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曾有过怎样的精彩，总会有一些生命中的魔咒让我们无奈。
平定“林清之变”后，嘉庆对当时的旻宁大加褒奖，称其有胆有识。二阿哥回奏，说那时候我也是气血上涌，不知道恐惧，但是事后还是越想越怕。
这话并非完全出于谦虚，从一个正常人的反应来看，他说的是实情。
在执政的最初几年，道光也不知道恐惧，他可以微服出宫，可以把一个普通翰林直升内阁，也可以在不动声色中指挥一场又一场可与其祖父相媲美的大战役。
只有当激情散去，仔细打量面前的这副摊子时，才会猛不丁地发现其中的可怕之处。
从父亲嘉庆开始，为了对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民变，“康乾盛世”留下的国库几乎都被用空了，以致到了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程度。到了他道光，国库仍然是只出不进。
不能不花啊，打仗打的其实就是钱，要平定张格尔，你能不继续往外掏？
张格尔一役，经户部核算，军费没个一千万两白银下不来，国库无论如何拿不出这么多，左挪右支，还剩两百万两的缺口。
一分钱都能逼死英雄汉，何况两百万，道光想来想去，只能从自己家里找主意，由内务府拨出这笔钱。
内务府大臣一听就急了，宫中用度已经够少了，每年不过二十万。一下子要挪出去两百万，莫非十年之内大家都不吃不喝？
道光倒是有办法。
金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
以一人敌天下
在世人眼中，曾经智勇兼备，英姿飒爽的皇帝，终于彻底锐变成了一个一毛不拔，毫无风度的铁公鸡。
为此最受伤的还是他身边的那些办事人员，从内务府大臣到太监。这些人从宫外采购物品，多多少少都有回扣，可是由于道光近乎达到极致的“抠门”，他们的“隐性收入”也大为减少。
说是伺候皇帝，活最苦最累，得到的油水还不如一般王爷，谁会没有怨言。
某天，道光想换换口味，弄碗片儿汤尝尝——一碗汤罢了，不算出轨吧？他不知从哪找到一个制作片儿汤的食谱，交给内务府，说你们让御膳房照做就可以。
内务府汇报，做可以，但要另外盖一间厨房，请专门的厨师，这样共需经费六万两，另外还需每年再加一万五千两的维护费。
道光听了吓一大跳。
不会吧，一碗片儿汤，又不是金汤银汤，哪要用这么多钱？
他皱着眉说，我知道前门大街有一家饭馆，能够做这种汤，每碗不过四十文，你们可以每天让太监去买。
内务府的人嘴上不说，肚子里已装满了晦气。
每天买？我们辛辛苦苦跑断腿，可怜不是件的，却连一文回扣都拿不到，虐待狂啊你。
过了几天，汇报：“您所说的那家饭馆已经关门了。”
道光怅然若失，唯有叹息而已。
“我这个人向来不贪嘴，也从不肯浪费国家的一分一厘，可是我作为皇帝，难道吃碗汤都不可以吗？”
没人理他。
道光带头勤俭节约，在吃穿上百般算计，甚至连碗汤都舍不得喝，结果平叛的军费当然是省出来了，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的风气。
说起来，这股风气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较之唐宋，明清的开国皇帝都不失为过于苛刻而精明的老板，公司薪水能开低决不开多，因此各级官员得到的俸禄非常之少。
官员们十年寒窗，好不容易熬出头，最大的动力之一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从此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结果还落得这般寒碜，哪里能够安之若素。
