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昨日还鲜活的朋友就这么去了，是被刽子手杀死的，沈从文从湖南回来，仍在悲痛与激奋中，久久不能平静，他在窗前坐下来，给王际真写信：
到湖南送胡也频孤儿回家去，交给那个外祖母，还设了若干谎，证明人并无危险。路上我们走了二十天，经过杀烧过的长沙，街上全是兵，乡下全是匪，两不相妨，奇奇怪怪，走路的人还是很多，因为这些事好像同百姓还是无关，虽然两边都说为的是“民众”，各尽量杀人，各尽量捐钱勒税。
从文
四月十三日
他把信封好，立刻上街去邮局，发了信，心里空荡荡的，不由得又去到徐志摩的家，碰巧徐志摩正在上海。“我真不如也频，他是一个时时充满自信心的强者，相比之下，我真是太软弱了。”沈从文讲了这次送丁玲回湖南的情况后，真切而又坦诚地说。
徐志摩沉默了一会儿，问他：“武大的工作，你就这么放弃了？”“时间来不赢，我不能为了那份工作不顾朋友。丁玲孤儿寡母的，背负太大的悲哀，太难为她了。”“工作没了，现在准备做些什么呢？”“南京《创作月刊》邀我去做编辑，这几天我都在想这个事，我想将它办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刊物。”
当时对新文学发展历史兴趣正浓的沈从文，给徐志摩讲了自己的打算：决定在刊物上“让读者从过去的发展上，认明白中国文学的将来，宜如何去发展”。为此，他计划一年内在刊物上发表十二篇文学批评文章，每期讨论一个问题。
这样一来，一面可作左翼文学理论者一点事实上参考，一面也就正面的指示出所谓“英国绅士的幽默”，“本国土产的谐谑”，“小报式的造谣”，“黑幕大观式之说谎”，“挣撕揉扯旁人理论而来的大众文学主张”，“受官方豢养而来的三民主义文学”，如何不适宜于存在，以及一切流行趣味风气，如何妨害到有价值的作品产生。
然而，世事总难尽如人意，就在沈从文从徐志摩家回来的第二天，办刊的事情有了变化，主办方并不同意沈从文的方针。既然如此，沈从文只好选择放弃。当他第二次再去看望徐志摩时告诉他说：
“我专心写作也能养活自己。只是，总静不下心来，一提起笔，就会想起也频。”“看来即便是政见不同，也并不能影响善良人的情感。”“我不懂什么政见，也不需要。只是感到自己越来越敬佩他，亲近他，想着他，这种感情比他活着时更强烈。”“既然如此，你跟我到北京去一趟吧，你去以前胡也频住过的地方看看，想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
丁玲回到上海，被组织上安排主编左翼文学刊物《北斗》，沈从文安置好九妹，去杂志社跟丁玲辞行，然后随徐志摩一道飞往是北京。
故地重游，沈从文重温了昔日他和胡也频、丁玲相识相聚并结成友谊的地方，感慨万千中写下了缅怀好友的纪实散文——《记胡也频》。
在实际生活中，沈从文并不认同胡也频的政治见解，但在作品里，他对胡也频的性格却表现出足够的敬意，活泼而生动的文字中，流露出由衷的赞美。对遇害的朋友，他怀着深厚的感情，甚至在《记胡也频》中把自己与胡也频进行比较，感叹自己性格的弱点，高声赞美胡也频是一个时时充满自信心的强者：
至于那个海军学生却与我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用“刚愎”或“固执”作为性格的解释，都不至于相失太远。但这性格显然是一个男子必需的性格，在爱情上或事业上，都依赖到这一性格，才能有惊人特出的奇景。这种性格在这个海军学生一方面，因为它的存在，到后坚固了他生活的方向。虽恰恰因为近于正面凝视到人生，于是受了这个时代猛力的一击，生命于创作，同时结束到一个怵目的情境里，然而敢于正视生活的雄心，这男性的强悍处，却正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
《记胡也频》写完后，沈从文感到意犹未尽，又补加了一个“附志”，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以深沉的哀痛和激愤，抒发他对胡也频被残酷杀害的感慨。
总而言之，到这个时节，他是用不着别人来想象他的如何存在，关心到他的本身了。但一个活人，他倘若愿意活下去，倘若还能活下去，他应当想到的，是这个人怎么样尽力来活，又为了些什么因缘而死的。他想到那些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他一定明白“镇定”是我们目下还要活着的人一种能力，这能力若缺少时，却必需学习得到的。
一个人他生来若并不觉得他是为一己而存在，他认真的生活过来，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结束。一个理想的损失，在那方面失去了，还适宜于在这方面重新生长，儿女的感情不应当存于友朋之间，因为记念死者并不是一点眼泪。
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
善良而一身正气勇敢的沈从文，尽管与左翼文艺主张有隔阂，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国民党残杀手段的不满，不影响他在当时国民党的文化高压政策下发出正义的呼声，写文来悼念自己的友人——一位中共党员、革命志士。
本来，沈从文的《记胡也频》一直写到胡也频被捕被害，但1931年10月4日开始在上海《时报》连载时，却被当局删去了许多，结尾只留下胡也频被捕当天，到沈从文处请他写挽联的事情。全文总计约四万字，最初发表时的题目为《诗人和小说家》，连载至第十一次（10月15日）时才改为《记胡也频》，一直连载三十四次才结束，最后的一句，正好是写丁玲：
那种镇定，在2月9日，我们从南京方面朋友左恭家里赶回来，10号得到一个消息时，还依然保留在孩子母亲的脸上。
