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师，最大的福气莫过于遇到一位好校长，沈从文在青岛大学遇上了杨振声这样的好校长，又有一大堆性格观念相同相通的人，无论工作氛围还是朋友同事的关系，都非常不错，更何况这里还有极美的海水。这对于特别钟爱自然，善于感悟自然的沈从文来说，实在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似乎一切都是这么空前的美好，让人感到格外的舒心，沈从文更加思念自己心爱的人。早在他得知张兆和去见了胡适的情况之后，沈从文就立即给张兆和去信。他承认自己“顽固”，因此也尊重她的“顽固”；同时又说两个人都寸步不让，也不是坏事。时间悄悄地在忙碌中溜走，为了生活，沈从文的居住地在不断地变化着，他从上海到北京，尔后又来到青岛；然而，不变的是他对张兆和斩不断的思念，表现出来的便是一直地给张兆和写信。
1931年6月，沈从文从北平给她写信：
XX，我求你，以后许可我作我要作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让我有一种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这点点是你容易办到的。你莫想，每一次我说到‘我爱你’时你就觉得受窘，你也不用说‘我偏不爱你’，作为抗拒别人对你的倾心。你那打算是小孩子的打算，到事实上却毫无用处的……
信中，沈从文还因为丁玲最近在中国公学的一次演讲而向她提到丁玲：
听说X女士到过你们学校演讲，不知说了些什么话。我是同她顶熟的一个人，我想她一定同我初次上台差不多，除了红脸不会有更好的印象留给学生。
丁玲的这次演讲是在1931年5月28日，她和当时左联另一位作家韩侍桁，应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邀请前去。6月8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13期，发表了记者罗菲关于丁玲演讲的记录稿，沈从文就是从这里得知的。
对于丁玲四处去演讲，沈从文很是担忧——既为她本人的安全，也担心这样将来可能会累及邀请她的学生们。沈从文认为丁玲的长处并不适宜演讲，说丁玲“喜欢的是二三知己毫无拘束的谈天。一切应对皆浸透了亲昵与坦白，且许可随随便便的，继续不一地谈下去”。尽管如此，沈从文却又将心比心地认为，人们可以越过丁玲所不擅长的演讲形式的樊篱，从中看到丁玲富于感情的气质，从那些表达得并不流畅并不动人的话语里，体会到她所蕴藏的一颗“对于人类博宽容忍与爱好的心”。或许，丁玲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在5月底给沈从文的信中曾写道：
我这些日子东奔西走，忙于演讲，来听讲的照例总那么多人，话说完时还得被年轻大学生围着，询问这样那样。他们皆那么年轻诚实和谦虚，可是我却非常感到疲倦了，尤其是当我从台上走下来，离开那些大学生时，说不出的一种空虚压在心上。这样年轻人能从我这方面得到些什么呢？我又能给他们些什么呢？
只是，丁玲对自己的工作又说：“都说我可以同白薇一样，不妨教一点书。我明白这种事情在某种人来说算不得坏打算，但我却太不行了。我不教书！倘若我当真还应当放下这枝笔，转到一份新的生活里面去，对于我相宜的，恐怕不是过大学去教人，还是到下层社会里去得点教训。”
丁玲这里说的“到下层社会里去”，实际上指的是去苏区。她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后，便向组织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是搞创作的，只有到苏区去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作品。张闻天答应让她等消息，后来中央终是让她去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因为当时只有她是最适合做这份工作的人选。
对于沈从文说的这些，张兆和并不作回应，心里空落落的沈从文，又写信让朋友来与他分享恋爱还没有结果的滋味：
因为在上海我爱了一个女人，一个穿布衣、黑脸、平常的女人，但没有办好，我觉得生存没有味道。一面也还是自己根本就成为一种病态的心，所以即或不有这件事，我也仍然十分难过。
两年多的追求都没有结果，沈从文不断地寻找这其中的原因，最后把这失败归咎于自己的教育：
我近来常常想，我已经快三十了，人到三十虽是由身体成熟向人生事业开始迈步的日子，但我总觉得我所受的教育——一段长长的稀奇古怪的生活——把我教训得没有天才的“聪明”，却有天才的“古怪”，把我性格养成并不“伟大”，却是十分“孤独”，善变而多感，易兴奋也易于遗忘……