反正又不像皇帝那样拥有四海，完全占有股份，自己家的事儿，还是得自己上上心。从顺治年间开始，朝野上下便流行陋规，即现在俗称的潜规则：商民要给普通公务员送礼，普通公务员要给官员送礼，地方官员要给京官送礼。长此以往，导致社会风气逐渐败坏，行贿受贿浮出水面。
在清朝皇帝中，雍正最为务实，他实行高薪养廉，提高了官员待遇，但此时陋规已像是被放出闸的洪水，再也遏制不住。到嘉庆交棒于道光时，陋规已俨然成为一种谁也离不开且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从下到上，办什么事都要暗中“孝敬”，否则就寸步难行。
道光要“以德治国”，当然也想整顿和清查陋规，即位之初曾专门下达过相关谕令，但谕令却遭到了官员群体的一致反对，几乎没有一个赞成的。
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以及官场已经出现的混乱迹象，道光只能被迫收回成命，同时做了自我检讨，承认自己刚做皇帝，不懂吏治，做事难免冒失。
等到真的“懂”了，道光更加不敢动这样高难度的外科手术了。事实上，他的确也没有什么办法，历数祖辈，康熙够伟大了吧，可他又能拿陋规怎样？
在道光执政的中后期，实政已经进展不下去了，早期实施的也大多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比如陶澍承办的糟粮海运，当时就那么漂亮了一下，等到河运的状况稍稍好转，海运即被予以废除，东方古国仍与海洋无缘。
除了观点守旧，更主要的还是开辟海运挡了很多人的财路。与陶澍同一时代的清末思想家魏源就曾经说过，至少有三种人对海运不爽：负责收税的税吏，负责收粮的粮官，负责河运的船队。
漕粮河运这个食物链很长，相关的人都需要从中层层谋利，他们上下相通，所掀起的舆论压力也足以使道光望而却步。
以一人敌天下，纵然你是皇上也无能为力，而陋规不除，道光的以身示范，似乎也只能为帝国官场添些笑料。
道光很少为自己添置衣服，最多一个月才换一套。他有件旧的黑狐皮袍，大概算是所有衣服里比较上档次的了，只是衬缎稍微大了一些，他便想改一下，在袍子四周再添些皮子。
内务府报了个账，说需要上千两银子才能搞定。道光毫不意外地迅速抽手，我不添了还不行吗。
第二天，军机大臣值班，把这件事当新闻一样播了出去。
文武百官从此都把道光看成怪物一般，以为他有节俭的癖好。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皇帝好这一口，再不跟风而进，拍好这个马屁，那就傻了。
道光“喜欢”旧衣服，大伙也都跟着穿旧衣服，新的不要了，拿到当铺去换旧的穿，俨然刮起了一股时装怀旧风。
京城官多，需求量大，争相购买的结果，竟然把旧官袍的价格都托抬起来，一件旧的，比做两件新的还贵哩。
道光的一条裤子破了，不舍得扔，便让内务府打上补丁，叫做“打掌”。大臣们见了，纷纷仿效，明明裤子没破，也非得在上面打一补丁不可。
道光召见军机大臣，发现他的裤子打了补丁，就问他，怎么你也“打掌”啊？
军机大臣的回答是：“再买一条费钱，所以就打掌了”。
再问：“打一个掌，需要多少钱？”
军机大臣被问住了。
衣服上打补丁，不过费一块碎布的事，就是说出花来，能用多少钱。
又不能不答，愕然良久，只好往大了讲——“得三钱银子”。
道光满脸羡慕之色。
“外面的东西真是太便宜啦，宫中内务府给钉这样一个补丁，足足用去我五两银子呢。”
从三钱到五两，加了十倍还不止，道光当然不甘心，他要省，最好是也能用三钱银子打一补丁，这样的对话其实就是在打听行情。
对这样的问题，不老实回答的话，无疑会有欺君之罪，太老实，又容易得罪内务府，后面那些人尽管拿皇帝没辙，却一定会把你牢牢记在心里。山不转水转，没准你下次让人绊到头破血流，都不知道是怎么摔的。
所以回答一定得有技巧。比方皇帝问，你家吃鸡蛋，知道一个鸡蛋需要多少银子吗？
