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没有天下，不可以做官；言行不稳慎，不可以做官；胸无防范，同样不可做官。
曾国藩做官大半辈子，官越做越大，权越来越重，可他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小心，心得也越来越多。他真正懂得做官的酸甜苦辣。
为官之人，须有好的品性和素养。曾国藩虔信儒教，形成了他独特的”礼治“思想：”礼教“、”仁政“、”血诚“、”恕忍“和为一体，致胜永恒。由此，曾国藩能终生明辨险夷，以超人一级的胆识和作为引得众人的刮目相望，又能以居高思危、隐匿锋芒获取朝廷的信任。由此，他能做到忍他人所不能忍，心平清静，终生忍辱负重而不沉郁。由此，他能谈出一堆堆别人难以说清的为官之道的妙法。
曾国藩为国而起，为国而终，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耶？非耶？他的做官之智，后人又可以借鉴多少？
1.为匡时救世而步入仕途
”匡时救世“，此乃曾国藩步入仕途的人生目的。曾国藩自青年时代起，其功名心就很强盛。他的同乡好友刘蓉曾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曾国藩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愿是”欲刻苦而自振拔“.1838年，曾氏殿试成进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举常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为此而感到羞愧。此后他更加努力，跻身于翰林行列，苦读十载，终于登上了封建科举仕途的最高阶梯。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工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将原来的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洲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然君子立志，志在何方？曾国藩以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即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内精通学养，对外振兴国家，开创伟业的壮志。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世界。因为，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会更大，需要各人牺牲的东西会更多。从而，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认为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因为，”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之。
道理说得很明白，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其”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奋斗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进一步说，如果缺乏坚忍不拔的奋斗牺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负，到头来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和家庭都是无益的，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人生的意义也就大为淡薄，甚至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曾国藩自1838年成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以后，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京宦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著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适应他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更进一步向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未能成为一个实足的学问家，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山。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他在1852年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令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当即草疏恳请在家守制，具呈亮基代奏。缮就未发，接张亮基函，告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武汉失守，人心惶惶，恳请曾氏迅速来省城共商大计；好友郭嵩焘亦亲至湘乡力劝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制成法，应命出山而治事。于是，曾国藩毁弃前疏，于1853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然而，为什么曾国藩最终还是应命出山、加入与农民起义为敌的行列呢？这在曾氏给清廷的奏摺中说得很明白：
今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
言下之意是，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是很重要；但国家危难在即，我虽在守丧之时，但为国家利益、为”匡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责，即使暂时背不孝之名也值得。从此以后，曾国藩虽历尽千辛万苦，碰到的困难不计其数，终因受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忍辱负重，不敢懈怠，为清廷尽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关的时刻，也在所不辞。如1854年兵败靖港，忧愤投水欲自尽，被章寿麟等救起，随后反复惦量，终于鼓足勇气继续与太平军作战。每次遇到危急时刻，他都”咬牙“坚持，直至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强硬不折的毅力，均来源于他那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观。
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同时，又由于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拚命去干，就能达到救世的最终目的。因此，这种救世人生观，不仅在咸、同期间对封建士大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19世纪末年乃至20世纪初年，亦在激进民主主义者身上留下了它一定的痕迹。近代湘籍爱国志士就有如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等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甘为中国”变法而流血“，拒绝出逃；自立军起义期间的唐才常，从小就立志”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生长在湖南乡下、曾在湘乡等地求过学的青年毛泽东，在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吸收、消化过程中，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对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2.以血诚之心维护清王朝统治
