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的哲学基础，冯成荣认为，墨子教育以宗教为基础，是因人类本性自私自利。他说：“墨子的教育为何要以宗教为其基础呢？这与基督教教义颇为近似，认为凡是人类均是罪恶极，自私自利。”“墨子教人必须法天。如法父母，则父母有仁者，如法君，则君有不仁者，故法天最好最公正。”他说教育理论重视品德教育、求知方法、实践力行和个}生教育。
王冬珍《墨子之教育理念》，对墨子教育观点有相似看法，认为墨子着重有道相教、法天顺天和个性发展。冯成荣、王冬珍都肯定墨子重视“个性教育”、“个性发展”，其根据是《耕柱》撼：“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事，然后义事成也。”
政治大学哲学系林万义《墨子教育思想之研究》，有不同看法。他从“尚同”观点引申说：“在威权统治下的极权社会体系，人人皆以上一层级者之意志为意志，全然漠视个性，个体随时受夕卜界干涉，故人们实毫无自由意志可言，个性既失，人性尊严不存的思想，这可能是墨家自秦统一天下后，即销声匿迹，少有人倡导研究，以迄于清季之因。”他说，墨子教育思想是由功利与权威主义出发，教育目的在培养“兼以易别”之仁人君子，教学科目为五艺(礼、射、御、书、数)和自然科学、逻辑学、经济学等。教学方法依其知识理论，则为重视外在经验印证之直观教学，注重步骤、层次，强调学习者之主动学习，以及教学环境之布置。教育方法采外在诱因之奖惩办法，以期变化气质，唯稍带迷信神秘色彩。
吴进安2003年台北五南出版社出版《墨家哲学》说，“圣人”是墨家道德实践的理想人格，“仁人”是基于尚同观点而发展，是指各级政长或一国的统治者，而“君子”又被墨子所非，且有负面评价。教育最终目标，在于成为能以古圣王为表率的“圣人”。
关于教育方法，王冬珍分修德与教学两方面探讨。教学部分，与林万义强调的知识理论、言辩方法、三表法等略同，又提出“求其所以然”和“述作并重”两个特点。在修德方面，列举贵义尚行、观察动机、赏善罚恶等。
冯成荣的书出版较早，对墨子教学方法却有广泛把握，包括历史考证教学法、实验求证教学法、哲学推理教学法、动机观察教学法、赏罚并重教学法、以身示范教学法等。这些看法可追溯到更早的一篇论文，即李绍昆1965年于《恒毅月刊》发表的《墨子的宗教教育思想》第四章《墨子的教授法》。
李绍昆引用渥太华大学心理教育研究所比较中心主任雷茂纳教授(unas)的分类，将历代教育家思想分为四大类型：以物为中心；以人为中心；以国为中心；以天为中心。以中国先秦时代教育家为例，老、庄教育思想属于第一类型，孔、孟属于第二类型，申、韩属于第三类型，墨子属于第四类型。孔、墨教育哲学中心思想各自不同，在教学方面也不一样。孔门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墨门分为谈辩、说书、从事三科。
李绍昆说：“就所分科系言，孔墨似乎相同，但就科系中的教材言，则又不大相同。若以今日大学各院系的教材来说明孔、墨两门的科系内容，则孔门的教材都属文学院，而墨门的教材则分属于哲学院、文学院和科学院。”
关于儒、墨教育思想的差异，林万义说，墨子重功利(实利)、威权主义，带有宗教之神秘色彩。儒家则具人文主义色彩。墨子主张教育应彻底平等，儒家则主张“有教无类”。由于思想观点相异，两家相互抨击，无法调和。
王冬珍认为，儒墨教育思想取舍不同，各有特色。墨子在当时教育界与孔子平分秋色。孔子主张温故知新，始可以为师。墨子主张“述作并重”，始可为君子。身为教师者，皆应奉行此两大教育家之主张，孔墨教育思想并行不悖。
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孙广德《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的《墨子政治思想之基本精神》一章说，由《兼爱》、《尚贤》、《节用》、《节葬》、《非乐》等篇，可见墨子的平等精神；由《兼爱》、《尚同》，可见其群体精神；由《经上》、《经说上》、《大取》、《耕柱》等篇，可见其救世精神；由《鲁问》、《经说》，可见其择务精神；由《耕柱》、《非儒》等篇，可见其创造精神；由，《贵义》、《耕柱》、《公孟》等篇，可见其力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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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保纶《墨子的人生哲学》第七章论《墨子的社会理想：世界大同》说，墨子《天志》、《法仪》表现天下一家、人类弟兄的思想。《尚同》含人类平等、自由、民主的基本人权思想。冬珍《墨子思想》第四章《富国利民的经济政策》取材于用》、《节葬》，第六章《现实功利的文化观》取材于《非乐《非命》。
台湾大学中文系刘文清1998年博士论文《(墨子间诂>训诂研究》，深入分析孙诒让的训诂方法，订正其疏失61例，对台湾墨学研究的推展有相当贡献。三研究目的
台湾学者研究墨学的目的动机，有以下几种类型：
1．复兴中华文化，端正不良风气