说多说少都不好，最佳答案是避实就虚：“我从小就过敏，吃不得鸡蛋，不知道价钱。”
一地鸡毛
朝臣们公开场合争穿旧衣服，给新裤子打补丁，都是为了应付道光。
皇帝待己对人都那么严苛，他“甄别贤愚”的标准是看你是不是有德，换句话说，就是有没有向他看齐靠拢。
谁能做到？谁都做不到，那只有比拼演技了。
道光曾经不打招呼地跑到军机处，为的就是检查里面的人是否有迟到早退的现象。有了这次遭遇后，大伙学乖了，每天下班都会留下一人，以应付类似的突然袭击。
皇帝果然又来了，看到天色这么晚，军机处仍有人在办公，激动啊：“他们都回家了，你为什么单独留下来？”
被问的人早就准备好了答案：“臣责任重大，哪敢贪图安逸。”
哦了，道光连连点头。当天便给这位会说话的幸运儿送去一块匾额，上书：清正良臣。
做得好不如演得好，渐渐成了官员们的红宝书，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更是把这种演技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曹振镛历仕三朝，长期居于高位，号称政界不倒翁，有门生向他请教做官秘诀，此老报之一笑。
“能有什么诀窍呢，不过是多磕头少说话罢了。”
多磕头，就是要顺着皇上的心思来，他喜欢什么你跟着做什么，哪怕是做到不近情理的地步。
曹振镛每天上朝都是一副标准的乞丐装打扮：上面披一件旧袍，下面套一条“打掌”的裤子。
这倒也没什么稀奇，因为文武百官都是如此，乍一看，整个帝国朝廷跟洪七公的乞丐帮没什么两样，说曹振镛绝，就绝在他八小时之外还有更为精彩的演出。
下朝之后，众人脱去朝袍，如释重负，该咋样仍咋样。曹振镛也换上了日常装束，但他换完装就挤进菜市场，亲自买菜去了。
曹振镛买菜，跟邻家大婶没有区别，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常常为了讨价还价，与小贩争到面红耳赤，头破血流。
小贩：“看您老人家气宇不凡，像个体面人，能多少讲究点不，我的价已经喊到最低了，这一文钱无论如何不能让。”
曹某：“一定还能便宜，反正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那一文钱，你让得让，不让也得让。”
小贩生气了，收起秤杆和菜，“我不卖还不行吗，亏本生意，搁您也不能答应啊。”
这时曹振镛就会刷地掏出他的腰牌：“我是内阁大学士，明察暗访，专门抓不法商贩，你现在就跟我去衙门吧。”
小贩一看腰牌，不像假的，魂都吓飞了。
这么大的官，一辈子没见过。人只要凭一句话，就能喀嚓一下，把我给弄折了栽盆里啊。
“得，别说区区一文钱，您就是白拿也行。”
曹振镛倒也不会白拿，只要演出成功就开心了。
当他拎着小菜，洋洋得意地打道回府时，有关新闻自然早就上了当天头条。道光一听，我是平民皇帝，你是平民宰相，缘分哪，于是见到曹振镛总是特别亲热，臣君之间的关系简直胜过知己。
史书上记载的曹振镛，倒的确是个清官，没有明显的劣迹。可一个宰相，除了当清官，更重要的是你还得干实事。
曹振镛什么实事也不干，甚至也从不轻易对政事发表意见，这就是他的“少说话”。
那皇上要当场问话怎么办呢，总不能装哑巴吧。
曹振镛不敢装哑巴，他装聋子。
“您问这事该怎么办，恩，容我想想，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对了，刚才您问什么来着？”
曹振镛确有一点耳疾，但并不是听不见，可就这被他当成了护身法宝，谁都拿他没辙，连皇上也无可奈何。
快过来装糊涂，哼哼哈嘿，什么扮萌跟充愣，我都耍得有模有样，官场之人切记，忍者无敌！
由于演技出神入化，且基本无懈可击，曹振镛遂被外界称之为“模棱宰相”。
