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我随母亲张纯音下放到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刚到不久，常见一位五十出头的妇人，走到哪儿都带着个弱智孩子。她脸上长着一块一块的冻疮，包着土里土气的方格头巾，乍一看像个村妇。可妈妈却对我说：“她是莎士比亚专家孙家琇，早年留学美国，学问了得！我很希望跟她成为朋友。”
母亲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她们一起参加了搭建席棚子的工作。搭席棚有一道工序叫打秫秸把，活儿不重，多由女同志来干。人们席地而坐，每次从大堆的秫秸垛里抽出十根左右，排齐后用麻绳扎紧。母亲和孙阿姨并肩坐在一起，边干边聊。毕竟都是老知识分子，惺惺相惜，一拍即合。孙阿姨原是中央戏剧学院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人民日报》上点名批判。从那以后，在学校里不断挨整，日子极为难熬。这次中央单位下干校，戏剧学院也名列其中。趁这个机会，她赶紧申请跟随丈夫巫宝三一同下放，借此摆脱困境。听到这些，母亲对她非常同情，生活中尽可能给予关照，我们两家走得越来越近。
这时候我已开始自学，求知欲极强，可不知该读些什么书。妈妈让我问问孙阿姨，于是我跑去求教。没想到她却说：“就读《艳阳天》吧！”这个答复令我大失所望。心想：“孙阿姨怎么这样？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妈妈听了，深深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多年后我才理解，孙阿姨那些年被整惨了，已成惊弓之鸟。在干校那个极“左”环境里，人人自危。为了保护自己，只能那么说；同时，恐怕也是为了保护我。那年头读“封、资、修”，一旦被发现可不得了。
孙阿姨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按说应该时刻小心才是。可她干起活儿来特别卖力，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抢着干。脱坯是壮劳力的活儿，她也一定要参加，简直不要命了！几次发作心绞痛，非常危险，吃硝酸甘油才缓过来，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凡政治学习、批斗会一类活动，她参加得也十分投入。我当时真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要那样。现在想，或许有其苦衷。作为有“政治污点”的人，到了一个新单位，寄人篱下，地位比谁都低，只能比别人干得更苦，表现得更积极，才有立锥之地。
好在经济所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聚集了一批中国顶级经济学家，如顾准、骆耕漠、吴敬琏、董辅礽、汪敬虞、赵人伟等，多数人从骨子里崇尚知识。结果孙阿姨在这里很少遭到歧视，甚至比较受人尊重。孙阿姨跟母亲感叹：“幸亏跟随经济所下干校，这一步算是走对了。”
经济所有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比较了解她。说孙家琇早年在美国求学期间极为刻苦，酷爱体育运动，尤其是骑马。她骑马时着男装，一身黑色燕尾服，戴一顶圆礼帽，风度翩翩。人送雅号：Gentlewoman(女绅士)。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女绅士”与眼前的“村妇”孙阿姨联系起来，反差实在太大了。
孙阿姨的小儿子是个弱智儿，那年14岁；我弟弟也是先天智力落后。母亲和孙阿姨在对待残疾孩子上，想法和做法惊人的一致。她们极端自责，认为都是自己不好，有责任通过后天补救，让孩子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尽管这个期望几乎无法实现。
孙阿姨对小儿子好得无以复加，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寸步不离。小儿子性格温顺，总是笑呵呵的。他完全没有数字概念，可对别人出的任何一道简单算术题，总能立刻说出答案，当然没有一个是对的。不过，他的记性却出奇的好。很多年后，有一次我从日本回国，往他们家打电话。刚说了一个“喂”，那头儿马上就叫：“咪咪姐姐……”令我惊讶不已！
下干校后，一些带家属的人借住在老乡家。一排茅草房，当中用席子隔成几间，完全不隔音。每天晚上，我们都能听到孙阿姨给小儿子上算术课：“除法就像一座房子，房子里面住着被除数，外面住着除数……”这个“故事”重复了无数遍，可儿子怎么也听不懂。母亲大受感动，说此等母爱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其实她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不断地给弟弟教算术、教语文，甚至还教英语，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期盼孩子有朝一日会“开窍”，直至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后来回到北京，孙阿姨跟母亲已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家经常走动。她把我当成晚辈，在学习方面时常给予指点，不再有任何顾虑。她告诉我，所有文科的基础是历史，一定要多读史学方面的书，只有博古才能通今。我的专业是英语，一次谈天时随便说了几句，她打断我：“你讲英语怎么每句话都用降调啊？这不行，听起来很土。国人学英语有一大误解，以为按照规则只有一般疑问句才用升调，其他一律用降调。可实际上英美人说话很多子句结尾都是用升调的，不信你下次跟外国人说话时留意一下。” 她指出别人的缺点毫不留情，让人有点儿下不来台。可事后想想，真是为自己好。我在大学外语系学习四年，没有一个老师指出过这个问题。孙阿姨一个点拨，使我受益终生。