然而，就在沈从文万分难受时，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八日这天，他接到了张兆和寄来的一封信，一封确实有点厚度的信。
起码也有四五张纸，一定是倾吐了千言万语。难道铁树真真开花，难道我终于等到了春风化雨时！
颇有寄信经验的沈从文，拿着信匆匆地赶回家，一边欣喜若狂地遐想着。沈从文估计得很对，信封里确实有五张写满了的信纸，但不是写给他的“信”，而是一篇小说。能称之为“信”的，只是这篇小说顶头上的一句话：“寄来篇习作，若能看得下去的话，麻烦给改一改。”沈从文愣了一下，立刻就欢天喜地起来。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能看到三三亲笔给我写的字了，而且一下子就能看到五页纸的。快乐的沈从文，真想挥舞着这封“信”，满学校地跑一遭，去告诉所有的人。但他终是一动不动，眼圈红红的，轻轻地吻着顶头上的那一句话。“解冻一旦开始，再大的冰山也会融化！”
沈从文安慰自己，擦去涌出来的泪花，开始认真地读着张兆和的习作。他刚看了两行字，便积习地拿起笔来，开始修改，完了工工整整地重抄一篇，将篇名改为《玲玲》，署名黑君，发表在《文艺月刊》第3卷第5、6号合刊上。在文章的最后，他清楚地注明：“改三三稿”。七月，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又给他回了封信，感谢他修改自己的文章并予以发表，说经他改过的文章较前好了许多。于是，他来了自信和勇气，去信说要去苏州张兆和家拜访。
脚长在你身下，像你这样“顽固”的人，要往哪里去，谁拦得住啊！
读到张兆和这样的话，沈从文热血沸腾起来：冰山终于开始融化，感谢苍天，感谢大地，感谢她的善良，感谢我一直地追求！沈从文在屋里跪下，泪流满面地唠叨着。学校刚一放假，他便赶到上海。原本在青岛时，他曾那样地急不可待，恨不得马上就见到“心爱的三三”。现在，离她已经很近了，却突然又惴惴不安起来。他犹豫不决，终是没有马上揭开这个谜底，而是先去看望丁玲。刚接任《北斗》的主编时，因当时国民党查得太紧，上级指示把刊办得要“灰色”一些，丁玲全身心地投入党交办的工作，她想到了沈从文。沈从文在当时的文坛上的名气并不是丁玲想到他的主要原因，沈从文跟很多政治色彩不太明显的作家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这才是办《北斗》的方针所需要利用的。于是，根据组织的意见，6月23日，丁玲给沈从文写出一封恳切的求援信：
现在有个新的小书店，请我替他们编一个杂志，我颇想试试。不过稿费太少，元半千字，但他们答应销到五千时可以加到二元或二元半，因此起始非得几个老手撑台不可。我意思这杂志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而且得几位女作家合作则更好。冰心，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淦女士等，都请你转请，望他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这杂志全由我一人负责，我不许它受任何方面牵制，但朋友的意见我当极力采纳。希望你好好的帮我的忙，具体的替我计划，替我写稿，拉稿，逼稿。我们自己来总比别人的好一点方好，你说是不是！
丁玲显然并没有跟老朋友完全说实话，但这是“政治”的需要，有信仰的人，为了政治集团的利益，几句不诚实的话，当然是必须的。只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很英明的政治，对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也还是颇有杀伤力的。
坐庄的人全靠我自己（我愿将全力放在这上面）和你。
想多找些老文人的文章，尤其想多推出几个好点的女作家，如上述的几个，还有沉樱也很好……第一期，一定希望冰心或其他一人有文章登载。你最好快点替我进行，过几天便可登一预告，说是：“丁玲主编的杂志，已有了这些已成名的有地位的女作家来合作”。这真是动人的新闻。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同意。事情还刚刚开始，一切计划皆不落实，你可多多为我想一想。