道光上蹿下跳，忙乎半天，帝国的整体局面仍是一地鸡毛，到处都是这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模棱宰相”和“模棱官员”，你要他们干点实事，他们既可以阳奉阴违，也可以巧言搪塞，反正是总能围绕政策找对策。朝堂之下，马照跑，舞照跳，酒照喝，“以德治国”和实政都刚打开一个缝，就吱呀一声关上了门。
理想的胳膊终究拗不过现实的大腿，道光执政之初的勇健和敢为，也渐渐地被疲惫和保守所取代。
尽管连碗片儿汤都喝不上，但皇帝的工作量却着实不小，每天群臣们送上来需要他披阅的奏折都能堆成山，从早到晚，道光就是在与这些奏折战斗，而且似乎永远看不到有解脱的希望和可能。
学生还能放寒暑假，还有毕业的那一天哪！
他悄悄地问计于身边的心腹大臣：“你有没有什么好法子，能够让我稍微喘口气的。”
对方想了半天，给出了个主意，不过看上去很像馊主意。上朝时，道光就依计把一些奏折给单独拣出来。
“我真是高看了你们，瞧瞧你们写的这些奏折，连文章格式都出错，字也写得不端正，歪歪扭扭，别以为这是小问题，这是态度问题，后果很严重！”
道光所说的后果，就是要交吏部处分，降级的降级，撤职的撤职。
这下子把群臣全给吓傻了。
文章不符合皇帝所谓的“标准格式”，字体用了稍显随意的行书，而非中规中矩的楷书，竟然就得如此上纲上线，要是奏折内容里再出一点格，那还不得抄家杀头灭九族？
上奏折跟发俸禄并不挂钩，换句话说，你就是一个字不写，也不会被扣工资，何苦来哉。
大臣们的奏折很自然地变少了，内容也变得空泛无物，就算是御史上的条陈中，也基本找不出什么刺。它们越来越像“小学生作文选”中的那些范文，既规范又严谨，但毫不例外都在重复着各种各样的假话、空话和套话。
官场的这股倾向很快蔓延到了考场。一张考卷，考官往往不看考生阐述了些什么，有没有真材实料，只要你用词上犯了忌讳，或者写的字不合他的意，甚至哪怕是写错了一个偏旁，那你就等着名落孙山吧。
科举是那个时代选拔人才的最重要渠道，如此取士，势必导致很多真正优秀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
浙江杭州进士龚自珍素有才名。他在殿试中针对张格尔叛乱后的南疆治理，大胆提出改革主张，洋洋千言，令阅卷考官都惊叹不已，但结果却因楷书写得一般，只被打了个中等分数，连优都没评上。
龚自珍一生不得志，四十八岁那年，他辞官归隐，身后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慨叹：万马齐喑究可哀。
“洋泥巴”
就算不再清理陋规，不再推行实政，乃至于连待办的奏折也人为地减少下来，皇帝仍然忙得气喘吁吁，席不暇暖。
仅一个张格尔叛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无一不需要他为之操心，真是费尽心神。好容易消停了那么几年，紧接着，另一件让他伤透脑筋的事又再次跳了出来，这就是禁烟问题。
说“再次”，是因为大家已不陌生，算是老相识了。从嘉庆开始，大清国就已宣布完全禁止鸦片输入。道光继任后，再次重申禁令，这是他第一次禁烟。
其时道光对鸦片的态度，主要是把它跟“以德治国”和清理陋规联系起来，认为吸食鸦片不仅败坏社会风气，使人堕落，还会怂恿沿海走私现象，导致官员们内外勾结，偷奸耍滑。
这么坏的东东，当然不能予以容忍，一定得撸下来。可是按照帝国实情，一般情况下，你光发禁令还不行，得皇帝用眼睛紧紧盯着。偏偏当时急着要道光办的大事特多，海运糟粮，张格尔叛乱，哪一件看上去都比禁烟来得紧急，他忙这些去了。
忙完以后，道光已经意兴阑珊，连他自己都没兴趣和热情再去主动干什么实事了，然而禁烟是个例外，不干不行。
继道德纲纪外，道光又发现了鸦片的更大害处，那就是还拐他的银子。
中国本身没有大的银矿，所以早期的钱主要是指铜钱，自明朝以后，全世界的银子才随着贸易大量涌入，使中国俨然成了一个白银国度。