有一次我跟母亲去拜访孙阿姨，聊天时母亲提到我交了个男朋友，已经考虑结婚了。接着告诉她对方是哪儿毕业的，在哪儿工作等等。话未说完，孙阿姨便迫不及待地连问：“德怎么样？德怎么样？”接着她解释道：“一般人择偶往往看重学历是否够高，是否门当户对，是否志趣相投…… 可我活到这把岁数，深感配偶最要紧的是人品。对方要是人品不好，其他什么都谈不上，婚后绝无幸福可言。”这段对话发生在30多年前。那个时候，特别是有识之士，更是看重人的本质。探讨婚姻问题时口不言钱，说钱就觉得俗气。
孙阿姨家住在北京后海南沿儿的一条胡同里。那本是他们的私人四合院，“文革”后充了公，居委会说是要“掺沙子”，让一个工人家庭搬了进来。那家大概已经了解到他们的“政治背景”，肆无忌惮地欺负他们。孙阿姨和丈夫巫宝三两人都有留美经历，不习惯蹲坑厕所，“文革”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通过市政管道部门，在院子里修建了有抽水马桶的
厕所。可那家嫌抽水马桶费水，硬是把马桶给拆了，在地上挖了个茅坑儿。孙阿姨出来跟那家女人理论，对方破口大骂：“你们这些臭老九，到现在还想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气得孙阿姨浑身颤抖，手脚冰凉，摔倒在地。家人赶紧把她搀扶回去。对方高唱：“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从此，这个院子每隔几天，得由环卫工人背着粪桶来掏茅房。每到夏天，蝇、蛆肆虐，臭气熏天。孙阿姨无奈地向我母亲诉苦：“你说这可怎么办？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啊！”
“文革”结束后，孙阿姨的右派身份得到改正，受到重用，出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她痛感岁月蹉跎，荒废了太多大好光阴。
她玩命地工作，著书立说，带研究生。她的教学严格在全校是出名的。研究生写的论文不知要修改多少遍，才能通过。她不但撰写了专著《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莎士比亚与西方现代戏剧》，还发表了大量莎学论文，主编了《莎士比亚词典》，在莎学研究上取得了令中外学者瞩目的成就。为此，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我们到她家做客，那些奖状和胸前佩戴的红花都摆在玻璃书柜醒目的位置上，一进门就能看到，足见主人对这些荣誉之珍视。
孙阿姨还致力于向国人介绍莎士比亚戏剧。一次她亲自跑到我家送来两张戏票，邀请我们观看她新改写的话剧《黎耶王》。这部戏采用莎翁名剧《李尔王》的情节，把时间地点改在中国古代，剧中人物着古装。她让我们特别注意演员张欣欣，说她不仅能演，还能导、能写，是个多面手。惜才之情溢于言表……
提到孙家琇阿姨，还得说说她的大儿子巫鸿。他们是一对非常奇特的母子。孙阿姨每当谈到这个孩子，眼睛里就闪闪发光，毫不掩饰自豪之情。巫鸿的确天资极高，加上学者父母的后天熏陶，从小就很优秀。连顾准也对他颇为欣赏，说他是少年才子，读书涉猎面甚广。
1957年，巫鸿考上了北京101中学。这个学校到了高中分文、理科，学生要自己选择。孙阿姨和巫宝三伯伯主张他报理科班，理由是他们夫妇俩回国后政治处境一直不好，一个被打成右派，另一个也不断挨整，这与从事文科专业不无关系。因此得出结论：在中国学文科很危险。可巫鸿却坚持选文科。他太喜爱文科了，很清楚自己的这一倾向。讨论结果是三人一致决定选文科。这里没有家长的粗暴武断，有的只是民主、平等和理性。两位家长都是过来人，何尝不知选错专业对人的一生有多痛苦。为了孩子的前程，他们决心冒这个险。几年后巫鸿果然没躲过挨整，此乃后话。
到了高考前夕，又出现了选择专业的问题。巫鸿酷爱美术，擅长油画，想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孙阿姨不赞成，认为艺术对人的天赋要求实在太高了，即便能考上美院，最终要想成为真正的画家难度还是极大。她建议报考美术史系，说这个跨学科专业最适合巫鸿，能充分发挥他各方面的才能。结果巫鸿那年同时考取了北大历史系和中央美院美术史系，他毅然选择了后者。改革开放后，巫鸿赴哈佛大学深造，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先后在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授，在学术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
孙家琇阿姨与巫鸿之间的感情极深，不仅精神上高度沟通，还彼此欣赏。记得一次巫鸿跟我谈起他的母亲，说：“我真的很佩服她……”而孙阿姨更是常用“佩服”二字来赞美儿子。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高境界的亲子关系。
1990年母亲患癌症病逝。孙阿姨打电话来慰问，说她伤心至极，痛失一位难得的知己。2002年夏我回国，按老习惯给孙阿姨打电话，接听的是她的女儿允明，说母亲已于前一年底突发心脏病过世……
今年我又回国，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了几张她与孙阿姨在20世纪80年代的合影。谨以此文，寄托对两位老人的不尽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