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父亲的坟前站了许久，回想着父亲生前的样子。
父亲一米七多一点的个头，中等身材显得很结实。他是国字脸，红红的皮肤，一副憨厚的样子。
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父亲被招到马鞍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铁厂当工人。那年的年底父亲拿回来一张奖状，他递给我看，大红的奖状放射着金色的光芒，上面写着父亲被评为“大办钢铁积极分子”，虽然我才十一岁，可我认识字，父亲并不小看我。于是我赞扬他：“爸爸，你真棒！”
父亲炼铁三年，一九六一年响应上面“工人大下放”的号召，又回到了农村。
在生产队里干活父亲总是时时事事起着带头作用，栽插时队长分配他耕田，收割时队长分配他筛大筛，这些活都是技术活，父亲一直默默无闻地干着，从不讲任何条件，不计较工分多少。
贫下中农选父亲当贫下中农协会小组长，他不知道这个小组长也是小官。他到大队里开会，一天的会议他只待了半天就回来了。别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眼下的活我不干谁干。
有一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天上下着瓢泼似的大雨，父亲起床穿衣要出门，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去检查水路。没多一会，我听到风雨声中父亲的喊声：“南塘涵子倒了，快起来堵涵洞啊！”
这撕心裂肺的叫喊从村南头喊到村北头，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父亲带着满身的泥水回来了。我问他堵上了没有，父亲说喊了十几个男劳动力给堵上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的一天下午两点另两分父亲走了，那一年他五十二岁，也是英年早逝。他虽然走得匆忙却很安详，没有太多的遗言，没有放不下的事情。
我退伍回到家休整了一个星期，便打扫除整理内务，清理书报什么的。不经意间我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一封信，这是一封未启封的信，邮戳的时间是一九七一年九月，来信地址是合肥大蜀山中学。
我犯了疑惑，我在合肥没有亲人朋友什么的，谁会寄信给我呢，可收信人就是我呀。我问妈妈这信是怎么回事，妈妈告诉我说：“在你参军后的第三年，有人从大队里带回来一封信交给了我，这个人说是寄给你的，我收下了夹在你的书里。”
妈妈的脸上有着一副很不在意的样子，她又笑着说道“都这么长时间了，还管什么信不信的，甩掉算了。”
我都被气恼火了，“妈妈，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呢。你去部队探亲，三弟也去过一次，我都回家两趟，你怎么就不拿出来呢。”我如是说，虽然很火但语气缓和。
妈妈不发火，可说的话却触动了我的神经：“这不就忘了嘛，能有多大的事，这写信的人是你什么人？特别要好的朋友？亲人？比妈妈还亲吗？”
我张口结舌，缓过神来又赶紧哄妈妈：“妈妈，瞧你说的，再亲的人也亲不过妈妈呀，妈妈是我最亲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