道光不一定清楚白银的来源，他只知道如何持家，把每一两白银都尽可能留在国库里。可是根据御史递上的报告，洋人们依靠鸦片贸易，每年都要从中国赚走数百万两白银。一年数百万好像不多，然而如果对比一下帝国窘迫的国库以及皇帝一分钱掰成两分花的节俭，这数字就相当可观了。
另外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则更令人火大。说鸦片其实是洋人地里的泥巴，这些洋鬼子竟然就拿这些一钱不值的泥巴，来换我们白花花的银子，世上还有比这更可恶的事情吗？
道光第二次下达禁令。相比于第一次，这一次的范围更广，力度也更大：从东南沿海扩展到全国，各地官员，从县令到督抚，实行全民总动员。
不就是鸦片吗，什么了不得的东西，还敢跟我叫号？
对于成功地办理漕粮海运，平定过张格尔叛乱的道光皇帝来说，大风大浪都经历了，确实想不出一块“洋泥巴”会有多大能量。
反馈上来的信息似乎也在验证这一结论，每年年底，在各省送上来的查禁报告中，都是一片报捷之声。到1835年底，连道光自己都确信已经“天下无贼”，至少在帝国境内，再也无人敢于顶风吸食或私栽鸦片了。
三年之后，即1838年，真相逐渐露出了尾巴。道光吃惊地发现，鸦片贸易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每年都在呈几何级数快速增长。
举个例子，嘉庆末年走私的鸦片每年不过才四千箱。在道光宣布第一次禁烟令期间，首次突破了一万，到第二次发布禁令，已接近两万，似乎是禁令越严，烟民越多，有的官员自己就成了如假包换的“瘾君子”。
鸦片进来，白银当然就要出去。每年两万箱的“洋泥巴”，足足从中国人手里赚走了上千万两银子，就这样，那些御史们还嫌皇帝不够闹心，又在奏折中添油加醋，将上千万说成是七八千万，给道光造成的印象就是，即使想明天不破产都不可能了。
穷日子磨出来的琐碎，已经足以把皇帝折腾得苦不堪言，人家平时连碗汤都舍不得喝啊。现在你们还要抢他银子，而且不是一两一两地抢，是千万千万地抢，这无异于在挖心挠肺，用一千把小刀子捅着这个可怜人的心，蹂躏着他的感情。
道光出离愤怒。继两次禁烟失败后，他宣布第三次禁烟，这次不比以往，要动真格的了。
1838年9月，两位王爷都受到了削去爵位的严厉处分，其中还包括一位皇室中地位最高的铁帽子王，原因就是吸食鸦片。处分令下，一时震惊朝野。
但是刚朝皇亲国戚开完刀，道光就接到奏报：在天津查获走私烟土一万余两！
这回倍感震惊的是道光。他这才发现自己仍然错误估计了鸦片的能量，那不是普通的“洋泥巴”，而是威力无比的“洋魔土”。
面对如此强敌，再按部就班，一点点来，无疑还是在瞎忙一气，最后也只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收获不到。
得出重手，使绝招。
道光相信，只有堵住源头，鸦片贸易才可能完全绝迹。
鸦片走私的源头在哪里，在广东。广东查禁到的鸦片量每年都排在全国第一，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明那里的鸦片贸易有多么猖獗。
这是用得着千里马的时候，必须派得力官员前去主持禁烟。说起道光最喜欢的千里马，当属陶澍无疑，此人办理漕粮海运的气魄和才能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无奈时年六十多岁的陶澍健康状况不佳，已经中风躺倒在床，实在指望不上。于是道光想到了林则徐。
林则徐的父亲是私塾先生，由于家里人口多，有时还不得不以卖柴为生，所以林则徐的家境很差。不过穷归穷，他从小就显示出了极好的个人品质。
某天，林则徐和同学出去玩，看见一老太掉了串铜钱在路上。两人就帮着一道捡，谁知他同学玩赖，中途用脚踩住一文铜钱，等老太一走，就偷偷地藏进了自己衣袋。
