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与终济一经济发展
战国时代墨家代表当时手工业者、商人阶层的利益，积极推动经济的发展，探索经济现象的规律，提出合理的经济思想，对当前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有借鉴意义。
社会进步的标准是经济发展，人们通过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提高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衡量切社会理论、方案合理眭的最终标准是其实施的后果、对社会展的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是衡量一切社会理论、方案合理性的根本标准。
《法仪》载墨子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以水。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故百工从事，皆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认为治理国家有客观的标准、方法和法则，犹如工匠操作须用矩尺、圆规、墨绳、悬垂和水平仪等作为标准、方法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强调“言必立仪”，说话要有标准，而言论应用的标准是言论符合国家百姓人民利益的程度。
《非乐上》载墨子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把为天下兴利除害作为用仁义治国的标准。在这一标准中，“天下之利”是更为根本的标准。
《尚贤下》载墨子所强调的三个“有利于”：“欲其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这三个“有利于”是上述“兴利除害”标准的具体化，不合乎这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方案就应该否定，如《节葬下》对儒家“厚葬久丧”的否定，就是以这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这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有其合理性。第一，“国家之富”来源于物质生产的发展。物质生产发达，人民安居乐业，则社会稳定，天下大治。把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置于基础的地位，是难能可贵的。第二，三个“有利于”的社会进步标准是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国家之富”是生产力标准；“人民之众，刑政之治”是人民的价值标准。第三，用物质性的标准考察社会进步。
历史问题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某种形式重复重现。邓小平提出“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标准从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现状出发，是生产力和人民利益相统一的客观标准。这一标准一经提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立即卸下沉重包袱，放开手脚，轻装前进，经济持续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究竟以何者作为社会进步的尺度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由此可见，正确理论对实践的巨大反作用。
从墨子“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到邓小平“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尽管有很大差别，却能看出其间贯穿着经济生产的社会进步标准和人民利益的价值标准，看出“求真务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脉络。二物质生产
墨子是代表手工业者和商人利益，接近劳动人民的士人知识分子。《贵义》载墨子自称：“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带学生制造生产和守城器械，从事体力劳动。他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酷似劳动者，所以视听言动、思想学说代表劳动者利益，墨学是平民显学。
《贵义》载墨子游楚，见楚惠王，惠王派穆贺听墨子游说。穆贺向墨子说，你的主张虽好，但君主是天下的大王，会说你这是“贱人之所为”而不采纳。墨子说，好的主张，只要可行，就应该采纳。譬如天子吃草药，能治好病，难道会说是“草”而拒绝？农民纳税，大人酿美酒，做祭品，祭祀上帝鬼神，难道会说是“贱人之所为”而拒绝？我虽是“贱人”，难道还不如农民种的粮食和采集的草药有价值？
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①人类“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②。这是人类正确认识历史的前提。
《非乐上》载墨子说：“今人固与禽兽、麋鹿、飞鸟、贞虫者也。今之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爪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纫，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耕稼树艺、纺绩织纫是生产劳动。墨子的“力’’概念相当于物质生产，即用力气生产。“赖其力者生”中的“力”是人生命个体所包含的能力(智力和体力)的总和。人靠自己的能力劳动以求生存就是物质生产。“赖其力者生”的命题表现人的价值所在。尊重人的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墨子认为，人只有“强力从事”才能生存，动物凭自然界的赋予而生存。墨家认为理性(认识能力)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墨经》定义说：“生，形与知处也。”即人的生命，是形体和认识能力的结合。墨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更根本的是在于，人要靠自己能力劳动才能维持生存。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们认识到：人要生存就要首先解决衣食住行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要靠努力劳动。
《非命下》载墨子说：“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节用中》载墨子说：“凡天下群百工”，“使各从事其所能”。人人都尽其所能，强力从事，墨子说的“强从事”就是强力劳动。
墨子最重视粮食生产。《七患》载墨子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食不可不务也。”粮食是百姓生存的凭借，不可不努力从事。“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农业年景如何，关系社会安定。“为者寡，食者众，则岁无丰。”不抓紧生产，在农业上投入的人少，吃粮食的人多，就没有丰年。“财不足则反之时。”“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财富不足，反省是否有违农时。粮食不够吃，反省是否节俭。不误农时，抓紧生产，巩固农业根本，就会有足够的财富。当今中国和世界，最大的问题仍是吃饭问题。墨家的提醒，言犹在耳，可作为当今制定政策的借鉴。三适度消费
《贵义》载：“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日：‘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日：‘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看到墨子不辞辛苦到处劝导行义，老朋友说，现在天下行义者就你一个人，何苦这样？不如算了！墨子回答，如果有十个儿子，只有一人种地，九人空闲，种地者一定感到很危急。为什么？因为吃饭的人多，种地的人少。现在天下无人行义，就和“食者众，而耕者寡”一样危急，你应该鼓励我，为什么阻止我？
墨子把“食者众，而耕者寡”的生产和消费失调问题看得很严重。墨家重视物质生产，也关注消费。“节用”是墨子的重要论题，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
墨子把“节用”看作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看成是制约物质生产的重要因素。《七患》载墨子说：“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把节用和生产放在同一层面。“用”是与物质生产密不可分的消费，“节用”是适度消费。
适度消费要求生产和消费构成适当比例，对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有宏观调控。墨家重视从宏观上把握生产和消费的比例，他们担心的不是生产过剩，是消费过度，生产不足。“为者寡，食者众，则岁无丰”，表明墨家对生产不足和过度消费的警惕。