曾国藩十年京官生涯，以匹夫之责，血诚之心，关注和批评清末政治。他关注时势，了解社会政情，时与师友通信联系，在讨论学术的同时，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从而使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往后数年间动荡不安的严酷现实，促使他花了大量精力去研究政治，寻求治世良方。鉴于鸦片战争以来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10余年间，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风起云涌的实情，曾国藩忧心忡忡。那时，阶级搏斗的急风暴雨，不时飘入曾国藩办事衙门的高墙，撞入他那沉静安谧的书斋，震撼着他那忧闲自在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封建纲常伦理大乱至极的严酷现实，以及他那京官生活的众多阅历和师友间通信联系所得来的认识，使他敏锐地也深刻地看到了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通弊。同时，也由于他充分认识到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惟一政治代表，同他本人和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从维护清王朝、忠于皇帝的信念出发，对于满清政治的腐败表示不满，从而提出大胆的批评。究其原因，他认为：
首先，世乱由于官吏的贪暴和腐败。曾国藩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中国从南到北，从沿海至内地，从城市到乡村，处处都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景象。推本探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官吏的贪污。他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指出：
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太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
其结果，也就酿成官逼民反，危及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
其次，世乱由于是非不明，用法不当。曾国藩认为，吏治之所以腐败，农民起义之所以不断发生，虽有诸多原因，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缺乏公正之舆论，不能对那些贪官污吏绳之以法，不能对那些造反者严加镇压，主要是因为没有严格按照封建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他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他继而表白自己的心境说：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对于时势的忧虑，对于人心的麻木，对于有法不用，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他那痛心之感、愤慨之情油然而生。
再次，世乱由于人心陷溺，麻木不仁。曾国藩认为，这个问题为政治腐败的关键所在，远比前面两个问题严重得多。他激切指出：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这种情形，体现在官僚士大夫身上更为明显，也更为严重。朝野上下，各级官吏办事推诿，不负责任，得过且过，不求进取。他认为这都是人心陷溺的表现。从而，他一针见血地予以指出：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锁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缩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这是对当时官吏腐败实情之惟妙惟肖的真实写照。由于他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由于他感到问题的日益严重性，所以他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连上奏折，希图劝说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颓风，从政治上来一番整顿。然而，奏摺递上，并未发生什么实际效果，相反，满清政局越来越向着风雨飘摇的轨道迈进。太平军自1851年1月金田起义后，有如熊熊烈火，正在向东南各地蔓燃。清军前往镇压，结果都节节败退。
面对东南数省烽烟纷起的形势，曾国藩担心清政权根本无法对付这场阶级的大搏斗。更为可虑的是：当权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时势或是懵然无知，或是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曾国藩怀着焦虑的心情写信给友人说：
内度身世，郎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为了提醒清廷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他于1851年4月上疏皇帝，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军队的建议，试图首先从军队着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
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
这样的军队，能够胜任”剿贼“的重任吗？显然不能。他说：”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怎么办呢？如何才能改变这样一种将不能用兵，兵不能用战的被动局面呢？曾国藩主张：”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否则，永远也不能扭转战局。紧接着，曾国藩列举大量事实加以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毅然提出迅速裁减兵额的建议，以节省开支，提高士兵战斗力，”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他具体解释，此举如付诸实施，每年可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若专用于救荒赈贫和废除捐例，又可使社会情况和吏治大为改观。然而，此次上奏又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咸丰皇帝并未采纳曾国藩的意见。相反，在军事上，失利的消息从广西等前线不断传来。曾国藩甚感局势愈来愈严重，而自己的建议又屡不被采纳，真是”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然而，这种”血诚“愈多，”愤懑“愈甚，则使曾国藩对政局的发展愈来愈关注，对朝廷的希望愈来愈迫切，愈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于是，他壮着胆子，于1851年5月再上一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此疏主要目的是为了杜绝皇上”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唯阿之风“.关于这个问题，曾氏在家书中说得非常明白：当今皇上虽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因此，他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决心犯颜直陈。他指出此疏的目的在于：
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骨更，而遇事不敢退缩。
此疏大体有如下几个要点。
一是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不妥。如臣下晋见皇上，该穿何种服色，本有明确规定，皇上却反复过问，是”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相反，”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譬如姚莹年近七十，威望颇高，仅”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地位低微，资望浅薄，却委以办理粮台大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年余，曾表示要求言以广，对于内外臣工上奏之折，其中确有”嘉谟至计“者，要予以奖励。但结果如何呢？”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是对于那些稍有奖许者，也是做做样子，毫无实际效果。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因而，这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