锡成、李国琛号称“南开五虎”组成的篮球队，战绩辉煌，名震全国，成为南开校史上的光荣一页。
这种课外活动，形成一种校风，造成一个没有课堂的课程，使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得以培养和发展。与其说是课堂教学奠定了曹禺未来成才的基石，不如说是南开的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启迪了他的才智，把他的潜在的才能发掘出来，调动起来了。
家宝进入初中三年级了。
经过一年多的中学生活，他已经适应了这种紧张而富有朝气的环境，学习的劲头越来越足了。但是，他却在1923年的冬天生病了。
家宝小时候没有种过牛痘，传染上了天花病毒。最初，只是发烧，家里人以为是伤风感冒了，等到进入发疹期，才知道是生疹子，这使德尊和继母着急了。他们让家宝从一楼搬到二楼小客厅来住。
小客厅临街的窗子格外明亮，在靠墙的地方放着床，免得家宝受风。父母的住房就在小客厅的对面，而旁边就是女仆住的地方。这样，德尊和继母可以随时进来照看，招呼女仆也很方便。家宝病了，一家人都忙得团团转。特别是德尊，他成天提心吊胆，继母也总是守护在身边。
由于持续地发烧，病愈之后，家宝的身体十分虚弱。德尊和继母断然决定休学，等暑假过后再重新读初中三年级。
在家里养病期间，他也不会静静地躺在床上，总是找些书来看。这时，他对新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越来越浓厚了。他看《少年》杂志，也看父亲订阅的《东方杂志》，还有《语丝》和《创造》。
1924年的秋天，家宝复学了，原来同班的同学都升到高中一年级。
他又结识了许多新的同班同学，其中有章方叙（靳以），两人成为要好的伙伴。他们都喜欢文学。靳以的忠厚，特别引起家宝的好感。
家宝对语文和外语课是很上心的。南开中学的教学是不偏科的，重视基础训练。语文和外语课要求也很严格，老师经常布置课外阅读书目，还规定写读书报告，并由老师检查记分。有时，还组织语文竞赛。这样，学生练笔的机会很多，家宝的作业经常受到老师的好评。
语文课是按文学史的发展顺序来讲的，从《诗经》讲起，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这样依次讲下来。每讲一个单元，就要写一篇文章。家宝未入南中之前，根底就不错，加上这样系统的讲解和阅读，使他的语文水平提高很快。他写的作文、读书报告，不仅颇有文采，而且文思独特，展露才华。
可以说，这时他的兴趣已完全转到新文学上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一大批文学刊物涌现出来，一大批新文学作家登上文坛。从家宝对新文学发生兴趣，就承受着五四新文学的雨露滋润，在五四新文学的浪潮中接受洗礼。
他曾说：“我13岁就读了鲁迅的《呐喊》。我正因病休学，一度住在北京，正赶上《呐喊》问世。记得是托北大的一位大学生替我买的，价钱很贵，红皮面，黑字，毛边，现在印象还很深。我很爱读，有的能读懂，有的就不理解了。《狂人日记》当时没有读懂，《孔乙己》、《社戏》、《故乡》、《祝福》就给我以深深的感染。还让我联想起段妈讲的故事，《祝福》中砍门槛的细节还记得。读《阿Q正传》觉得写得很好玩，觉得其中有些什么，但琢磨不透。《药》中的人血馒头也没有弄明白，但《呐喊》却让我更同情劳动人民。《语丝》、《创造》、《小说月报》那是必看的。《语丝》每期到来，就抢先去买。”
给他以精神强烈震撼的是《女神》，家宝为那种狂飚突进的精神和火山爆发式的情感所慑服了，他说：“我被震动了。《凤凰涅槃》仿佛把我从迷蒙中唤醒一般。我强烈地感觉到，活着要进步，要更新，要奋力，要打碎四周的黑暗。”的确，正是翩翩少年、血气方刚的时刻，新文学作品中所跃动着的时代潮汐，激扬着对现实人生的强烈爱憎，自然会像火种一样点燃着他心中的热情之火。
家宝爱这些新文学作品，远远胜过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作品。他曾这样说，易卜生的作品“无论如何不能使我像读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一样的喜爱，大约因为国情不同，时代也不一样吧。甚至于像读了《官场现形记》一类清末谴责小说，都使我的血沸腾起来，要和旧势力拼杀一下，但易卜生却不能那样激动我”。显然，他为新文学作品迷住了，他沉浸在其中了。
1925年8月，他加入了南开中学的文学会，并成为这个学生文学团体所设图书馆的职员。他很愿意担任这个差使，因为这可以更多更方便地看到自己所爱读的新文学作品。文学会曾编辑出版了《文学》半月刊，后改为《文学旬刊》，可惜这些刊物已很难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