今天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市场化，在生产和消费间出现市场的缓冲物，对于调整生产和消费关系起到重要作用。由于市场信号的滞后性，在生产和消费、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仍然存在发生失调的危险。对生产和消费间的适当比例应有宏观把握和调控墨家重视经济上总的供求比例值得借鉴。不仅要注意“为者食者众”的问题，也要注意“为者众、食者寡”的问题，何调都对经济发展不利。
适度消费以人的实际需要为限，超出限度是奢侈。《节用中》载墨子提出“节用”的标准：“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物质生产的产品，到足以满足老百姓的碧黪墨子的“节用”标准有两个要点：一是“民用”，即普通百姓必需的生活需要；二是“足以”，即对老百姓的生活需要要满足。《非乐上》载墨子体察人民疾苦：“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 基本生活需要的标准是历史的、具体的，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很大差异。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总的状况是社会总供给难以满足总需求。《节用上》载墨子说，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天下为政者”“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辞过》载墨子说：“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王公贵族奢侈腐朽与劳动者饥寒困苦，形成鲜明对照。
《辞过》载墨子阐发“节”的哲学概念：“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夫妇”指阴阳。阴阳相互作用适度，则天地和谐，万物兴旺。风雨适度，则五谷丰登，收获充足。穿衣适度，则冷暖适宜，感觉舒服。“节”相当于“适度”。常言说“有理、有利、有节”，“节”是“适度”。协调发展，即适度发展。经济工作要注意“适度”。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各项措施要注意“适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实行更有效的宏观调控，调控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原则是“适度”。
“节”是普遍原则，生活消费中应该“节用”。《节用上》载墨子说，节用的最大好处是增加社会财富：“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在不增加生产的前提下，仅靠节用就可使社会财富增加一倍，颇为可观。
《辞过》载墨子说，穿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饮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造房“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造舟车只要“完固轻利，任重致远”就可以了。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这是对适度和过度消费经验教训的恰当总结。
墨子“节葬”、“非乐”的论证中也贯穿适度消费的主张。当前有些地方兴起大办丧事的歪风，低级庸俗、危害社会的娱乐活动应该禁止。虽然我国目前综合国力有所增强，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限于财力，对社会保障、教育等民用事业投入有限，同时却有贫困地区大建豪华别墅、少数领导奢侈腐化的怪事，这说明有必要重温墨子的警告。四合理分配
墨子看到劳动产品分配的最终表现，即生活资料的分配，理想建立平等、公正的分配方式。墨子“以劳殿赏，量功分禄”的主张，有朴素的按劳分配观念。
墨子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劳动才能生活。在分配劳动产品时，劳动多的应多得，劳动少的应少得，不劳动者不应得。《天志下》载墨子反对“不劳而获”：“今有人于此，人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日：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之故。”盗贼不劳动，窃取不属于自己的劳动果实。
《非乐上》载墨子看到男女劳动力的自然分工、农业与手工业间的分工，称之为“分事”：“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纫，多治麻丝葛绪捆布帛，此其分事也。”墨子主张在人人劳动的前提下实行公正分配。这种公正分配是与社会物质生产的状况相联系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农夫、农妇及手工业者，生活资料收入是与其是否力从事’，相联系的：“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强必暖，不强必寒。”
《尚贤上》载墨子说：“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根据劳动业绩行赏，根据功劳大小定禄。《墨经》定义：“功，利民也。赏，上报下之功也。”“以劳殿赏，量功分禄”是根据为民谋利的小，进行生活资料分配。功大者赏禄重，功小者赏禄轻，与多得、少劳少得，，的按劳分配原则一致。我国目前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公平和效率。过去实行的分配制度存在效率低的弊端。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前提是有用来分配的丰富消费资料，消资料匮乏使按劳分配变成平均主义，自然失去效率。随着现代的实现，物质财富逐渐丰富，有条件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达到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理想。五商品交换
战国时期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产品增多，促进了商业发展，商品交换成为普遍现象。家庭纺织品部分用于交换。手工业者用产品换回粮食等生活资料，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铁制农具的使用促使生产力发展，农民收获粮食部分用于交换。独立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阶层活跃，出现了大商人。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郑国弦高贩牛途中，偶遇偷袭郑国的秦军，随机应变，矫君命犒秦师，迫使秦军退兵，免除一次兵灾。《史记·货殖列传》载，越国大夫范蠡助勾践灭吴后弃官经商，屡“致干金”。孔子学生子贡“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论语·先进》载，孔子说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些记载表明当时出现了著名的大商人。
商业发展使城市建立交换市场，“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史记·货殖列传》说，东西南北各地特产，“皆中国(中原)人民所喜好”。市场货源丰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当时市场繁荣的写照。
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和结构，决定商品交换的深度、广度和具体方式。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墨家代表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利益，对商人的看法比较客观。普通商人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一样是普通劳动者，凭劳动吃饭。遍及城乡经营商品的店铺叫“肆”。《尚贤上》载墨子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主张举贤不拘一格，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有才能就举荐提拔。商人与农民、手工业者并列，对商人没有丝毫歧视。
《贵义》载墨子说：“商人之四方，市贾倍蓰，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商人走南闯北，使商品多卖出几倍价钱，虽有通关困难和遭遇强盗的危险，一定要去做买卖。商人有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风险苦难。
墨子又说：“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市，不敢继荀而售焉，必择良者。今士之用身则不然，意之所欲则为之，厚者入刑罚，薄者被毁丑。则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倍蓰，不可胜计。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商人买货，花一元钱都很慎重，不敢随便成交，一定要寻找最佳的选择，这是商人的智慧明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