沈从文看了信后，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他为丁玲有了充实的生活而高兴，他要竭尽全力来支持她，成全她。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请求后，沈从文忙着找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还给政治大学的凌叔华写信，扔下自己要做的事，四处为丁玲约稿。尽管丁玲告诉他是一个小书店办的一个杂志，他却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丁玲正热心于左翼文学，他很清楚，因此在老朋友面前他坦率地表明态度：
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两者皆尊敬文学，同时把文学也俨然近于溺爱的来看待。文学“是什么”，虽各有解释，但文学究竟“能什么”，却胡涂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作志士，对于文学则惟只知它的产生，与产生技术，以及产生以后对于它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实分量同价值，不许它把价钱开得太大，也就是不许人对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础皆固定在我知识上，而不在权威或时髦理论上。目前大家所争持的似乎同我毫无关系。他们既称为作家，我想想，假若我无法参加这一切理论的检讨时，是不是还宜于来接近文学事业，真成为问题了。
绅士骂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战者一种永不厌嫌的副题，我觉得真不必需！其实两者正差不多，就因为两者还是人，坏的一样的坏，懒的一样的懒，至于好的，也还是一样的好。造谣谩骂对于根本问题有什么益处……一些无用的人，即或从小到大吃长斋，生来既无补于佛教的兴衰，死后也不会成佛。有些人毫无一个君子的品德，他却可以做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类的事业来。有气魄的人沉默，比小小东西呐喊还动人的多了。你不觉得吗？为了社会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欢迎小丑，我想离开这分生活，过几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帮我们把社会习气修正了一些。
丁玲看了他的信，说：“不要发牢骚，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来吧。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绩来修正一切上海习气的一个刊物！为什么不赶快把文章寄来？”“自从九九（九妹）走了后，我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要人爱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几个那么熟悉，那么不拘束，那么可以发点小脾气的朋友实在太难了。”两个老朋友，虽然已走上了各不相同的路上去，思想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但那酿造了很久的友谊，却仍然散发出醇醇的香味。有沈从文出面，一些文坛名家都先后送来了新作。冰心回忆，当年是沈从文前来找她，把丁玲的请求转告她，还留下丁玲的地址，让她直接把文稿寄往上海。七月底，冰心便写出一首诗《我劝你》：
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
虽然我晓得
只有女人的话
你不爱听
……
你莫相信诗人的话语
他洒下漫天的花雨
……
沈从文后来说，这首诗是冰心送给另一位女诗人的，是“用一种说教方式告给她不宜同另一男诗人继续一种友谊”。事实上，这是冰心在劝诫林徽因不要继续与徐志摩交往。为此，沈从文在徐志摩去世前不久给他的信中才有这样的话：
我这里留到有一份礼物：“教婆”（冰心）诗的原稿、丁玲对那诗的见解、你的一封信，以及我的一点点记录。等你五十岁时，好好地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
《我劝你》寄给丁玲后，成为《北斗》创刊号的重头之作。
在沈从文的倾心帮助下，丁玲主编的《北斗》第一期终于在1931年9月20日与读者见面。因沈从文的关系，这期创刊专号上有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等人的文章。在丁玲看来，“我自己觉得这里是很有几篇可看的东西。”
她在编后记中如是说，在此之前还给沈从文写了一封充满感激和自信的信：