沈从文将写成了《记胡也频》的事讲给徐志摩听时，徐志摩并不言语，停了一会儿才转了话题说：“我看你还是找份教学的工作，这样收入稳定，也不至影响写作。”“只是，武大恐怕是回不去了。”“武大回不去，还有别的学校，譬如青岛大学。”原来，1928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的杨振声，刚在俩月前到国立青岛大学去做校长。杨振声在美国虽然学的是心理学专业，可是他在北大读书时就加入了新潮社，与徐志摩、胡适关系都很密切。在胡适的鼓励和指导下，杨振声还出版了获得较大成功中篇小说《玉君》，他比胡适虽然大一岁，但作为学生，他对胡适一直非常敬重。胡适对他也很是提携，杨振声1930年底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就是胡适向当时北大校长蒋梦麟推荐的。
能到青岛大学去教书，沈从文自然高兴，便与徐志摩一道去找胡适。
听徐志摩讲明来意，胡适爽快地答应了，并立即给杨振声打电话。沈从文去青岛大学教书一事很快落实下来，胡适为沈从文高兴，要给他庆祝，特留下他和徐志摩一道吃晚饭。趁着晚饭还没开始，徐志摩与沈从文在胡适家的楼上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生性坦荡的徐志摩，早把沈从文当成了最知心的朋友，这次他不但与沈从文谈了自己的家庭、童年往事，还谈了时下里家庭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你今后如果有了灵感时，可以把我的事写成小说。”徐志摩认真地说，沈从文也非常认真地回答：“到真正动笔时，我可能还有许多事情要向你请教。”
他俩做梦也想不到，这次长谈，竟然是诀别！青岛大学9月开学，沈从文9月带着九妹来到青大，担任国文系讲师，主讲《小说史》和《散文写作》；九妹仍然插班借读，继续学习法语。后来的事实证明：法语和英语的学习生涯，并没有让九妹掌握这两门语言，却培养了她高傲的心性。沈从文与九妹住进学校为他提供的福山路3号，这里离海滨浴场仅一箭之遥，风景异常优美。他这时的月薪有百元，又有那么多心性相通的朋友，而立之年的沈从文，北漂快十年了，他第一次过得这么快乐开心。
已经是享誉南北大都市的著名小说家，又是三度登上大学讲台，沈从文早已适应了大学工作，有了足够的自信。面对慕名而来的学生，沈从文应付自如，课讲得十分生动。
可能是气候的关系。在青岛时觉得身体特别好，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写作情绪特别旺盛。我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在青岛写成或在青岛构思的。
除了教学写作，沈从文思念朋友师长，不断地给他们写信。1931年11月13日，当他得知胡适写信给宋子文，主张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时，担心胡适入国民党的毂中，于是给徐志摩写信，说：
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应当来领导一个同国民党那种政策相反的主张，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许多对政府行为主张惑疑的人，在某一情形下，都可以成为他的小兵，若他作了什么财委会的事情，有许多人是很失望的。
除了对胡适的担心，在信中沈从文还请徐志摩设法帮方令孺找点工作。这位曾与林徽因齐名的“新月派”中仅有的两位女诗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浙江省文联主席，当时是青岛大学讲师，因为一些个人原因离开青岛要到北京去发展。
在信中，沈从文还向徐志摩谈了自己的创作打算：
预备两个月写一个短篇，预备一年中写六个，照顾你的山友、通伯先生、浩文诗人几个熟人所鼓励的方向，写苗公苗婆恋爱、流泪、唱歌、杀人的故事。
在这封之前还写道：我这里留到一份礼物……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的印成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
1931年11月21日下午，沈从文与青岛大学中文系的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几位学人，正在校长杨振声黄县路一座二层小楼里，一边吃茶一边闲聊，突然得到北京来的一份电报：19日志摩乘飞机于济南附近遇难……
一时间，如有一枚炸弹突然在众人间炸开，大家都惊愕万分。沈从文显然是被炸得最厉害的，他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目瞪口呆了好久，才一抹眼泪说：“我要搭夜车到济南去一趟，拜托大家替我向杨校长说一声。”沈从文心急火燎地赶到火车站时，只买得一张三等车厢票。火车哐当哐当地向前行驶，窗外一片漆黑，整整一夜，沈从文一直大睁着双眼，向黑暗的远方张望。好人，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就会这么早逝呢！他心里一直在嘀咕这句话，眼泪不断地流出来。徐志摩是19日乘飞机在济南附近不幸遇难的，沈从文连夜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他伏在徐志摩的遗骸上，悲恸地失声痛哭。
一代天才诗人，就这么化鹤归去。他只活了33岁，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就这么去了。对于他的离去，朋友们无不陷入了悲痛之中。徐志摩是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遇难的。失事的飞机，叫“济南号”。蔡元培为他写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这年底的《新月》“志摩纪念专号”，刊出许多朋友对徐志摩怀念的文章，算是永久的告别。
