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离开香山慈幼院，回到与胡也频丁玲他们一起住的汉园公寓里，开始了他靠卖文维持生计的写作生涯，中国的“第一个职业作家”由此诞生。
我要证明：一个人为了信仰和希望，一定能活得更好！沈从文这样对自己说。
1926年这段时间，北京正处于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时期。反军阀政府的各种政治力量相互间的矛盾极为激烈，他们全部都高喊着统一的“革命”口号，进行着争权夺利的活动，个个表面都很庄严，实际上许多都十分猥琐。面对种种“革命”，沈从文开始迷茫，而后产生了一种警觉。
我绝不卷入这些虚假而自私的政治斗争！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恐怕会白来北京一趟，将自己一直在极力追求的“独立”人格丢失。沈从文在心里告诫自己：我还是沉默地努力追求自己的“文学创作”吧！只有引导人向善，社会才会变得好一些。
这么想着，沈从文开始拒绝参加任何学生集团和派别，固执反感种种扑朔迷离的政治斗争，他甚至大声地为自己的拒绝辩解说：“我并不是为了吃饭和做事来北京的！”
当郭沫若正在急于“转向革命文艺知识分子的新角色”时，另一位革命者成仿吾与他产生了共鸣。成仿吾在他著名的文章《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说：
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指知识分子）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文学）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
对于这些口号式的提法，沈从文似乎不能理解，又由于徐志摩的极力引荐，他频频地参加了北京的各种诗歌朗诵会和文艺活动，结识了大量的当地名人，诸如胡适、陈西滢等社会名流和朱湘、刘梦苇、饶孟侃等抒情诗人。这些人，虽然都有自己的信仰，都为即将开始的“北伐”而欢欣鼓舞，在自己的创作中却更喜欢保持一种非政治的立场。把独立看成是生命存在之首的沈从文，自然而然地接受（或者说他本来就拥有）了这样的观点。
既然决定了靠卖文维持生计，便什么也不用去想，拼命写作才是正途。沈从文抱了这样的想法，在汉园公寓里拼命写作，一鼓作气完成了长篇叙事诗《曙》之后，又想起了他来北京之前的那位朋友，那位因和一位朋友争气，拟泅过宽约半里的新涨河水中，为岸边旋涡卷沉淹毙的朋友陆弢。
沈从文想起了与陆弢在一起的快乐，想起了那次不幸的竞赛。人真是太脆弱了，随便因为一点意外，就可能失去生命。然而，一个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人，尽管没了生命，他还是在活人的心里。有了这样的理解，沈从文开始写《忆陆弢》：
河岸上掠水送过来的微风，已有了点凉意。白日的炎威，看看又同太阳一齐跑到天末去了。
开场白写了之后，接着写：
掌舵老板……这时正作鼓振金的一心一意管照着船，挽起袖子，雄颈鼓眼的用那两只满长着黄毛的手杆擒住了柁把，用尽全身吮奶的力气来左右为浪推着不服贴的柁。这生活可不是好玩的事哟！假使一个不留神，訇的一下撞了石头就会全船连人带物的倒下水……
文中，他用了“雄颈鼓眼”这几个字。这是镇竿的土语，是指一个人精神抖擞的样子。可就用精神抖擞吧，似乎没了这“雄颈鼓眼”形象，但就这么用土语，别人能懂吗？这念头在脑海里闪过，沈从文不由得摇了摇头。
虽然不那么满意，文章还得写下去：
岸上十多个水手，伏在地上，像蚂蚁子慢慢的爬着。手上抓着河岸上那些竹马鞭，或者但抓着些小草，慢而又慢的拖拉那只正在滩口上斗着水这边摆那边摆的货船，口中为调节动作一致的原故，不住的……下面该写声音了，他想了一会儿，接着写：
咦……唻……耶……嚎……
沈从文正这么想着时，听见有人敲门。
他放下笔，走过去把门打开。进来的竟然是多日不见的董秋斯，他还带了朋友张采真。董秋斯和张采真是燕京大学同学，董秋斯主修哲学，张采真主修西洋文学。俩人现在都毕业了，马上要走向自己的工作，特来向沈从文告辞。“如今，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这是一场使我中华统一的战争，我要去参加。”董秋斯有些兴奋地说。“你也去吗？”沈从文问张采真。
“他已经应聘到北京私立孔德中学担任国文教师了。”董秋斯替朋友回答。“你们，真好！”沈从文羡慕地说。“你也不赖，现在已经是个誉满京城的作家了。”董秋斯真诚地说：“再加把劲，一定可以誉满中国。”“可是，我真想读书。”“还想读书啊！”“其实一直都在想，现在是太想了。”
沈从文说着把刚才写作中对自己的不满意说了一遍，董秋斯听了说：“若是这样，这事还是很容易的。”“容易吗？”“当然容易，你去考就行了。”“可是，我能考上吗？”“让我来替你安排吧。”
第二天，沈从文听从董秋斯的安排来到燕京大学。一个高大个子的男人正审视地看着他，沈从文正纳闷，董秋斯过来指指高大个子的男人给沈从文介绍说：“从文，这是我们中文系的杨振声杨教授。”
“杨教授，您好！”“你就是沈从文？”沈从文憨憨地笑着，用力地点点头。“不错，我看过你的不少文章，写得很漂亮。”
杨振声1890年出生于山东蓬莱水城村，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1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获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投身教育事业。此时的杨振声，不仅在教育事业上颇有建树，还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他后来的一生中，著述颇丰，被鲁迅称为是“极能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并将他的作品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流派“新潮派”小说代表作选入《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