冯成荣说：“今日正是倡导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而要想复兴中华文化，除切己体察孔、孟思想之外，则墨子的兼爱救世之思想，亦有留意之必要。”“必须发扬墨子的反侵略、反仇恨、以战止战、制敌机先的战术，要想端正社会不良风气，也必须发扬墨子奋斗实践的克难精神，要想消弭社会上自私自利的杌陧现象，就必须发扬墨子大公无私的主张。”
2．弥补儒家思想的不足
李土渔说：“因为发挥儒学，也只教人知道讲天理人道，讲静心养性；达到这种境界，就以为天下皆备于我了。这种自我陶醉的态度，是儒家思想的绝境。”周长耀说：“我们还要虚心的研究墨学，‘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的大公精神，才能填补此一缺陷。”他同意韩愈的主张，孔墨相互为用，儒墨并重不偏。
3．抑墨扬儒
陈问梅说：“《墨学之省察》一书所述，对于墨学，墨子本人之思想及其有关者，自信已经表达得相当完备；而墨子心灵之偏执、思想之偏滞，亦能如其分地得以彰显。就前者言，其目的即在澄清其浊乱与混淆，回复墨子与墨学之本有面目。就后者言，并非欲因之而否定墨学，而是欲让读者明墨学之限度与症结所在，借以开展其心灵，转向更高层次之学术精进，一如大中至正之孔、孟儒家践仁学，则学术、文化始能真有进步与更佳的发展。”陈问梅老师牟宗三为其书作序说：“将以显墨学偏滞、症结之所在，虽有救世之苦心，而理与愿违。儒、墨对扬，而偏正利弊亦昭然若揭矣。”4．探讨孙中山学说与墨学的关系张继说：“民国以来，所昌明者墨经，而未明墨道，三民主义综合中外学说而成。”“先烈赴汤蹈火之行，及舍己救人之志，多出墨子任侠一派者多。”孙广德《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以孙中山之物质建设、伦理建设、心理建设等思想架构，探讨墨子《节用》、《节葬》、《兼爱》、《贵义》、《天志》、《明鬼》、《非命》各篇内容。张家凤《墨子民生经济思想》引孙中山思想学说、实业计划、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等为根据，讨论墨子思想。
研究目标动机不同，学者立场观点各异，取材推论也不相同。研究者希望尽量客观、如实反映墨子思想真相，但学者的信念信仰，影响观察的角度、关切问题的类型和推论过程的思路进程。墨学者有自然主义者、无神论者，有信仰基督教的有神论者，有以维护发扬儒家正统思想为己任者，有三民主义的信奉者。不论背景如何，学者墨学研究的努力，值得肯定。他们专注于同一研究对象，秉持学术良知，由不同观点、立场探索挖掘，呈现出墨学的丰富样貌。
从前述研究内容要点的说明，可以看出台湾学者所关切的几个主题，是很有意义的。有关“天”的讨论，显示台湾学者对墨学中占有最高地位的观念“天”内涵探索的兴趣。“天”所指涉的是在实在界中的最高实有，或仅是在思想界中的工具概念？倘为最高实有，其内涵与西方的上帝是否相同？若为工具性概念，此一概念是否代表着民意，或人类内心深处的期待，此一符号的究竟意义为何？这些问题的辨析，展现台湾学者追根究底的哲学性格。最后原因或终极原理的领域，是探究哲学家思想必须挖掘的深层范畴。
“兼爱”相关问题的探讨，是把关注焦点由思想界与实在界的关联性，转移、收拢于思想界此一范域，也就是在思想界中哪一观念才是第一义的观念？是“兼爱”、“天志”、“义”，还是“知”？这种第一义观念的确立，是观念架构的基础。基础确立，其他概念的相互关系才能构成，进而才能形成系统理论。如果“兼爱”是第一义观念、中心观念，则其他像《天志》、同》、《尚贤》、《非攻》、《非乐》、《明鬼》、《非命》、《节葬》、节用》等观念，必须在“兼爱”观念成立的前提下被解释，这也意味着像“天志”概念为何仅作为工具性概念的可能理由。倘若以“天志”或“天”为第一义观念，则“兼爱”又必须在肯定“天”的前提下被解释。如果以“义”为第一义观念，则“天”、‘兼爱”，又必须在理论上先肯定“义”的前提下再谈论。
这种第一义观念的追索反映在台湾墨学研究中。“第一义观念”未必是《墨子》原典中所标示的观念，它也可能是透过研究者，由其学术背景而掌握墨子思想全幅义蕴后，再赋予的特有观念，如所谓“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或“权威主义”等。然后再从某一“主义”为第一义观念的肯定，解释原典中的概念、概念关系的排列和理论系统的建构。
对于《墨辩》相关问题的探讨，是学者关注墨学在表达界的方法性思想。表达界、思想界和实在界，有密切关系。认知作用既涉及实在界的事物，也涉及认知主体掌握认知对象后的思考方式。抱有不同动机、目标的学者，面对相同研究对象《墨子》，取材、解释、推理和结论，可能不同。《墨辩》是对认知作用、定义方式、推理过程、论证形式和表达方法的系统说明。台湾学界的《墨辩》研究和诠释，一定程度上融合了西方的认识论、逻辑和分析哲学。相对于战国时代的文化背景，《墨辩》仍存在着有待发掘的余地。
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的探讨，是由特定观照向度所作的研究。台湾学者五十多年来的研究显示，墨学内容相当广阔。在今日学术分化日趋纷繁的情况下，从墨学中大都能找到与当今相呼应的学术领域。墨学的内涵超越时空，在两干多年后的今天，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与当代学术发展相结合，使墨学不仅是历史性的学术，更是富有生命活力，可以展阔高深，继续成长的现实性和未来性的学问。四研究方法
