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事情还赶得及，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志摩留存的案件，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给徽因较好。因为好像有几种案件，不大适宜送徽因看。
1931年12月12日，沈从文关于徐志摩的一些事情，写信给胡适，谈自己对徐志摩日记的处理意见：
八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在你楼上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道，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轻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京看。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于给徽因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她，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
徐志摩的生命当中，有过三个女人：一个是因父母之命而娶的妻子张幼仪，另一个是曾经让他心动却终是不能如愿的林徽因，再一个是许多波折后终可以偕手同行的陆小曼。
徐志摩没有风流，他只是用诗人的浪漫和渴望完美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这是徐志摩回复恩师梁启超的信中的一句话。当时，他已经迷恋于陆小曼，只是世人似乎都不理解：十四岁就嫁给他、比他小四岁已为他有了孩子，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东吴大学教德语），品貌端庄，上海宝山县巨富张润之的女儿张幼仪，怎么就比不上已有丈夫比他小七岁，精通英文和法文，长得还算有灵气的画家陆小曼！
可惜，爱情只是自己心中的感受，与旁人的看法往往会大相径庭。在旁人的非议、反对声中，徐志摩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得到了心爱的人。
徐志摩的感受是对的，因为他确实幸福过；徐志摩的感受是错的，因为他终是又没了幸福。
沈从文因为那天胡适家楼上与徐志摩的谈话后了解到：“近两年来，他（徐志摩）特别爱说死，比上几年完全不同，家庭方面成为无乐趣的累赘，也是活得无趣味的理由之一种……”
理想与现实距离总是很大，爱情也离不开哲学中“凡事都会变”的规则，追求完美，又常为幻想激情燃烧着的天才诗人，碰壁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时为新月派女诗人的林徽因，16岁游历欧洲时在英伦结识留学生徐志摩。情窦初开的女孩，很快便为徐志摩的博识、风雅、英俊所吸引，尽管知道他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她还是与他热烈地相恋了。
然而，这位后来中国的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似乎很有理性、良心和道德，林徽因心中总是拂不去张幼仪的影子，经过痛苦的思索，她终于果断地放弃了自己深爱的志摩，含着泪，没敢去告别，悄然离去。
心爱的人走了，留给徐志摩的是无尽的遗憾和惆怅，他将这遗憾和惆怅化成诗句，留给了后人：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沈从文是通过徐志摩结识林徽因的。那时候，林徽因住在北京东城总布胡同，由于好客、才华、热情与善解人意，她家的客厅，始终云集着一批名流巨子，譬如朱光潜、梁宗岱、金岳霖、徐志摩等这样的社会学家、翻译家、哲学家及文坛巨星。大家聚集在这里，一杯清茶少许点心，谈哲学，说艺术，聊社会，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拘无束，非常开心。
久而久之，不知是谁给这客厅取了个名，叫“太太客厅”。这里，一直最活跃的人物当然还是林徽因。她为客人读诗，与友人辩论，双眸因为这样的精神会餐而闪闪发光。朋友成了林徽因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优秀也是因为他们的欣赏和激励而更加光彩夺目。
沈从文结识了林徽因后，就常常到“太太客厅”去，找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来，静静地听大家聊天，听林徽因读一首新诗。每一次离开时，他都会感到无比的温馨与满足。与徐志摩一样，林徽因对沈从文也很欣赏，除了喜欢他的作品，对他的经历和士兵生活也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想到往事，想到那些徐志摩在时的美好日子，那些由于徐志摩的原因而结识遇到的人事，引出沈从文对徐志摩更强烈的怀念之情。
这么好的一个人，上天怎么能这么就让他离去呢？他举头问苍天，又想到徐志摩的那位佳人。早在12月5日，他就给好友王际真写信说：
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札，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札，印出一部分，一面是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
在沈从文看来，不管别人认为陆小曼怎样，也不管陆小曼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她终是成了徐志摩的夫人，而且曾是徐志摩那样迷恋的人，仅这一点，就足够他尽全力地去关心去替她做些事情了。