林则徐看在眼里，非常不高兴。后来他做两广总督，那个同学也恰好被分配到了广东，本以为林则徐会看在老同学面上，给安排个肥缺，不料久无结果。
找人一问，林则徐很干脆，说你以前那件事我还记得，“儿时心术如此”，连一文铜钱你都要贪，现在当官了，我决不相信你还会保持廉洁。
这个同学碰了钉子，便托关系改分到了别的省，此后果如林则徐所言，让他中箭落马的正是贪污受贿。
林则徐晚年给子孙分家产，三个儿子一人拿到了六千串铜钱。全部铜钱加起来，按银价折算，还没一万两白银。要知道，林则徐任官四十年，仅封疆大吏就做过二十年，到老只能留下这点积蓄，称得上是官场中的奇迹，所以后来连曾国藩都对他弟弟说，大吏能清廉到这种样子，“真不易及”，我们这些人很难做到啊。
自古及今，清官都不是判断好官的唯一标准，林则徐的厉害之处，在于他绝不低于陶澍的实干作风和能力。
有心才能办事
陶澍在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后，曾在年轻翰林们中间组织诗社。就是这么一个文学社团，却几乎将道光年间的千里马都一网打尽了，包括龚自珍、魏源皆加入过诗社。
原因就是这个诗社不光讨论如何写诗作赋，还研究“实学”，与道光曾倡导的实政可谓相得益彰。
明清一代，科举考试皆以程朱理学（也称宋学、新儒学）为正宗，考试时ABCD，都是理学家们提供的标准答案，就差电子阅卷了。在高榜得中之前，陶澍这些人也没有一个敢逾越雷池半步，答A，他不敢填B，但是等通过考试，步入社会，就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马上发现学过的大道理，亦即所谓“义理”，至多可以用来提高一下自身修养，办事的时候却百无一用。
于是这些聪明人便想到把义理中“内圣外王”的含义拓展开来，猛补恶补社会课，以便用“经世致用”的学问来填补“外王”之不足，这就是清末“实学”的最早起源。
在这个研究实学的诗社里面，陶澍居首，林则徐则可排老二。
早在高榜得中之前，林则徐就是个有心人。他坐船进京赴试，一路上都向人打听关于漕船的事。别人觉得奇怪，小伙子看上去挺开事儿的呀，可这马上就要考试了，你不多做做复习题，问这些破破家家的干什么？
当周围投来疑惑目光，林则徐只是一声叹息：“读书人什么事不要留心呢，怎么可以漠然而视之。”
林则徐跟陶澍都想到了一块，漕运、河工、盐政被称为帝国“三大政”，“三大政”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国家兴衰，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早期实学乃至实政关注的核心。
有心才能办事。1831年，道光调林则徐治理黄河，这是“河工”中的重点，也是难点。
要跟黄河对峙，最现成的办法就是把秸秆，也就是摘了穗的高粱秆堆成一垛一垛，用以防护大堤，但是每年数不清的钱投下去，就是难以见效。
林则徐一语惊人，说弊端就出在秸秆上。他亲自检查这些秸秆堆，不看头几层光鲜的，而是专门把里面几层抽出来验看。一看，中间都是杂草和秸根，属于纯粹的豆腐渣工程。
脑瓜子迷糊了，拿这些来以次充好，林则徐沿着秸秆一路追查下去，谁提供的谁负责任。这下子无人再敢犯贱，只能老老实实地把合格的秸杆如数送上来。
在林则徐之前，奉旨治理黄河的大臣不少，但没有谁能做到这么精细，也缺乏如此见识，加上出任督抚期间的其他卓越政绩，使林则徐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关注和认可。
无论陶澍还是林则徐，对禁烟的态度都很坚决。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缉烟贩、收缴烟具方面，更被视为地方上的楷模。
