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面而言：既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才须学，学须识“，曾国藩既称述武侯之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曾国藩复乐道孟子之语。盖舍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舍集民广益，无以长其智。既无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热忱，于事终无所济。曾国藩生平虽好以德取人，亦兼顾才识。如复左宗棠函云：”尊论人才惟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没干者，决当摒斥“.而”原才篇“亦云：”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面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故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态度。就态度方面而言：于曾国藩所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已可知其大概。盖自古官箴，为清慎勤；曾国藩亦尝以此自勉，并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生长民间，深知民众之苦。深知”民心顺，国家安“，君爱民，吏勤政，才能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他一生办事，兢兢业业，既为君，也在民。
5.重礼慎法，礼法结合
曾国藩主张重礼慎法，礼法结合，以治天下。他强调礼，但又充分注重法的重要，认为五刑是”不易之典“.礼与法只是顺序上的先后而已，即”不当以赏罚为先“.这是对西汉贾谊”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和东汉陈宠”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思想的实践。曾氏重视法制，主张法治的重要表现是，既不能任意赦免，又不可随便赎罚。他称赞西汉匡衡、东汉吴汉不愿赦，三国时期刘备、诸葛亮不谈赦。认为赦免会使子孙不肖，士兵傲慢。曾氏虽说赎有定数，不排”过失“、”老疾“，似乎特殊情况可以赎罚，但他又强调”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主张有罪必得罚。
这种不准赦免与赎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一律依法办事的原则；但不免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和没有掌握好时宜，并反映了他严厉惩罚农民起义军的立场和态度。
曾氏重视执法人才的品格、才识，要求执法者既公又明，为民便民，否则立法再好，也会”全失本意“.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对后来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如清光绪年间刑部尚书薛允升说：”有法治而无治人，法亦系虚设耳“.”有法治尤贵有治人。“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认为，执法人才之重要，不仅在立法，更在执法。他说：”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
曾国藩主张认真执法，重视执法人才；而执法人才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吏。官吏有维护政权，保证实行国家所定法律的责任。但因他们有权，也可破坏法律的执行，借用法律谋私利，毁法坏法。
曾国藩以法治吏有其特殊的手段，首先明确为官任职是为民，并将管理钱粮、狱讼视作为民的主要标尺。曾氏采取培养、甄别、选举、考察等方法选拔官吏。对于官吏的要求是平等待人，不贪污不受贿，用人唯公唯贤，不唯私唯亲。对于谋私、受贿、害民之吏，惩治严厉，立即斩首，”就地正法“.自《汉律》、《唐律》及以后历代法律，对贪污受贿、谋私害民的官吏，均有惩治规定。如《唐律》将”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列为”六赃“之三。正如薛允升所说：”《唐律》之受赃，俱指官吏而言，枉法为重，不枉法次之，所受监又次之，故载在职制律。“”职制律“是专门考察、检查官吏行为的法律，受贿、坐赃为其重要内容，并要求官吏廉洁，严惩贪污腐化。曾国藩关于选举、考察、培养官吏及以法处理谋私、受贿的思想和主张，继承了汉、唐以来任人唯贤和严惩贪官的优良传统，对于晚清政治特别是地方政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对后世也具有积极意义。
曾国藩在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军事镇压活动的同时，便对所辖地区的吏治进行了整顿。曾国藩认为地方是全国的行政机构的基础，整饬吏治也必须由州县做起。为此，曾国藩亲手制定了约束州县官吏的《劝诫浅语十六条》，作为各级地方官吏廉洁奉公的准则。从”十六条“的内容中反映了曾国藩对于整饬吏治的态度。”十六条“包括了劝诫州县、劝诫委员、劝诫绅士、劝诫营官等各四条：
劝诫州县四条
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
宅门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外，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讼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家事以厚生
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之这钱不可取。薄敛以纡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俭朴以养廉
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已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其他还有劝诫营官四条，劝委员四条，劝试绅士四条，这十六条，曾国藩命刻印成册，使州、县官人手一册，希望他们能将不贪财、不沽名当作座右铭。
曾国藩不辱圣命，峻法的刚挺之气令枉佞之徒胆战，大小贪官为之忐忑，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我们来看曾国藩这份陈折便可略知一二：
直隶风气的败坏，竟是各省所未听说过的。我到任以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头等大事。严明法纪，违者严惩。我自认自己不是铁腕人物，就在近期的江南之治也是很宽容的，但是如今在直隶却严厉起来。那些贪官污吏有的致信来保全自己，有的坦白所为希望得到宽恕，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我随时亲自察问，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之吏治得到整肃的成效。假使一年半载风气能够稍稍好转，也就不难达到民安世平的目的。我初任直隶，就认为这里如果不采取刚猛措施就不能惩除贪官，这也是应该预先说明的。
为了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死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上面那道有关惩治贪官的折子，是在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七日上奏的，而后两个月整，曾国藩又上了这样的一折，参劾直隶劣等官吏：
一个多月来，我所见的官员有很多，从他们那里所听到还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从此风气能有所好转。现在我把所察罪极的十一人列单呈上，恭请圣上一看。虽说不十分确实，但是臣确实多方察问，不敢轻信旁人，不敢稍带个人成见。另外还有十几个未曾察明，等两三个月后，详细察清再据实上奏圣上。严重的仍罢官斥责，不能犯同一罪过而惩罚有所不同，案轻的令其改过自新，对他们应该重在劝诫而不在严惩，藩臬两司所开贤官与我调查相符的，我也分作两次呈圣上一看。
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浑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怯，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也直书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韫师近日来圣上对他也有些冷淡了，如果更是事事多迁就，那么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对待属下改变不明事理的做法。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查寻，也只是革去那些特别差的人。
曾国藩的廉矩之名朝野共仰，声名有加，而一些同僚却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原因是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竭力主张查办：
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声名狼籍。如查有真实劣迹，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彼处查访也。但须机密。
至于贤良之士，曾国藩则力为推荐或挽留，他说：
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属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
对于国家，曾国藩于咸丰元年（1851）三月初九日曾上一折，言兵饷事。四月二十六日进一疏《敬陈圣德三端》，其言激直，有人忧其会因此获皇上谴斥。其上疏之故，具见咸丰元年（1851）五月十四日写给弟弟的信中：
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性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自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
于此，足见曾国藩对于国家的态度。
6.为官不骄不奢，切忌功高震主
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于”明察“.曾国荃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古代君主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谏的贤弟。我近来做官太高，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谏而深深忧虑。如果九弟果真能随时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凡身居高位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上！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听不进去，曾国藩不得不又给他写一封信：”你对我的劝戒，总是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一番，这最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察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不一定自己想这样，而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的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还有一天，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给他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