当出版徐志摩部分信札一事终于有了着落时，可以算是沈从文自去年知道徐志摩去世后最快乐的一天，也就在这一天，他同时再遇到了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932年1月16日，陈翔鹤像是从天而降一般，突然出现在沈从文面前。
六年前，俩人在香山几天热聊之后，这位后来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专家从北大毕业后便辗转北方各地，教书育人，沈从文与这位老朋友天各一方，现在，总算是又见面了！
陈翔鹤之所以来青岛，是因为有人替他在青岛市立中学谋到了一份语文教师的工作。
从分手到现在，沈从文走完了他创作道路第一阶段的路程，从1924年12月22日在《晨报副刊》第306号上首次刊出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后一发而不可收，他以休芸芸、懋琳、小兵、漩若、甲辰、黑君、红黑旧人等二十来个笔名，先后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新月》《红黑》《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200多篇各种文体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分别结集为《鸭子》《蜜柑》《阿丽思中国游记》《入伍后》《雨后及其他》《山鬼》《龙朱》《旅店及其他》《十四夜间》《神巫之爱》《男子须知》《石子船》《沈从文甲集》等十多部著作出版。
沈从文这一阶段的作品，主要取材于两个方面：关于自己的乡土湘西生活的回忆与描摹与关于都市生活的见闻与感慨。
之所以产生写乡土回忆为题材的小说，是因为他刚从湘西边地来到古都北京时，城市里与乡村中迥然相异的人事，使他不能不去联想往昔经历中的见闻。两相对比，生命中的那些欢乐、痛苦，眼泪、鲜血，既平凡又离奇的往事，如高山流水般自然而然也涌到他的笔下。
一个静态的湘西边地，在他波澜不惊地描绘中，人物与风情犹如一幅幅缓缓展开的风俗画，让城里人看着欷歔感慨。
在关于都市生活的见闻与感慨中，他流露出缺少人间温暖的漂泊者的人生叹息，似乎很似郁达夫那种内心苦闷的抒写。这一点，与陈翔鹤的相近些。
陈翔鹤早在1923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茫然》就描述了一个痛苦懦弱的青年被无形地黑暗压制着，由于经济拮据，生活无着落，精神很是愁苦，对现实十分失望。他遭遇到的一切，都是他苦痛的触发点；他要反抗，却无路可走，只能寻求感官刺激，来片刻麻醉自己愁苦的灵魂。
在这篇小说中，夸大了的个人情绪将单个人的苦闷推延至整个人类，充斥着对人生、国民性甚至对全人类的抽象的批判，包含了“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的一些理性的批判精神、感伤的叙述基调、直白的自我表现等符号。
做了皇帝两千多年奴才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强调自我了，矫枉过正，从来都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陈翔鹤后来的系列小说都延续着《茫然》的风格，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些忧郁伤感而懦弱的青年，遭遇着痛苦而无力反抗，只不过具体的遭遇不尽相同。
《幸运》中的因生活无目的无希望而最终心力交瘁病入膏肓、绝望地将用所有积蓄买来的书全都撕掉；《断筝》中的虽然想过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却满怀着对父亲的愧疚，终日被无聊烦闷包围而陷入痛苦的内心挣扎中；《see》中的“愿做人世间一切道德礼法的叛徒，愿意毁灭、早死或夭亡，然而确不愿使我生活动摇，惶惶焉如无所主”，所以只能那样的苦闷着；《西风吹到了枕边》中的不满于包办婚姻却因自己的懦弱而只能认同命运的安排；《莹子》中的甚至在未来一代乃至几代人的身上都看不到美好生活的希望。
很明显，伤感是陈翔鹤小说的基调，文字中的忧郁气质，是由于放达背后的种种无奈，与沈从文都市生活题材中漂泊者的人生叹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一个人文学观的形成，往往来自于他的阅读。陈翔鹤在北大旁听时“通过英文阅读西方的文学作品”，如俄国、法国的小说，北欧的戏剧，英国的诗歌；屠格涅夫、契诃夫、乔治·桑、莫泊桑、海涅、霍普特曼、史特林贝尔格等等大师级的作品。正是这些，促使陈翔鹤形成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基本看法，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底色。
相比之下，多了另一方面生活的沈从文，经典作品或许没有陈翔鹤读得多，却多读了另一本“大书”。为此他坦言，自己“对于农民、手工艺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
陈翔鹤便也坦露胸怀：
到现在，还有一点热力在我胸中纠缠着，就是人类的情感和热情，除此一点，我觉得什么都是瓦砾粪灰。
“我只是想，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
听了沈从文这么说，陈翔鹤感慨道：“只是，人世什么都是凡庸，可嗤可弃，其余的，由一切中遗留下来的，可稍视为神秘可贵的——就只是‘情感’。”
“情感是可贵的，但人世间也不都是‘可嗤可弃’的东西，那些农民、手工艺人与兵士，就因为他们的正直诚实，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