当道光就禁烟遍询诸臣时，林则徐请用重典，并断言：“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
这句话第一时间就得到了道光的共鸣，他下令林则徐即刻晋京面圣。
进京之后，道光连续十九次召见林则徐。每次召见，都特准在紫禁城内骑马，考虑林则徐不太会骑马，又改为坐轿。正式交谈时，道光甚至让人在地面铺上毡垫，为的就是怕谈话时间一长，把他的宠臣给累着。
这种礼遇已经破格得不能再破格，是大清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不唯一般大臣享受不到，就连曹振镛这样七老八十，走路都要打晃的三朝元老，也只有旁边看看的份。
待遇跟责任是相匹配的，给你多高的待遇，你就要准备承担多大的责任。道光此时已把鸦片视为“中国一大患”，他把除患的使命交给了林则徐。
“我现在任命你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以便正本清源，将鸦片斩草除根！”
1839年1月，林则徐抵达广东。履任之后，他就像当年治理黄河那样，一条条对照禁烟令，哪个疑点都不放过，并且谁的人情也不给。
这位钦差大臣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将在世界禁毒史上所留下的分量，他只知道国家需要他守护。鸦片这个大患不除，国家就难以看到明天，所以他决不会轻言放弃。
林则徐致信洋商，要求鸦片贩子们必须在三天内将走私入境的鸦片全部交出，撂下的话是：“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广东不是第一次禁烟，过去也曾是查获鸦片最多的一省，但作为鸦片走私的源头和最大集散地，这里的鸦片贸易一直都没有消停过，而且眼看着是越查越多。其中一个弊病就是洋商会拿银子去衙门开路，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禁烟渐渐地变成了扯瞎话。林则徐突然来这么一手，使得秸秆堆里的“豆腐渣工程”再也无处遁形，鸦片贩子们更是遭了老罪，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
商人重利，怕归怕，这些人还抱着侥幸心理，在磨磨蹭蹭地察看风向。
看来你们是在质疑我的能力和决心啊，林则徐随即下令封锁驻广州的英国商馆，同时缉拿其中最大的鸦片贩子。
林则徐的雷厉风行，让正在澳门的义律坐不住了。义律的身份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他要做的就是保护在华英商的利益，见英商们已成困兽，赶紧从澳门赶到广州。
义律的现身，不仅没有帮助洋商们脱离苦海，反而把他自己也陷了进去。林则徐将义律也一道困在了商馆里：“你们不缴鸦片，就别想出来！”
商馆的吃喝被全部断绝，到了第三天，洋商们再也打熬不住，终于同意上缴鸦片。
林则徐将收缴到的鸦片集中于广东虎门，亲自进行点验，以防洋人偷梁换柱。检验的结果是，两万余箱鸦片都是真货，钦差大臣的认真和坚持换来了报偿。
确认无误后，林则徐奏请派人解送鸦片进京，道光皇帝的答复是在海滨就地销毁。
1839年6月3日，开始了著名的虎门销烟。
如何销毁鸦片在当时就是个技术难题。最简单是用火烧，弊病是烧不完的鸦片渣会渗进泥土，那些“瘾君子”见到渣子都会两眼放光，难保他们不会挖地三尺，把这些渣渣再给刨出来。
林则徐在虎门采用的是用水泡。事先在海边凿一大池子，投以石灰，使鸦片得以完全溶入池子的海水里，然后趁退潮时往大海里冲，一冲了之，一了百了。
你再有瘾，就到海里面去吸吧。
伴着石灰的沸沸扬扬，虎门销烟持续了四十多天。在蓝色的天空下，一箱又一箱鸦片化为乌有，围观的人们心在跳动，他们有理由相信，过了今夜就不会再有噩梦。
那时没有谁能想到，噩梦其实才刚刚开始。
