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1897-2004）是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经李大钊介绍为第三国际工作。1946年再次赴美国，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校任教。1951年回国，历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多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1975年，“文革”进入后期，我从外地回北京养病。在此之前，一直自学英语。由于起步晚，又缺乏指导，感到很吃力，水平总提不高。一天，跟母亲一起探望刚从监狱获释的孙冶方伯伯，听他谈起好友陈翰笙正在给一群年轻人辅导英文。母亲赶紧问：“能否介绍小女拜他为师？”孙伯伯欣然应允，当即写了介绍信，并托母亲把刚完成的一篇经济学论文带给陈翰老，请他提意见。
回来的路上，我问母亲，陈翰老是谁？她说：“你真孤陋寡闻！他是鼎鼎大名的革命家、外交家、学界泰斗，经历颇为传奇——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取得非凡的成就……”
第二天我和母亲就去拜访陈伯伯，找到东华门大街38号。那是个小四合院，房子很旧，院子里的路坑坑洼洼的。从这年久失修的住房，不难看出主人在“文革”中的境遇。
去之前听孙伯伯讲，陈伯伯已经80岁了。由于害青光眼，视力仅剩002，除了能分辨白天黑夜和眼前晃动的人影外，其他什么都看不见。想象中的陈伯伯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可见面后完全出乎意料。他头脑清晰，谈笑风生。他说：“我只是眼睛坏了，身体其他部分都没毛病。就像我们的国家——人民是好的，只是上面出了问题。”母亲把孙冶方伯伯的文章交给他，请他提意见后寄回去，并讲了孙伯伯家的住址。他说：“知道了。”母亲感到奇怪，问为什么不把地址记下来？他说已经记在脑子里了。母亲大为惊叹，说：“您这么大岁数了，记性居然如此之好！”伯伯一听不乐意了，说：“我不算大呀。”他诙谐地指指我说：“也就比她大一点儿。”那年我22岁。看到伯伯这样风趣幽默，刚进门时的紧张拘束一扫而光。接着他问了一下我的学习情况，说：“待会儿正好有个初级班，你先来旁听吧。”就这样，我成了陈伯伯的学生。
当时陈伯伯一共教四个英文班，一个初级，两个中级，一个高级。每班五六个人。我们每周上两次课。在初级班试听两次之后，伯伯说：“根据你的程度，可以进中级班了。”于是我升了一级。
陈伯伯的学生大多是“黑帮子弟”，其中就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女儿。陈伯伯的朋友和家人都认为这样做太危险，劝他别教。可他却说：“为什么不教？刘少奇的女儿也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可见他有多么强的平等观念。
陈伯伯上课从来不用课本。具体方法是：先让每个学生提出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大家举手表决，选出多数人感兴趣的话题。陈伯伯当即根据这个题目做一篇英文短文。他边想边说，我们将其记录下来。遇到不会写的生词，他便耐心地讲出拼法。记得当时我们出的那些题目古今中外、五花八门，如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何香凝画虎、陈纳德与陈香梅、天堂与地狱、关于走后门儿…… 每当陈伯伯根据当天的选题口述英语短文时，我都为他那渊博的学识、惊人的记忆力感叹不已！ 接下来他就这一话题组织四个中文句子，让我们带回去翻译成英文。第二次上课时，每个人要把上次学的短文背诵出来，然后陈伯伯逐字逐句地帮我们修改汉译英句子。接着又是选出当天的话题，如此周而复始……陈伯伯解释说，他之所以这样教，是因为背诵好的文章可以培养语感，这是学习任何一门语言的捷径；而通过修改翻译的句子，能使学生学会如何遣词造句，用地道的英语表达思想。一次陈伯伯的妹妹陈素雅阿姨谈起他的教学，说：“上课时看上去是他考你们，实际上更是你们考他。谁见过哪个老师教英文不用教材，每次都能根据学生出的题目即兴写作？”
我们的课堂气氛很活跃。陈伯伯特别注重民主、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自从进了这个班，我眼界大开，不但学了英文，还长了许多知识。更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中，向陈伯伯学习如何做人。