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欢喜不置，他从不谈文学，谈的都是吃、穿、头发、玩……他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版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民国著名的外交家，曾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任教十多年的叶公超，想起了志摩生前闪烁的眼睛，嘴唇两端的曲线，稍微前倾的头部，想起他的灵敏和同情的幽默，万分留恋地说了许多，最后感叹道：“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梁实秋也说：以他的一生所见，再没有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喜欢”，新月派每次聚会，每逢徐志摩迟到时，总是“举座奄奄无生气，他一赶到，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一把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至不济也要在这个的肩上拍一下，那一个的脸上摸一把，不是腋下夹着一卷有趣的书报，便是袋里藏着一卷有趣的信札，传示四座，弄得大家都欢喜不置”。
梁实秋甚至用当年普鲁士皇帝赞美歌德的话称赞徐志摩：“这才是一个人！”然而，在这世界上，因徐志摩的离世伤感最多最深、至死不能忘怀的人，还是沈从文！11月24日，沈从文致信胡适，建议道：一、购买徐志摩乘坐的失事飞机以留纪念；二、定下一个日子，在上海、南京、济南、青岛、北平、武昌各处地方，分地同时举行一个徐志摩的追悼会。同时，沈从文还写下了《死了一个坦白的人》《他》两首诗，来悼念亡友。三年后，沈从文再写出《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一文，追念徐志摩人格方面的光彩：
但如他那种潇洒与宽容，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以及对于普通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人格方面美丽放光处，他既然有许多朋友爱他崇敬他，这些人一定会把那种美丽人格移殖到本人行为上来。
之后，沈从文又写了《论志摩的诗》《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以给学生讲课的方式，记忆和怀念徐志摩。沈从文激赏徐志摩的人品和文品，赞誉徐志摩有诗人的“赤子之心”。在文学鉴赏中，他将徐志摩的诗文置于比较思维中予以印象品评和整体把握，彰显其“流动美”的艺术特质。对于徐志摩的诗文，沈从文多采用直觉感悟和整体把握的阅读方式，寻找美的感悟和人文追求。沈从文对徐志摩的记忆和怀念，一直伴随他终身。1980年，他去美国讲学时，特意去拜访了当年徐志摩介绍给他的朋友王际真。在王际真家里，他看到了自己当时向王际真报告徐志摩遇难的一封信，勾起无尽的思念和感慨，回国后，79岁的沈从文挥笔写下《友情》一文，表达自己对徐志摩的怀念之情：
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五十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
回忆当年的情景时，沈从文写道：
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停灵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沙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齐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三五人在棺边周旋。
志摩先生已换上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遗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淳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忌”，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三十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
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檐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
说到他们之间的友谊，他写道：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没有徐志摩的欣赏和提携，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也许会是另一番模样，但后来的读者，最终从他们相交之间读到的不仅是一个天才诗人的无私的提携，还有一个天才作家的巨大成就，一幅人世间长久不忘，透出天韵般温馨的文人之间友情画卷。
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五十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淳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映。
一生都十分珍惜朋友之间的情谊的沈从文，在文章最后颇有感触地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