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批评咸丰皇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饰非拒谏。曾国藩说，皇上继位以后，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却连下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失信于臣工的表现。况且，目下情形紧迫，广西军务大计独由皇上一人运筹，能否成功，尚无把握；即使一时取胜，皇上由此则会”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
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帝览奏大怒，扌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藻、季昌芝为之苦苦求情方恕。
3.严束部属从自身做起
曾国藩为官多年，勤敬多年，对自己、对部属都严加约束。他常说：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操斯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曾国藩详细规定了一天的工作安排：
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渐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入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如意，灯后于文事名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
每日应办之事，积阁甚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积压较少。
曾国藩早年身体较强，精力较好，对幕僚依赖也较少，”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直到同治四、五年间，虽然”精力日减，目光逾退“，但仍”沿此旧习“.但到了晚年，尤其由直隶再回两江后，目疾加剧，”看文写字深以为苦“，不仅公文令人代拟，文章亦令人代作，有时甚至”除家书外，他处无一亲笔“，对幕僚的依赖也就愈来愈大了，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咸丰五、六年间，由于”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直到咸丰十一年（1861）春天，将大营移至安徽东流江边时，仍在感叹”此间现无幕友，奏咨信缄皆本店一手承造，颇以办保案为苦“.要找到好的秘书人员实际上并非易事，而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员最为难得。因为要拟好奏、咨、函、札，不仅需要学识渊博，文学优长，还要有一定的政治经验，懂得公文程式。有些人，例如刘瀚清，虽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这就很难得心应手。
曾国藩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多次将此”四败“置于案头，日加戒惧。
他在日记中写道：
心绪憧憧如有所失，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谓汉文帝之终身常若自觉不胜天子之任者，最为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甚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优；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如自觉我已无愧无怍，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德以满面损，福以骄而减矣。此念愿刻刻凛之。昔年曾以居官四败，居家四败，书于日记，以自儆惕，慈恐久而遗忘，再书于此。与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败曰：昏惰任下者败，傲很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仕宦之家，不犯此八败，庶有悠悠气象。
曾国藩一生严格自律，时时求过自新。有什么不礼貌之处，也痛加检点。他在日记中写道：
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态。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与家人办公送礼，稗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随之纷乱，尤可耻也！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均知吾病根所在。与子贞久谈，躬不百一而言之不怍，又议人短，顷刻之间，过恶丛生，皆自好誉之念发出。
起晏，心浮不能读书，翻陈卧子年谱，涉猎悠忽。饭后读《易》蹇卦，因心浮故静坐而已昏睡，何不自振也？未初客来试以时艺，赞叹语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其我之谓乎？以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小人乎？且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诳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
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随坏更甚乎？尚面见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著而何？辰正读旅卦，饭后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相似，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了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曾国藩还认为，勤于政事，是政治家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而且应从小处着眼。他在《克勤小物》一节中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抄撮累箧。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日卒盎，徒党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悦，所去民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将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以望空为贤，而笑勤恪。何晏邓扬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许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为行简之本，盖必能敬乃无废事也。
我宣宗成皇帝，临御三十年，勤政法祖。每日寅正而兴，省览章奏，卯正而毕，事无留滞。道光二十九年，圣躬不豫，自夏徂冬，犹力疾治事，不趋简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始命皇四子代阅章奏，召见大臣。即今上皇帝也。对事甫毕，而宣宗龙驭上宾。盖以七十天子，笃病半载，其不躬亲庶政者，仅弥留之顷耳。为人臣者，其敢自暇自逸，以不亲细事自诿乎？
4.为国为民，践行”以礼治人“
曾国藩在为官的过程中一直实践着”以礼治人“的政治抱负，以图挽救没落的清王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在农民起义如熊熊烈火之际，曾国藩强调要极力维护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并把”礼“看作统治权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因此对于破坏封建礼治秩序的农民起义，要毫不手软地镇压下去。