一次，到了该去上课的时间，可外面却下起瓢泼大雨。我有些犹豫，不知是否还要去。母亲看到后说：“当然得去。陈伯伯这样不辞辛苦地教你们，哪有因为下雨就不去的道理？”于是我撑了把大伞直奔陈伯伯家。到了之后，发现那天只去了我一个，以为肯定不上课了。 刚要告辞，陈伯伯却招呼我说：“到时间了，咱们上课吧。”就这样，他一对一地教我，像往常一样地认真、一样地耐心。我心里暖烘烘的，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1977年秋，国家决定恢复高考。规定凡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者均可报名，择优录取。经过十年“文革”，无数被挡在大学校门外的年轻人摩拳擦掌，准备一试。陈伯伯要求班上凡符合条件者都要报考。我当时很犹豫。一是想到自己“文革”前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后来虽经过一番自学，可总感到各方面基础太差，一点信心也没有；再者，当时工作单位在兰州，若参加高考，还得赶回去。一旦考不上，失去在北京学习的机会不说，别人会怎么看？我跟陈伯伯谈了自己的顾虑。他一听就急了，说：“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会想到放弃？是不是没钱买回去的火车票？要是的话，这钱我出了！” 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心里特别不安，赶紧说：“您别生气，我一定考。”陈伯伯帮我最终下了决心。
结果我们这个班全体都报了名。考期将至，陈伯伯决定停课，让大家全力备战。最后一次上课，同学们想到今后很可能各奔东西，心里充满了依依不舍之情。这时有人提议搞个告别聚会，马上得到热烈响应。陈伯伯随即口述了一篇短文，题目就叫Farewell Party (《告别聚会》)：We are thinking of a farewell party…… 大意是：我们筹划搞一个告别聚会。不久之后，班上全体同学将奔赴考场。希望很快能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广州中山医学院等院校见到我们的同学……（文中提到的几个学校都是班上同学所报考的）
两个多月后，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激动万分，马上向陈伯伯报告了这个好消息。没过几天就收到他的回信，除表示祝贺外，还附有一张表，上面列出英语班上考取大学者的名单。那年他的学生中有20人参加了高考，结果竟考上了18个，且多为重点大学，录取率90%。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要知道，1977年高考全国平均录取率仅为4.8%。
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而我竟险些与其失之交臂。每当想到这些，心里对陈伯伯就充满了感激之情。
今天回想起来，陈伯伯当年一定感到非常欣慰。“文革”初他饱受迫害，后来长期“靠边站”。可他不甘蹉跎，“文革”后期起，以义务教授英语的方式贡献社会。多年来他呕心沥血，先后辅导过300多人，分文不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在大学读书期间，我一直跟陈伯伯保持书信往来。一次，跟他谈起有意报考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陈伯伯那时是社科院近代史所顾问。他马上认真地帮我打听招生情况，并多次来信告知，令我深受感动。
1982年初，我毕业回到北京工作。为了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又到陈翰老的英语研修班“回炉”。这个班的程度比当年那个中级班要高多了，学生大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还有一些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如舞蹈家资华筠、社科院美国所所长助理何迪等。
1994年我和家人移居日本，在那之后，仍一直跟陈伯伯保持联系。2003年春节回北京，听说他病重，住在协和医院，我赶紧前去探望。病榻上的陈伯伯处于昏迷状态，靠呼吸机和鼻饲维持生命。想到自己旅居海外，见一次面不容易，而陈伯伯已107岁，病得又这么重…… 于是请他外甥女为我们拍了一段录像。结果那次探望果然成了永别。
陈伯伯一生专心治学，没有留下子女。按中国人的老传统，他并没有做到儿孙满堂。但他却以另一种方式创造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著作等身和桃李满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