陈翔鹤沉默了一会儿，没直接去说刚才的话题，而是感慨道：“我深深地感到，现在梦醒了的青年们，若要来探索真理，追求新的生活，结果都是无路可走也无力反抗，只能悒郁沉闷地陷入悲苦之中。”
在青岛的那个美丽的公园里，沈从文与陈翔鹤，一边走一边谈。很明显，他们之间也有分歧。
“五四”作家陈翔鹤与所有“五四”作家一样，在那个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刚刚离去，军阀轮流坐庄的年代中，大家都聚拢在“否定一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旗帜下，来“表现自我”“发挥个性”。
众多的作家，众多的文学社团，众多的问题和主义，在那样的乱世里活跃着争论着，造就出一个热闹纷呈色彩斑斓的文学时代。
到后来，当“个性解放”“自由独立”无法负担起深重的民族苦难时，这些曾经的关键词必然被新的时代话语所替代。“革命”“阶级”这些个更合适时代的关键词来到了中国文学中，并很快成为文学的主潮。
这些个沉重而又颇具杀气的字眼，似乎更能够解决那些为探索真理，追求新的生活，无路可走也无力反抗的问题。正因为这一点，陈翔鹤在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翔鹤加入了党组织，投身于革命，却不去创作，不像沈从文的另一位好朋友丁玲那样走“文学为革命”的道路，正是他与沈从文吻合的地方。他和沈从文一样，认为文学不该作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沈从文继尔颇有些自豪地说：“生命中的各种经验和形式，总是能吸引我好奇的目光，给我带来莫可名状的快活和感动。至于‘问题意识’，虽然会在我文章的字里行间泄露出来，但是这些形制也许较小的经营却寄托了题目很大的理想，这个题目就是‘人性’。”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重复着，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
很明显，如果一个政治家一个革命者这么说，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但作为一个作家说出这样的话，却正是他职业道德最好的表现。因为任何政治，在好的方面也只可能停留在信仰的层面上；而信仰，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只有科学，才因为没什么局限处于比信仰更高一级的层面上。
“我是坚持艺术至上的，在生活方面，我别无所图，无论私人生活是多么的辛苦颠连，困窘不幸，也只想在艺术的本身上，求得一点成绩。我觉得在社会中，只有艺术可以使‘生活’更为向上，更为高洁，并且保持一种庄严性。”
陈翔鹤终于忍不住搭腔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我原来与朋友办的杂志，之所以命名《沉钟》，体现的就是这种艺术态度。霍普德曼那个关于沉钟的故事，表达了我们编辑愿为艺术奉献一切的决心。”
“说说这个故事。”沈从文小孩般地央求道。
“‘沉钟’原是德国作家霍普德曼一个表现艺术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的象征剧的名字，我们借用来，以示艺术上要坚持到底的意思。艺术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不能调和的矛盾，艺术是至高无上的，社会现实则与文艺为敌，处处给文化艺术布置障碍。因此，从事文学工作，必须在生活上有所放弃，有所牺牲。”
听陈翔鹤讲了这些，沈从文想到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郭沫若，不由借题发挥议论起他的小说来：
“我认为，抛开文学的什么阶级不阶级不去谈，在人物事件展开与缩小的构成上，这位郭先生缺少必需的节制与注意。要想从他的作品中寻一个完美的篇章，不是杂记，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组织的故事，实成为一个奢侈的企图。论创作小说，郭沫若不如郁达夫、张资平两人，是三人中‘最坏的一个’，我认为，郭沫若的小说是失败了的。”
沈从文的这些言论此前已发表在1931年6月《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他再次跟陈翔鹤来说，只是出于对文学要为某一阶级服务表示不满。
“艺术是极高尚的事业，不应也不能作为谋生的手段。我从不敢将著作当做一种职业看，而且更决定，对于其他职业，无论有多么的艰难和苦心，也必须隐忍而且担当。”
从小生活一直比较优越的陈翔鹤坦坦然然地讲着自己的心里话，沈从文在一旁听着，脸儿有些发红。
他们似乎并不都是很吻合，但他俩都有很好的人品——善良而坦诚，都能与人为善，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完成了对自己文学观的执著坚守。
因为这些，他俩保持了终身的友谊。20年后，沈从文回忆在青岛与陈翔鹤相处的往事时说：
当时我俩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公园去会面，到池塘中间那个亭子里交谈起来，谈人生、谈文艺、谈个人遭遇，已经时间很晚了，有时到半夜，周围空寂有些令人恐怖，陈翔鹤不敢一人回校，每次都是我把他送回市立中学。
人生在世，真是会有许多极其美好事情，会拥有许多极其美好时光的，之所以能够，是因为有好朋友在成全。
一个人能有几个挚友，生活必然会鲜亮很多；如果又能有一个知心的爱人，生活该是多么温馨啊！
沈从文已经30岁了，他已拥有了好些朋友，可他的爱人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