在杨振声的帮助下，沈从文在1926年9月20日这天参加了燕京大学特二年制国文班入学考试，在口试历史、哲学、文学时，沈从文竟然一问三不知，杨振声只好笑着让人将两元报名费退还给沈从文。
就在沈从文第二次考大学失败不久，10月2日这天，他突然收到徐志摩的一封请帖。打开一看，不由得欣喜万分，考试的失意沮丧全都消弭殆尽，一整天都在为徐志摩高兴。
第二天大清早，沈从文带了自己精心挑选的十一支红玫瑰，满脸喜色地赶到北京北海公园图书馆礼堂。这天是1926年8月14日，也就是农历7月7日，传说中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是风流才子天才诗人徐志摩与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大婚的大喜日子。
梁启超证婚，胡适主持，参加者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文艺界的，艺术界的，学术界的，真是一场具有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徐志摩先生的婚礼，就该这样啊！沈从文在心里祝贺着，站在礼堂最偏僻的一角。
相比于一个个衣着光鲜的客人，沈从文算是最寒碜的。更让人寒碜的是，在这样的场合中，面对这些响当当的人物，沈从文似乎很难与谁谈得上话。
沈从文虽然站在偏僻里，却还是被徐志摩发现了，便远远地向他招手。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文学新星。”当沈从文怯怯然来到徐志摩身边时，徐志摩把他介绍给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革命的风云人物，胡适当时实际上代表着现代中国留学欧美的知识界精英群体的一种力量，是存在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然的精神领袖。沈从文对他早已是如雷贯耳，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心里自然非常高兴。
胡适的目光从镜片后透出来，温和地望着沈从文，仿佛要把他看透似的。沈从文有些害羞地望着胡适——宽阔的前额，线条流畅的下巴，这样的人往往充满智慧而又非常善良。沈从文心里这么想着，见胡适对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他慌忙对着胡适连连点头。
胡适见了，灿烂地笑起来。隆重的婚礼终于开始了，梁启超庄重地走到主席台中央：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俩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沈从文听着，非常吃惊。因为他知道徐志摩是被誉为“清末民初一代奇才”维新派组织领导人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最得意的弟子。听不少响当当的人说，梁启超十分喜欢徐志摩，喜欢他的智慧和聪敏，夸赞他是出类拔萃的才子。还听说，梁启超不但经常在自己家里向徐志摩传授知识，还把徐志摩当亲人一样对待，常与他纵论天下大事，十分得意地把他介绍给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没想到他来替爱徒主婚，竟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正当沈从文困惑不解时，旁边有知情者把徐志摩的事一一说给他听。
听到这些，沈从文脸庞有些发热。他一大早挑的那十一朵红玫瑰，原是祝福徐志摩找到了一生中的最爱。如果说才女陆小曼是他的最爱，那他当初娶的张幼仪呢？张幼仪当初不是他的最爱吗？梁老先生说得对，对待婚姻，要用情专一。要不然，志摩先生在这里喝喜酒，张幼仪女士却在另一处喝眼泪。这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中，是不好的事情。
沈从文这么想着，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不满的目光投向徐志摩。才华横溢的诗人徐志摩，因为心中的那份浪漫情感，终是抛弃了发妻；不管他有一千个理由，终是伤害了另外一个女人。对于这样的过失，当初恳求恩师为他主持婚礼时，虽然连连点头同意接受教训，可没想到梁启超的训斥竟然这么刺耳。他慌忙走上前去，言语结巴地说：“恩师，学生知错了，一定再无二次。请你不要再讲，给学生一点面子！”
这一切，沈从文看在眼里，感慨万千，一方面内心仍然在指责徐志摩用情不专，同时又为他此刻的处境隐隐心痛；而对梁启超则是更加地敬佩。真不愧是一代大师，为人坦诚，大义凛然，对于错误的事，哪怕是自己最钟爱的弟子，也不稍假辞色，而是痛加指责。我沈从文，一定要以志摩先生为诫，一辈子只娶一个女人。
这么想了一会儿，沈从文定下心来，再把同情的目光投向徐志摩先生。
最合理最健全的情感是什么？是一种健全的对外认知和坚持。不好的就要批评，好的就要赞扬，正确的就要接受。这看似极简单的东西，一般人却难做到，真正做到了的，一般都能成为伟人，至少也具有伟人的气质。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徒弟，他对柏拉图充满敬仰和感情，但这并没有影响亚里士多德在继承老师柏拉图的过程中否定老师的很多观点和理论。“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只有具备这种品格的人，才可以走进伟人的行列。
原因很简单，真理从来都是从一种独立思考的怀疑中寻觅到的，它不需要谁来信仰，只需要人来批评和否定，当你批评不了，否定不成时，他就凸显出来了。信仰不同，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主义信仰，都是不允许批评而只要求人去遵从的。
沈从文的独立精神使他可以指责徐志摩的用情不专，也使他对当时的各种“革命”信仰持怀疑态度，又因为从小见多了杀人，致使他对杀人的格外厌恶，结果终是没能真正地投入到当时的革命洪流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