台湾学者的墨学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1．统计比较法
李绍昆《墨书中的天与上帝》，统计比较《墨子》引“天”和“上帝”，见表3：引天和上帝。
据表3：引天和上帝可知，墨子引“天”较“上帝”多至八九倍。在《天志下》多七倍，在《天志上》多十二倍，在《天志中》多至二十一倍。这些统计比较显示研究上的意义，是否“天”在墨子心目中较“上帝”更为重要？“天”在墨学理论中较“上帝”更有优先性？“天”是否比“上帝”更为尊高？对这种统计比较结果的解释是建立在某些预设之上，如出现在某一著作中概念次数之多寡，与该概念在其理论的重要性成正比。这些预设可以讨论、商榷，但统计比较法在研究过程中，能提供研究者思路开展的线索。
王文发《近代的墨学复兴：1879—1937》的统计，见表4：墨学的复兴。
王文发根据严灵峰《墨子知见书目》，归纳出《墨子》自至1937年来的研究情形。从统计表可比较出两干多年来，墨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发展的情形，特别是自黄遵宪于光绪五年(1879年)提倡墨学至1937年间，共有195家研究墨学，其中专书86种，单篇论文248篇，但专书成于19ll一1937年者达61论文中成于此时期者有240篇，可见此时研治墨学风气之统计比较法的另一种功能，是能呈现特定主题整体性、全面的面貌，有助于研究者建立判断标准。统计比较法在研究过程中，须配合其他方法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然单纯的统计方法，无法决定所要计算的核心概念或重要范畴。2．范畴整理法
范畴是基本观念，而非所有观念。陈问梅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版《墨学之省察·自序》说：“墨学中的十个观念都有原文，可说是相当完全的。”“依每个观念为主而研读墨子书，大抵是不失为一最好的方法。通过每一观念有关的篇章，可以弄清楚每一观念的内容详情。墨学、墨子思想，总共就有十个观念。”对于这十个观念的有关篇章，分别了解每一观念的全貌，再加以分类组合，即可分别列为四组：天志与鬼神、尚贤与尚同、兼爱与非攻，各为一组；另则非命、非乐、节葬、节用，合为一组。他以这种范畴归类的方式整理墨学，写就其《墨学之系统申述》。
王冬珍《墨子思想》、孙广德《墨子政治思想之研究》都运用此一分类方式进行研究。许多学者在铺陈其论著结构时，多有这种类似的范畴整理形态。范畴整理方法对于墨学理论的研究，确有提纲挈领之助力，但是对于墨学的发展，或与其他思想的比较，其效力则显不足。
3．架构对比法
架构对比法是采用已十分系统化的理论架构作为设准，依此既定的架构或观念范畴为单元，从墨学中找出相应的思想内容加以对比，由于原本架构已有其系统性，故在研究成果上，也可呈现墨学思想的系统性。王赞源《墨子的方法论》以西方哲学既成的律则，考察墨学的相关思想。其小标题有“因果律”、“充足理由律”，有“同一律”、“矛盾律”，有“别同异与归纳法”、“求同法”、“求异法”、“同异联用法”，有“语意学”、“语言哲学”，以西方哲学思想为架构，对比墨学在这些领域中的理论内容与深度。
其他学者有从宇宙论、人性论、教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术领域，既有理论架构考察墨学，也采取架构对比方法。这种方法对墨学发展大有帮助，但对墨学内涵超出现有学术架构者，有可能被忽略。
4．基源问题研究法
劳思光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中国哲学史·序言》说的“基源问题研究法”，预设：“一切个人或学派的思想理论，根本上必是对某一问题的答复或解答。我们如果找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掌握这一部分理论的总脉络。”
“基源问题”是指某人或学派的思想理论，是针对某一核心问题的解答，进而推展开的系统化理论。为解答某一基源问题，必引申出许多次级问题。为解答这些次级问题，又会引申出再次级问题。如此层层相关的问答系列，构成某一思想的基本结构。
李贤中《墨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基源问题研究法，从墨子的基源问题出发，还原墨子思想的基本结构。包含如下基本问题：天下之乱象为何？天下何以会乱？如何治天下之乱？如何实际改善社会大众的生活？进而以此结构，论述墨子十论之思想内涵。
从台湾学者研究墨学的方法，可见五十多年来中西学术交流对墨学发展的影响。不论是统计比较、范畴整理、架构对比和基源问题研究方法，都与西方哲学有关联。近年大陆墨学者的努力成果，对台湾学者的研究，也有很大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