看见她们一些奶奶们都将要为我们这个杂志而重新提起创作的趣味，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事。她们或许要更来认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们有了一点可贵的成绩，我觉得这也还是我们的成绩呢，所以我很快活。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你说“我担心你在绅士方面的成功，将使你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一句相当的话可以表示我感谢你的意思。你说的是。不过，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成功的，我正惭愧在这方面的小小成功！
丁玲主办的《北斗》开始时得到了来自左联常委的肯定，认为《北斗》的作者阵容和《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等刊物比，虽然“灰色”了一些，无论沈从文、徐志摩，还是冰心，都曾是左翼文艺曾经激烈批评过的人，如今他们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左联机关刊物上，对扩大左翼文艺的影响，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然而，对于丁玲如此大肆集中发表左翼文艺所批评的作家的作品，终于有人前来加以指责了。一个曾任左联党团成员名叫耶林的人，以“读者之一”的笔名来信批评一、二期中的小说：
描写技术上固然获得了较满意的成功，具体意识则不免颇多不正确的倾向……有几篇的取材对象，更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性。
“读者之一”几乎对每篇小说都作了分析，逐一加以批评。可怕的是，这些批评并非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北斗》上对“灰色”作家的批评，很快就多起来。瞿秋白的杂文《老虎皮》，借冰心的小说而展开议论，贬斥说：“冰心那种自由主义的伤感口气，证明她自己也只是一个市侩。”
紧接着，时任左联负责人的钱杏邨，对左联以外的作家作出更严厉而普遍的批评，其中自然包括沈从文，以及他为丁玲所联系的那些作家。钱杏邨似乎是以一种权威者的口吻，振振有词地说：
既成作家中，除已经论及的外，没有什么新的开展。在惨死的诗人徐志摩所领导的“新月诗人”的一群中，虽产生了一个陈梦家，但《雁子》（梦家的诗）和《雁儿们》（志摩的诗）原是一样的货色，青出于蓝而不胜于蓝；徐志摩的《猛虎集》除假借了哈代的一个雄壮的诗题外，是没有新的特色。冰心只印了一个回忆《南归》，依旧在那里发展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他们在努力地创作传记文学，但胡适的《四十自述》，并没有展开什么成就和特点。巴金虽写作甚多（如《死去了的太阳》《激流》《雾》及其他短篇），老舍虽发表了《小坡的生日》，可并无新意……
无论从已有的成绩，还是从以后的创作看，丁玲无疑是一个颇懂文章，而且绝对是个文学天才级的人物，她在此时之前给沈从文的信中所呈现的感情，表示对冰心等人作品的喜爱，是她对文学特殊的敏感和爱的真实表达。毫无疑问，丁玲比她当时的那个领导要更懂文学，更清楚这些作品的水平和价值。然而，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她的领导提出了那样的看法。感情丰富的丁玲为难了！她开始在革命与文学，事业与友谊，集体与个人之间，回旋着徜徉着，一面要服从组织的意志，服从革命的需要，一面又私下里通信作一些无用的解释。她只不过仍然想保留一点个人特点，这正是丁玲的性格魅力。作为丁玲的挚友，沈从文看出了这一点，或者说是感受了这一点。尽管以后几期的《北斗》面貌与他的见解相去越来越远，却并不影响他对丁玲所作的努力的肯定：
然刊物虽极难得到使编者满意的稿件，出路又窄，但刊物给人的印象，却为历来左翼文学刊物中最好的一种。尤其是丁玲自己，对于这刊物的支持，谨慎的集稿编排，努力与耐烦处，皆留给一般人一个最好的印象。
就在沈从文的这么一种看法中，《北斗》从第三期开始，逐渐地“红”起来，当这年轻刊物的红光终于让国民党当局感到稍微有些刺眼时，就被毫不留情地查禁了。
这事发生在1932年7月20日，《北斗》刚出版到第二卷三～四合期。
曾给丁玲带来莫大希望和工作热情的《北斗》，历时刚刚十个月就被国民党扼杀了，丁玲和沈从文都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俩生命中最后一次的合作。