他明确指出：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歧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在这里，曾国藩考究评议历史上关于礼的运用过程，很明显，他特别强调的是”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曾国藩提出的”礼“，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我们知道，儒学的核心之中包括了”礼“的重要内容。这一重要内容，在封建社会文化中占有其明显的地位。”礼“即礼仪、礼制的礼，由孔子所阐发而历代封建王朝，尤其是宋明以来不断发展和强化。礼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别尊卑、明贵贱，区分上下、亲疏、长幼、男女的等级差别。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贵贱无序，何以为国“.”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这都是礼的道理和规则。古代，有关君臣父子、文武百僚、士农工商、庶民百姓等等礼的规定非常严格，越”礼“是不允许的。所以，礼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也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更是为维护封建等级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而采取的一种组织制度和措施。
儒家讲礼，强调”教化“.所谓”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六艺之教，以礼为要。君主学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宜使“，”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虽然，君主、君子、小人学礼的目的不同，功效也不一样，但都不能超越礼的规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子学礼不越轨，小人学礼要安分。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要通过”礼“的”教化“，使人人都自觉地遵守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约束，一步都不可逾越，也不能逾越。反之，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受到严厉的制裁。这套礼的义理，千百年来，随着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地位的稳固和延续，不仅在封建社会上层意识形态领域中占居统治地位，而且深深地影响到社会生活包括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没有文化或者只有很少文化的下层劳动群众，也有形无形地受其束缚和影响。总之，”礼“成为维持和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思想支柱。
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中国自古以礼教治国，不问遭遇如何的变故，而圣贤的书不可不读，圣贤的遗教不可不守；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不可不继续发扬光大，万世流传。因此，曾国藩的所谓”以礼自治“的目的，就是呼吁封建统治阶级，认清”四方多难，纲纪紊乱“的形势，”谨守准绳，互相规劝“.曾氏鼓吹封建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强调”克己复礼“，甚至在必要时去”捐生“卖命，从而动员和团结封建地主阶级一致行动起来，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和封建纲常名教，挽救清王朝的危亡。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完成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事业，成为清末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被一些人顶礼膜拜，推崇为一代”圣贤“、”万世之师表“，他的这套”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政治主张的成功及其实际效果的产生，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在这种”礼治“观念的促使下，他以”礼“劝说、动员和吸引封建官僚士大夫以军旅为职业，与农民起义军为敌；他以”礼“要求、鼓励和诱导他的子弟、他的部属，去维护传统的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维护满清统治，并不惜以死效忠。
与此同时，曾国藩的所谓”以礼治人“，就是企图把人民群众的一言一行纳入地主阶级”礼治“的轨道，使”人人纳入规范之中“.他认为，满清政府之所以腐败，封建统治之所以江河日下，日益应付不了新形势的发展；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风暴之所以席卷大半个中国；外患之所以纷至沓来，一发不可收拾，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民心目中”礼“的观念淡薄，固有的封建伦理和社会秩序紊乱倒置。因而，他在书信和日记中都反复谈论到这个问题。他明确认为，”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要维护成法，就必须崇尚”人治“；要做到”以礼治人“，就必须以孔孟宣扬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为基本准绳，去教育和感化人们的心灵，使之听命于封建统治者的束缚和驱使。曾国藩公开宣称：如人们穿鞋、戴帽”不可倒置“一样，”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礼教纲常，也”不可倒置“，不可越离，必须严格遵守。他认为，封建的仁义道德是自古之变之常径。他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谓道。“由此可见，曾国藩”以礼治人“的目的，就是要封建统治者团结一致，”辟异端“，正人心，不许人民犯上作乱，强迫人民俯首就范。
可见，曾国藩之所以与太平天国为敌，从实质上就是由于他受儒家思想濡染最深，他的头脑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超越了一切。因此，他要为维护满清统治而战，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而战。
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强调当官爱民，而爱民思想本身又是儒家”礼治“”仁义“思想的渊薮。
曾国藩的爱民思想应该说得益于他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爱民就要”养民“，使百姓努力生产，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他关心民众，奖励生产，他治家注意耕读二字，治世注意教养二字，皆有深意。他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令者，殆人生不幸耳。弟信云：”英气为之一阻“，若兄则不特气阻而已，直觉无处不痛心，无日不惧祸也。
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政治家应具有以下品格：
一是责任。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这在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中固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尝致官文书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亦足见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负有维持风气之责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面言：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此于曾国藩之”应诏陈言疏“中既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复李希庵函云：”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足见曾国藩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律已以严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