1932年夏天，当浑身是汗的沈从文终于找到丁玲的住处时，来给他开门的，竟然是一个有些腼腆的青年男子。丁玲不在，沈从文留下自己在上海投宿的地址。几年后，沈从文在《记丁玲女士》中记述了这一次见面：
穿一件白纱反领短袖衬衫，身个子不高不矮，肩膊宽宽的，手臂短而结实。这人既衣履整洁，脸儿又白白的，一眼望去，还以为是一个洋行中的写字先生与售货员。从身材上与眉眼间看去，不必开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贯不出福建广东。我把我的名字告了他以后，他便显得十分高兴，问了我一些青岛方面的话。当我同他谈话时，一面我就思索，我在什么地方或者会见过他……是的，我一定记错了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原因，一见了他我就有点疑心。仿佛这人脸就白得使人惑疑。
原来，就在丁玲从湖南刚回到上海不久，五月的一天，有个叫艾格纳丝·史沫特莱的外国女记者要报导左联五烈士的情况，她来采访丁玲时，带来位叫冯达的翻译，采访了一次，又采访了第二次，冯达都跟着前来。就这样，冯达与丁玲相识了。
这个小丁玲两岁，生性软弱胆小而又谨慎年轻人，有着很强的崇拜名人情结，他通过做翻译见到丁玲这位文坛名人，立刻非常崇拜，并在交往中表露无遗。一种充满敬意的爱，对心性很高的丁玲，此刻无疑是颇相适宜的。冯达对她充满敬意的目光，常常会使她很感动。在以后的交往中，他总是极有耐心地给她讲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陪她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还给她做饭，然后在她要工作的时候悄悄离去。丁玲终于被感动了，留下他，俩人同居了。见过冯达的第二天，丁玲带着冯达来到沈从文住处。当穿一件淡蓝色薄洋纱长袍，着一双黄色方头皮鞋，比一年前胖了许多的丁玲出现在眼前时，沈从文几乎不能相信这就是丁玲。
若非事先预约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这人在大街上粗粗的一眼瞥过，我是不会认识了的。
两人谈了许多，冯达显然是一个主要话题，听到了丁玲的这段爱情故事，沈从文有些担心地问丁玲：“俩人生活怎么样，是不是还好？”“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又不是年轻小孩子。一切都平平常常，住在那里也同公寓一样，白天各人有各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沈从文听了，去看一眼正忙着沏茶摆水果的冯达，忧虑地说：“一个小白脸，小心他会害了你。”沈从文当时只说了前半句，后半句是在心里说的。后来，丁玲回忆与冯达的事说：
我这时的生活实在狼狈。关心我的左联的朋友们有人认为在如此处境下，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不是长久之计。但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我相信不会有谁能像也频那样的纯朴热情。因此我只愿一心写作，或做一点工作，不愿用什么爱情来分占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有时我甚至以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也频的影子老在我心里。
基于这样一种心情，当听了沈从文那前半句后，丁玲已经猜到了后半句，她很不以为然地笑了，因为她相信冯达是真心爱她的。然而，对这事，沈从文还是以自己的理解来看待冯达的，他把冯达归于带有女性特点的男人，非常准确地评价说：
那翻译恰好是有着一个女性型范的青年。脸色白皙，衣帽整洁，缺少广东人的火气，却不缺少受过相当绅士教育的谨饬。躯干适中，不爱放口说谈，办事时见得大有条理，爱人时则显得忠厚无二。这种人若还有可以称为特别长处的地方，即是为人“稳重可靠”。这分长处若用在生活事业上，可以“办事”而不能“创业”。这分长处若用在爱情上，则可以称为“一个妇人合用的丈夫”，而不适宜于做“一个女孩子的情人”。
基于这样的考虑，对丁玲与冯达的同居，沈从文觉得自然，认为冯达虽然没有胡也频的那种热，却能够给予丁玲生活所需要的温存。只是，一个性格软弱胆小的人，在充满血腥，你死我活，随时都有危险的革命斗争中，要想不害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